何谓“江南”——谈谈文化概念中的江南
杭州第19届亚运会开幕式上，“桂花鼓”、钱塘潮、绿水青山、国大雅韵，诗画江南与人文亚运交相辉映，把“江南”文化意象中蕴含的清爽灵动、厚重典雅示意得极尽描述。回首连年来火出圈的文艺作品，诸如舞剧《永不用逝的电波》《只此青绿》，春晚节目《忆江南》《碇步桥》，不少都自带“江南范儿”。那么，何谓“江南”？“江南范儿”又是怎样炼成的呢？
宋代柳永《望浪潮》开篇道“东南形胜，三吴城市，钱塘自古富贵”，此处之“三吴”“钱塘”即为江南的重腹地理标记和代名词。词中的描写，“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传播千古，可谓精妙。但说此地“自古富贵”，却带有几分浮夸。即便抛开杭州一隅，从宽泛的“江南”来看，墨客们重复吟咏的这片“佳人地”，也经验了漫长的演变进程，才完成了本身的文化形塑。
苏州水街 吴冠中 资料图片
“江南”的字面意思是长江以南，但其寄义在差异语境下又有变革。本日通称的“江南”，在汗青上也被称为“江东”或“江左”。“至今思项羽，不愿过江东”的“江东”，概略上包罗了本日人们心目中的“江南”。电视剧《琅琊榜》以地处江南的南朝梁为配景，主人公梅长苏的绰号即是“江左梅郎”。唐代设有“江南道”，面积宽大，包罗长江以南大部门地域。从此，作为行政区划观念的“江南”，跟着朝代变迁而变革，直至清乾隆年间逐渐退出汗青舞台。作为地理观念的“江南”，则逐渐牢靠为太湖流域的苏州、松江、常州、杭州、嘉兴和湖州等地。也正是在人文交换和层累积淀的汗青演变中，文化以其奇异魅力跑赢了行政区划的频仍变换，把诗情画意的江南定格在了中汉文明史上。
着实，在先秦时期的华夏人士眼中，江南是“文身断发”的夷狄之地，其人尚勇好斗，和本日人们认识的“江南范儿”截然不同。秦代到汉初，江南大部门地域还处于“火耕而水耨”的原始农业期间，虽“无冻饿之人，亦无令媛之家”，并且因为“江南卑湿，丈夫早夭”，这片土地在其时民气目中的形象并不行爱。西汉贾谊被贬为长沙王太傅时，就对南边糊口忧心忡忡，深恐“寿不得长”。然而，没过多久，环境清静变革。汉朝往后，环球气温低落，江南一带的天气变得相宜耕作和栖身，迎来了改命重生的天赐良机。假如说土地开垦和经济成长为江南的繁盛奠基了物质基本，那么，深刻而普及的人文交换，则不绝为“江南范儿”的形成注入了活力。
汗青地看，秦汉之际、两汉之际、东汉末年至三国时代，出格是西晋永嘉之乱、唐朝安史之乱、北宋靖康之乱往后，以生齿大局限南迁为载体的文化撒播和融合，适应了天然情形变革的大趋势，一次又一次革新着江南的面孔，促使“江南”进入了属于本身的文化时刻。
史学家钱穆以为：“东晋南渡，长江流域遂正式代表着传统的中国”。永嘉之后，大批华夏世家南渡遁迹，他们多半具有较高的文化造诣，文雅的士族文化给彼时的江南注入了诗性内在，有力敦促了“吴越之风”向“江南文化”的转变。《隋书》写到南北朝时期文化状况时说：“衣冠轨物，图画记注，播迁之余，皆归江左。晋、宋之际，学艺为多，齐、梁之间，经史弥盛。”这一时期，很多重要文化成就都出自北方移民或厥后代之手。范缜的《神灭论》、钟嵘的《诗品》、周兴嗣的《千字文》、刘勰的《文心雕龙》，皆为例证。到了唐代，太湖流域之富庶富贵愈发现显，“赋出全国而江南居十九……浙对象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府又据两浙十九也。”安史之乱后，“士君子多以家渡江东”，用墨客李白的话来说，“全国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永嘉南迁，未盛于此”。有学者统计，从整个唐朝的诗大家数来看，北方远远高出南边，但安史之乱之后，南边诗大家数大幅进步，与北方八两半斤。
