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太雷愿作惊雷：“富贵是害人的东西”-搜狐新闻

　　张太雷的名字，是与中国的创建及广州起义紧密相连的。他由英文翻译出身，成为党内最早的国际活动家，在武装暴动中又担任指挥。张太雷与那些被害于刑场、监狱的烈士们不同，他是第一个牺牲于战斗火线的中央政治局成员。

　　学生时，他自号“长铗”，“以战国时的义士冯驩自期，胸怀大志，要铲除人间不平。”参加革命后，赴共产国际为中国正名，也是广州起义的主要领导人。

　　生平：1920年上半年，张太雷加入李大钊等人秘密成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当年10月，张太雷参加李大钊等人发起的北京早期组织，成为最早的中共党员之一。

　　“他的人生，在广东进入最高潮，又在最高潮时戛然而止。”他自号“长铗”，“愿化作震碎旧世界的惊雷”。

　　他是张太雷，生于江苏常州一个没落封建世家。8岁时，父亲得急病不治身亡。年轻守寡的母亲靠在亲戚家帮佣，拉扯着儿女长大。张太雷读一年私塾后转入新式小学。校长见他成绩优秀，便资助他考入常州府中学堂。

　　在校期间，他和同学瞿秋白等人时常参加各类民主爱国活动。辛亥革命时，张太雷和校友瞿秋白带头剪辫，上街宣传革命，抵制日货。1915年，张太雷考入北京大学法科预科，但由于当时北大的学制很长，他认为自己的经济条件难以支持，于是转入天津北洋大学法政科，边读书边搞翻译。

　　相比富家子弟，大学对于张太雷，承载着改变个人和家庭命运的希望。入学之初，他的规划很简单，毕业后做律师，升官发财。

　　张太雷很正式地对李子宽说：“做人要整个儿改，我以后不到上海当律师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只有走十月革命的路，才能救中国。”

　　张太雷成为了俄国汉学家、俄共党员鲍立维的翻译和助手，开始接触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和思想。

　　大学毕业后，张太雷抛弃可以“升官发财”的前程，连毕业证都不领就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他常往来京津之间，为革命奔走。皮箱里都是宣传小册。

　　“他演讲才能特别突出。”大学同学刘玉珊回忆，上学时张太雷曾到塘沽进行爱国宣传，“讲演完毕准备回校，火车已开动，报纸上说，听者犹相聚不散，引领遥望，似恨时间短促，不能尽所欲闻。”

　　同事王一知评价张太雷，“是一个不知疲倦的宣传鼓动家”，“他能结合自己亲身经历，所以讲得十分生动。”

　　张太雷纪念馆馆长黄明彦据史料还原：张太雷课后脱下学生装，穿上粗布衣，和工人们一起做工，到工人家里拜访、谈心，把节省下的生活费买来茶叶、糖果等接待工人。

　　张太雷女儿张西蕾回忆父亲这段经历时说道：出身贫寒的他，通过刻苦努力考上大学，接受了当时国内最好的高等教育，承载着家庭的希望，却连毕业证书都不领，就抛家舍业投奔革命，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他？[详细]

　　张太雷成长的环境，是在受西方影响较深的苏南。上中学时，他还信奉过基督教。但是，他从小同情劳动人民，看到耶稣并不能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再目睹外国传教士的行为，转而采取激烈的反洋教态度，并投身革命。

　　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中国会见李大钊和陈独秀，张太雷担任维经斯基的翻译，到上海见到陈独秀。10月，张太雷参加李大钊等人发起的北京早期组织，成为最早的中共党员之一。

　　张太雷受李大钊派遣，在天津一家裁缝店楼上，创建了天津第一个S.Y.(社会主义青年团Socialist Youth简称)。明确宗旨为“研究和实现社会主义”。

　　“当时许多青年组织的纲领，只把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作为主要任务。”黄明彦说。

　　1927年春，他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大革命失败、陈独秀离职的紧要关头，张太雷又与周恩来等五人共组中央常务委员会领导全党。他代表中央赶往广东潮州，迎接南下的南昌起义部队。起义部队失败后，张太雷布置了疏散工作后才返回上海向中央汇报，马上又奉派回广州领导起义。

