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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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事主体又称“民事法律关系主体”。参加民事法律关系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即民事法律关系的当事人。民事主体的资格由法律规定，在中国，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能够作为民事主体的有公民（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国家是民事法律关系的特殊主体，在一定情况下，需要国家直接参加民事活动时，国家以民事主体的资格参加民事法律关系，如发行公债、享有财产所有权、接受赠与、对外以政府名义签订贸易协定等。在民事法律关系中享有权利的一方称权利主体，承担义务的一方称义务主体。通常，民事主体既是权利主体，也是义务主体。民法调整的主要是商品经济关系，商品关系要求对等的劳动交换并体现等价有偿的要求，反映在民事法律关系上就是双方都享有权利、承担义务。在某些民事法律关系中，只有一方是权利主体，另一方则是义务主体，如绝对权关系、无偿的合同关系等。在民事法律关系中，主体可以都是单一的；也可以一方是单一的，而另一方是多数；也可以双方都是多数的。在某些民事法律关系中，义务主体是特定的人，例如债权债务关系；在另一些民事法律关系中，义务主体则是不特定的任何人，例如所有权关系。

　　民事主体，即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依我国法律，包括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以及个别情形下的国家(如国家成为无主财产的所有人)。

　　民事主体在有的国家和地区的立法及学说上称为权利主体。传统民法认为：“民事主体是法律关系的参加者，其本质的含义就是能够享受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它是一个发展演变的概念，“是由社会经济发展决定的”。根据民法的发展史，民事主体经历了从一元主体到二元主体的演变过程。罗马法确立了民事主体的一元结构。罗马法没有权利能力的概念，而是采用人格的概念，根据一定的标准从生物人中选择一部分自然人，赋予其法律人格。罗马法上没有关于法人的规定，将合伙作为一种合意契约处理，“两人以上相互承担义务将物品或劳作集中在一起，以实现某一合法且共同利益的目的，这种合伙的意愿被称为合伙意愿”。到1900年《德国民法典》为适应进入垄断阶段的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正式确定了法人制度，明确了法人的民事主体地位，打破了自然人作为民事主体的一元结构。

　　通过对自然人和法人的共同特点的分析，可以得出民事主体的构成要件：第一，名义独立。自然人和法人能以自己的名义为民事行为，与第三人发生法律关系。“对组织体特别意味着能够用组织的名称与第三人为民事法律行为，而不是以法定代表人或其他组织成员的名义”。第二，意志独立。即按照自己的意愿，通过自己的选择来活动。自然人能通过自己的自由意志为民事法律行为，不受他人的非法干涉。对于法人而言，应该是其共同意志，而不是其成员的个人意志的简单相加。第三，财产独立。即“民事主体必须拥有作为一个实体独立的财产”。自然人对其拥有的财产享有完全的、排他性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法人的财产独立于其成员的财产，为法人的共同利益所支配。第四，责任独立。即要求民事主体具有责任能力。自然人和法人都以其全部财产对外承担责任，法人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是以其财产独立为前提。责任能力是从行为能力制度中分化出来的一项制度，但其是否应当从行为能力制度中分化出来，成为民事主体的构成要件，我认为是值得商榷的。民事主体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行为能力包括两个方面：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前者指行为人能认识自己行为的后果，后者是行为人辨别善恶的能力。责任能力是行为人对自己的违法行为承担责任的能力，此处的责任“并非独义务的担保，而是行为之实施处在行为人有意识的状态导致的可罚责性”。由此，行为能力制度的实践理性方面内在的包含承担责任的方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是法律赋予民事主体的能力，而行为能力又包含责任方面，所以责任独立不能作为民事主体的构成要件。

　　主流的民事主体判断标准认为，民事主体的本质条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的存在；二是国家法律的确认。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是民事主体存在的决定性因素；国家以法律形式加以确认，也是其存在所不可缺少的条件。在商品交换中逐渐形成的平等的人格和地位，是产生民事主体的前提条件；而在商品交换和其他民事活动中，享有充分的财产自主权是民事主体成立的必要条件，如社会团体要成为民事主体，应当具备必要的财产；民事主体在其财产权的范围内，对外具有承担相应财产责任的能力，即任何民事主体都应以自己独立支配的财产，对外独立承担财产责任，这是民法调整商品经济关系的一个重要规则，也是各国民事主体均须具备的条件；民事主体是一个法律范畴，它的确认不仅依赖于物质生活条件，而且取决于统治阶级的意志，实际上，哪些自然人或社会组织可以成为民事主体，以及这些民事主体享有哪些民事权利，都是由国家法律加以规定的。

　　抽象人格论是西方法律思想史上的重要成果，它已经成为西方民事主体制度的重要理论基石。抽象人格论认为，衡量能否成为民事主体的标准，应当看其是否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抽象人格，是抽象的法律人格的简称，又称一般的法律人格、一般人格，是指人们平等普遍、独立自由且终身享有的不可变更、不可转让的民事权利能力。

　　民事权利能力论认为，凡是法律关系的主体，都应具备能够依法享有权利、履行义务的法律资格，即权利义务能力，简称权利能力。权利能力是一个自然人或社会组织在法律上的人格确认。具备法律上的人格才具备法律上的主体地位，才能成为法律关系的主体。