人民的西湖 丰子恺 资料图片
靖康之变，宋室南渡，江南在文化成长之路长进一步发力。正如清代靳辅所言，江南在“汉唐早年，不外一泽国耳。自钱镠窃据，南宋偏安，民聚而地辟，遂为财赋之薮”。据研究，这次生齿大迁徙从1126年（靖康元年）开始，一向一连到1279年，总生齿达500万人之多，让南边生齿数目大大高出北方。旷日耐久的移民波及整个长江流域以致本日的海南岛，而移民漫衍最多的则是南宋政权中心地址的江南地域。一方面，“西北士医生多在钱塘”，诸多学者大儒在此会聚，李清照、辛弃疾等文人雅士在此居停，大大敦促了文化学术的成长；另一方面，大批职业艺人集聚促进了市民文化的繁荣，《武林往事》记实，南宋的杭城表里共有娱乐场合“瓦子”二十多处，观浩瀚时到达千余人。各类文化演出行当五十多项，艺人五百余人，他们或报告汗青故事、民间传奇，或演出杂技马戏，或表演杂技电影。
斗转星移，文以随之。当汗青行进到明清时期，江南文化以成熟烂漫的姿态泛起于众人眼前。明清两代，均匀每7个进士，就有1个以上出自江南。明代状元，四分之一来自江南地域；清代状元，江南地域占半数以上，以至于苏州文人汪琬把状元称为内地“土产”。科举场上的自得，齐集反应了江南文化气力的整体晋升。作为这一时期文化符号的《红楼梦》、“三言二拍”、《牡丹亭》等名篇佳作多半打上了江南的印迹，也正是这些文化经典最直接地塑造了传播至今的江南形象。
可见，“江南范儿”是汗青的产品，正所谓“东南财赋地，江左文人薮”，历代文化人对江南山川光景的描述、对江南文化精力的剖析，则是敦促这一汗青历程的要害地址。如前所述，“江南”在区域上概略对应太湖流域，对其最感人、最普通、最精辟的表述，当数“上有天国，下有苏杭”。假如把“江南范儿”比作一套绮丽的衣饰，苏州和杭州无疑是最称职的模特儿。苏杭之盛名携手传播，又离不开文人的妙笔。据柴德赓研究，苏杭连称始于白居易，他的诗中并提苏州和杭州五次，如“苏杭自昔称名郡”“江南名郡数苏杭”，《和我年三首》中的“我年五十七，荣名得若干。甲乙三道科，苏杭两州主”，更是以本身曾在苏州、杭州任职而孤高。
白居易的诸多江南主题诗篇中，《忆江南》最为四处赞颂，活跃表达了他对江南的眷恋。“春来江水绿如蓝”“郡亭枕上看潮头”，当我们品读这一名篇，会发明，“水”是江南意象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从地理上看，“阵势倾于东南，而吴之为境，居东南最卑处，故宜多水”，在这片水乡泽国，先民“以塘行水，以泾均水，以塍御水，以埭储水”，试探出一套完整的水利体系，“遇淫潦可泄以去，逢旱岁可引以灌”，不单为经济成长提供了前提，并且塑造了江南奇异的文化景观。从南朝谢灵运的《山居赋》、张缵的《南征赋》到苏轼的“一叶舟轻，双桨鸿惊”，再到近代朱自清《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丰子恺的《塘栖》，在历代文人关于江南的诗词歌赋中，“水”的出镜率大噶鲱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