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推荐】二里头科学发掘60年 展示中国最早的王朝
10月19日，国家“十三五”重大文化工程，展示夏朝中晚期都城遗存的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盛大开馆。作为集中展示二里头遗址的考古成果以及夏朝历史、夏文化探索历程、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果的专题类博物馆，为完整展示夏文化脉络，博物馆共展出文物2000多件，其中，被誉为“中国第一龙”的绿松石龙形器、方格纹铜鼎、乳钉纹青铜爵、镶嵌绿松石兽面铜牌饰等珍贵文物精彩亮相。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通过出土文物、图版、浮雕、沙盘，并结合VR体验、互动游戏、模拟展示、视频播放等多种展陈形式，传统及高科技手段交融，视觉与体验交织，使内涵宏大而丰厚的夏都文化扑面而来，向观众精彩呈现出中国最早的王朝。二里头考古遗址公园、游客服务中心等也基本建成，与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一起开放，使游客拥有了更好的参观体验。
展览还展示了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两大学术研究工程开展过程中留下的文字、图像资料等，并设置了“学术人物”学术史单元，包括二里头遗址发现者徐旭生、二里头遗址历任考古工作队队长以及“夏商周断代工程”参与专家们的珍贵资料。据介绍，该博物馆共征集到“夏商周断代工程”珍贵文件、图书、音像资料共159件以及来自社会捐赠的有关二里头考古的专家学者书信、手稿、书籍等。
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在开馆仪式上指出，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建立，有利于阐释早期中国形成历程，让公众更好地认知了解中华文明悠久历史，是向世界展示中国源远流长、绵延不断历史的力证。
作为全国大遗址保护、展示和利用的示范区，早期中国国家形成和发展研究展示中心，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历程与成果展示基地，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洛阳市政府共建、共管，建设投资约6.3亿元人民币。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外观设计以“华夏之源最早中国”为基本理念，包含“钥匙”“盘龙”“铜爵”“玉璋”等元素。空中俯瞰，博物馆屋顶平面形似暗含一把“钥匙”，象征着二里头文明是打开中华文明的一把钥匙；博物馆整体建筑宛如一条盘旋的龙，以体现二里头在早期中国研究中的独特地位。
河南省委常委、洛阳市委书记李亚表示，未来将高质量做好博物馆运营和管理工作，使其成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标志性、示范性项目，着力在传承中华文脉、推动文化繁荣兴盛中发挥重要作用。
1959年夏，著名考古学家徐旭生先生率队在豫西进行“夏墟”调查时，发现了二里头遗址，夏文化探索序幕由此拉开。60年，几代考古人在不同时期的持续发掘研究和艰苦工作，在这里，考古发现了中国最早的“井”字形城市主干道网、最早的“紫禁城”——二里头宫城、中国最早的双轮车辙、二里头宫城、中国最早的有中轴线布局的大型“四合院”式宫室建筑群、中国最早的国家级祭祀遗迹和祭祀区域、现有中国最早的官营青铜器制造作坊和绿松石器制造作坊……经考古学与历史文献学考证，几代考古人共同形成了我们今天对于二里头遗址的全面认识——二里头遗址是夏朝中晚期的都城遗址。
这里有着明确规划且发达成熟的宫室制度、贵族墓葬代表的墓葬制度、祭祀制度及以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器群、玉质礼器群和绿松石龙形器等遗物为代表的器用制度，都代表了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发达程度，进一步强化了该遗址在中国早期国家与文明研究中的重要地位，成为研究中国早期国家形态、探索夏商王朝分界的关键遗址。
“自从1959年二里头遗址开始发掘以及之后河南的王城岗遗址、新密新砦等等一系列这个时期重要遗迹的揭示，证实了夏王朝的存在。”李伯谦先生说，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结果可以得出二里头是夏代中晚期都城的结论。以王城岗大城为代表的河南龙山文化遗存是夏代早期文化，以河南新密新砦遗址为代表的文化遗存是后羿代夏时期的夏文化遗存，二里头文化代表的是少康中兴以后一直到夏桀被商汤灭掉的夏文化。从这三段可以看出来二里头文化发展的程度最高，是从“古国”到“王国”一个重要的标志。
“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二里头文化创造的礼制有广泛的影响，这是强大文化辐射的时代，这样一个时代是二里头遗址所代表的时代，是最早中国形成的时代，二里头代表的是夏王朝的文明。”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先生在主旨演讲中说，我们对这一点坚信不移。
持续的发掘和研究可确认，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是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中华文明在长期交流互动中相互促进、取长补短、兼收并蓄，最终融汇凝聚出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文明核心，在距今3800年前后，中原地区进入到更为成熟的王朝文明阶段，并向四方辐射。
二里头遗址科学发掘6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分为大会主题发言和分组讨论两种形式，与会学者围绕早期城市早期国家和早期文明研究、二里头遗址及相关文化研究等热点问题进行研讨。
毕生都在研究二里头、二里岗的杨育彬先生对60年来夏文化探索和研究历程进行梳理，认为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发掘与夏代晚期文化的研究，登封王城岗、新密新砦的考古发掘和早期夏文化研究，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开展，已经成为探索研究夏文化考古里程碑上最耀眼的三个刻度，将会永远载入中国考古学乃至世界考古学的史册。
杜金鹏先生是1979—1999年二里头的第二个二十年中二里头遗址考古人最重要的成员之一，在那个20年里，对二里头遗址的范围、二里头文化分期、二里头文化年代和性质的认知，都在以前的研究基础上有了推进。尤为重要的考古工作是发掘了二里头遗址铸铜遗址，包括铸铜的浇铸工厂、三座铸铜工场作坊；还有在二里头六期发现的重要的祭祀遗存。
60年来学者们对二里头遗址的学术研究一直是三代考古的重点之一，而这种研究是全方位的。许宏说，二里头遗址是迄今为止中国考古学学科范畴内科技考古各“兵种”介入最多的一个遗址，已经出版的大型考古报告《二里头（1999—2006）》则是迄今为止我国参与编写的作者人数最多的一本考古报告。聚落考古和多学科研究的理念与收获，构成了这部报告的重要特色，是中国考古学学科发展与转型的一个缩影。
未来二里头遗址的研究中，科技考古还能做些什么？袁靖认为要做好四个结合：一般遗址与典型遗址研究相结合；肉眼观察研究和测试分析相结合；科技考古与多学科合作相结合；考古研究与历史研究相结合。
在二里头遗址博物馆中，璋显中国——中华牙璋文物特展同期展出。二里头文化时期，牙璋是国家政治制度的一种物质象征。邓淑苹先生对大汶口至二里头期考古出土牙璋的质地、扉牙、风格进行比较研究。邓聪先生从一个国际的视野，对绿松石材料的对比以及方法论的对比，发现中国绿松石可能是全世界最早的，并且有复杂绿松石嵌片拼合工艺技术。
学术研讨会上，还举行了《徐旭生文集》《二里头考古六十年》《洛阳盆地中东部先秦时期遗址》三本书的首发仪式；徐旭生先生家属捐献二里头相关物品的捐赠仪式。徐旭生先生的家人向二里头遗址博物馆无偿捐赠总共82件珍贵的遗物，包括徐旭生先生1900年—1966年之间的手书日记17件、《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等专著两本，还有特别珍贵的徐旭生先生与郭沫若、陈瑛学、郑振铎先生的往来信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