　　民事主体功能论认为，法律对于民事主体的规定，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在人文主义的影响下，赋予所有自然人民事主体地位，使其参与民事法律关系，享有相应的权利义务；二是为了达到特定的目的和发挥特定的功能而对一定的社会存在赋予民事主体地位，确认其权利能力，这主要是针对社会组织和特定财产而言的。个人在经济和社会中发挥着重要功能，是法律确立自然人民事主体地位的根本原因。法律赋予一些社会组织有独立于其成员的民事主体地位，也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团体的特定功能。一些社会存在要对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发挥功能作用，就必须通过参与一定的民事法律关系才能实现，此种情况下，法律就有必要赋予某些社会存在民事主体地位。

　　从上述各种理论中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其一，民事主体的主体地位必须得到法律的确认。此为上述各种理论的共识。认为尽管从根本上说，一个社会主体取得民事主体地位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但从现实的角度看，法律毕竟是控制社会的一种工具，控制进入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范围是立法者进行社会控制的一个重要手段，因而，一种社会主体能否取得民事主体地位完全是立法者选择的结果，民事主体资格是法律所赋予的资格。其二，民事主体的确认的具体条件不同。传统民事主体判断标准为四要件，即名义独立、意志独立、财产独立、责任独立，缺一者不能被法律确认为独立的民事主体。对于传统民事主体判断标准的四要件，已经不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其将大量事实的民事主体排除在法律主体之外，不利于经济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抽象人格论 对于解释各种类型的民事主体的地位何以平等，则很有说服力和学术价值，但在民事主体的判断标准问题上，没有提出实质性的见解。因为抽象人格论认为在 抽象人格之下，还有各种具体人格，包括自然人、法人、第三民事主体等，但这种具体人格的判断标准是什么，则未提出。权利能力只是对民事主体共性特征的一种抽象，是立法者为了将法人引进民事主体领域的一种立法设计，而不是民事主体的判断标准。 民事主体功能论 在民事主体的判断标准问题上很有新意，角度独特，提出特定功能是民事主体确立的重要依据。但问题是所谓的“功能”如何把握则没有标准。

　　民事主体经历了从非全部的自然人，到全部自然人再到法人和自然人并存，又有此刻民事第三主体——非法人团体的出现，这么一个漫长的发展历史，说明了民事主体范围的逐渐扩大。同时也说明：法律对社会上活动实体的主体承认是有条件的，而不是漫无目的的任意设计。现代法律对自然人的主体地位的确定，没有什么争论，此刻在理论界分歧较大的是非自然人的民事主体判断标准问题。在我看来，非自然人主体要被确立为民事主体，应具备独立的意志，可供其支配的财产和独立地承担民事责任。首先，只有具有独立意志，才能成为其他主体的一个具体的交易对象，才能与其他主体发生意志交流，安排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从而建立民事法律关系。其次，拥有自身可支配的财产，是一个客观实体成为民事主体的重要物质基础，只有经济上的独立才有人格上的独立，非自然人要参加民事活动，必须有一定的财产为基础。再次，非自然人主体能独立地承担责任。只有当其能一自己的名义独立承担责任的时候，才能在其侵害相关主体的权利是受到惩罚，受害者才能得到救济。

　　总的来说，应该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民事主体的判断标准，理清民事主体和人格、权利能力之间的关系，有利于减轻民事主体判断标准的模糊性。

　　人格理论始于罗马法，在罗马法上，人格是一个公私法兼容，人格与身份并列，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合为一体的概念。始于罗马法的人格理论，其最重要的特点就在于人与人格的分离。根据罗马法的规定，并非一切人均为权利主体。在罗马时代，作为权利主体的人除了是人以外，还需具备其他条件：首先，其须为“自由民”，即享有在法定限度内按照自己的意愿处置其人身和行动的自由权；其次，就民法关系而言，其还应当是“市民”。由此可见，罗马法之人与人格的分离，从根本上反映了古代罗马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

　　近代民法对于自然人之人格予以无条件的普遍承认，对此，我们通常比较强调其作为一项法律基本原则的作用：近代资产阶级法律的首要贡献，就在于公然宣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是，法律产生的先决条件是它必须将生活在群体中的人作为其规范对象，而民法之作用于一定的人际关系，必须展示其表现方式，这种表现方式被称为“法律关系”。法律关系之不同于原本意义上的人际关系（财产关系及伦理关系），便在于在此种关系中，人的行为被予以强制性评价，因而与权利义务直接相联系。因此权利义务得以成为法律关系的核心。而民法在确认权利义务亦即“生产”法律关系时，便必须确认权利义务承受人（法律关系的参加者） 的资格，即主体资格。由此，法律意义上的“人”必然具有与原本意义上的“人”（一种生命存在体）不同的属性：后者为自然属性，称为“人类”或“自然人”；前者为法律属性，称为“人格”。近代资产阶级推翻以不平等的身份等级制度为特征的封建社会，形成了近代民法“自由平等的人格”之基本模式，则表现了人类社会文明的重大进步。