　　纵观他参加建党后的七年间，在国际国内从来都是东奔西走，是当时党内旅程最长的活动家。[详细]

　　这位牺牲时也不过29岁的革命家，当初是一表人才——高高的个子，英俊的面庞上架着一副宽边眼镜。长期当翻译，英语非常流利，还会俄语。他在国内发表的文章也是文采飘逸，有典型的学者风范。

　　搞起实际工作，张太雷却没有一点娇嫩之气。参加北京小组后，他便与邓中夏一起到长辛店开展工人运动，与工人一同睡土炕、吃窝头。当时他的生活费每月只有7块钱，但他只留下3块钱当伙食费，其他的钱用于招待工友，以至于自己经常吃不饱。

　　据老同志回忆，他虽然是党内参加外事活动最多的领导人，个人财产就只有为工作需要买的两套西装，出差剩余的经费全部交给党，连接济他时时惦念的寡母，都要靠组织帮助一点钱。当时，党在经济上极其困难。张太雷看到身边的同志需要接济，便慷慨解囊，有时只好把西装送进当铺，外出前领到活动费再赎回来。

　　“我立志要到外国去求一点高深学问，谋自己独立的生活。我先前本也有做官发财的心念，但是我现在觉悟：富贵是一种害人的东西……”这是张太雷1921年2月写给妻子陆静华的信中的一段话。

　　“从这段朴实的话语中不难看出张太雷在接受思想，投身革命前后的思想转变和人生追求。”张太雷的外孙——退休武警少将冯海龙提到这封家书说。[详细]

　　坐广州地铁１号线米，便到了中山六路（即旧时的惠爱路）与六榕路交界处。这里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广州四大酒楼之一——西园酒家所在地，如今已是繁华的商业街。1927年12月12日的午后２点多，张太雷曾在这里以洪亮的声音宣布：“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了！”但此时的张太雷不知道，这激动人心的时刻将是他人生最后的高潮。

　　1927年8月7日，八一南昌起义后不久，中共中央在汉口紧急召开“八七会议”，确定了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总方针。张太雷在会议上当选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两天后，中央对南昌起义军南下广东后如何建立革命政权展开讨论。当讨论到由谁先到广东主持起义筹备工作时，张太雷主动请缨。会议同意了他的请求，并任命他为中共南方局书记、广东省委书记。会议结束后，他立即南下，投入到筹备和部署起义的繁忙工作中。

　　在筹备暴动的十几天，他不顾危险四处奔走，在船舱内、大桥下和小戏院内召开各种会议，亲自向工人、教导团官兵和党员积极分子做动员。12月11日凌晨起义爆发，他身穿军装，脖系红领带，在攻占的公安局大楼上竖起广州苏维埃政府的大旗，这是中共在大城市内通过暴动建立的第一个红色政权。

　　12月12日，城外和部分街道上已是枪声大作，张太雷仍毫无畏惧地召开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并向群众发表演说。会后听到大北门附近枪声激烈，便同共产国际代表以及警卫、司机共四人乘一辆插着红旗的敞篷汽车向那里驶去。

　　汽车行驶至惠爱西路，前面突然出现了一群穿便衣拿枪的人，一时也看不清他们脖子上是否有红领带。缺乏经验的警卫和司机还以为是赤卫队员，没有防备。这批人却一声呼啸，散到路边举起枪射击，原来他们是工贼组成的称为“体育队”的反动武装。后座上的张太雷和前座上的卫士见状马上拔枪，对方的枪却先打响。张太雷身中三弹，倒在车内牺牲，卫士和司机也当场身亡。

　　广州起义时在军委工作的一位领导同志后来很惋惜地回忆说：“太雷同志是一位好同志，但他是书生出身，缺乏军事常识，缺乏领导武装斗争的经验。”身为书生出身的最高领导，在缺乏经验时仍敢于拼杀，这种无畏的革命精神还是值得敬仰的。[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