　　自1900年《德国民法典》以来，不仅自然人被赋予人格，某些社会组织也被赋予法律人格（法人）。法人制度的出现纯粹是经济发展的需求导致法律技术进步的结果，是一种经济生活的客观现实与法律技术运用相结合的产物。正因为自然人的人格是一种直接体现个人尊严的法律工具，故现代民法确认一切自然人均有平等的、不得被剥夺的人格；而正因为法人的人格是一种法律技术的产物，所以，法人的人格在特定条件下得被否认或者剥压。

　　对于法律上的“人格”概念，有学者认为其具有三种不同含义：其一，人格指具有法律地位的权利主体，即人格为“主体”的同义语；其二，人格为作为权利主体法律资格的民事权利能力，即人格为“权利能力”的同义语；其三，人格为一种受法律保护的利益，如自然人的生命、身体、健康、自由、尊严、名誉等，即人格为 “人格利益”的同义语。[4] 但是，法律上所谓人格不仅是一个私法上的概念，还具有公法上的意义，如宪法意义上规定的人格.但在私法领域只能有两种含义：一是抽象的人格，指权利主体的法律资格，可与民事主体替代；二是指具体的人格，主要是人格权的客体，包括生命、身体、健康、名誉、隐私、贞操等。因此，对于民事主体与人格的关系而言，二者只是在抽象的层面上可替代。

　　历史之初，人类生活在朴素平等的自然状态中，很少注意到彼此间的差异。商品经济出现以后，人与人之间的差距逐渐扩大，人们必须找到解决社会不平等矛盾的基本方法。因此，哲学家和法学家发现了这样的思路：从各种不平等的多样性的主体——具体人格中抽象出最一般的法律人格

　　，这种一般的法律人格就是近代意义上的权利能力。这种权利能力纯粹是一种理念，是机会平等、资格平等的理念。而人与人的差别性和结果不平等性都被这一抽象理念面纱所遮掩。

　　抽象人格既是一个哲学概念，又是一个法学概念。在法学上，抽象人格，是抽象的法律人格的简称，又称之为一般的法律人格、一般人格，是指人们平等普遍和独立自由且终身享有的不可变更与不可转让的民事权利能力。相对于具体人格，它具有以下特性：其一，抽象人格具有抽象性、平等性和独立性。其二，抽象人格具有终身性、不可变更性、不可转让性。近现代民法都无一例外地将抽象人格赋予每一个有生命的人（甚至胎儿）、法人、其他组织终生享有，且非因死亡或终止而不可剥夺，不可让渡或继承。

　　198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第10条明文规定：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一律平等。这表明，中国现行的民事主体制度建立在抽象人格论的基础上。但是，这部民法通则的产生受到时代的局限，不可避免地受到计划经济和传统社会主义民法的影响。在民事主体制度上，虽然确立了抽象人格制度，但在其具体规定上又以具体人格为标准赋予其不同的利益机会、划定不同的起跑线.所以，时下中国实行的是带有明显具体色彩的抽象人格制度。当然，这种带有具体色彩的抽象人格论不同于以抽象人格为主、兼顾具体人格的西方现代抽象人格论，是不同的。现代西方的具体人格表现为，在不同的民事行为体之间，对其中弱者具体人格进行特殊保护；而现代中国的具体人格表现为，在相同的民事行为体之间，对其中公法上的某些特殊主体进行特殊保护。

　　权利能力与权利主体是属于不同层面的各自独立的概念。法律上所确认的权利主体即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之所以能成为权利主体，就其实质而言，并非因其为人，而是因人具有权利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权利能力是属于动的功能，权利主体属于静的功能，权利能力（抽象人格）是作为民事主体具有独立人格的标志。

　　我国基本上形成了民事主体制度体系。但是，如果用自然法观点和抽象人格论标准审视之，又存在着许多缺陷。首先，自然人不能称为“公民”。总之，规定民法上的人是公民，这不是对民法人格的最一般的抽象，从严格意义上说，仍然属于具体人格。只有将民法上的人规定为自然人，才符合抽象人格论的要求。但是，将民事权利能力这一抽象人格平等地赋予所有的自然人，也不能一劳永逸。因为每个人的行为能力、经济能力、身体状况等都有一定的差异，所以这种平等的法律可能会导致不平等的结果。这就要求在立法执法中还要兼顾诸如消费者、未成年人、残疾人、劳动者等具体人格。其次，法人人格抽象化是建立我国抽象人格制度的重要步骤。法人是抽象的产物，法人人格的本质是抽象人格。只有认定法人本质是抽象人格，才能实现法人之间的地位平等，才能实现法人与自然人地位的平等。法人的人格就是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而我国长期以来普遍认为，法人民事权利能力要受到法人目的的限制。法人目的即法人的经营范围、业务范围。佟柔先生主编的《中国民法》教材认为，法人因各自经营范围、业务范围不同，其权利能力的具体内容各有区别，并且称法人的权利能力是特殊的权利能力。可见，我国法人的权利能力，即法人人格是各不相同的、有差异的，因而也是具体的。我国有关法人的具体人格观点，不符合法人抽象人格的本质特征。再次，其他组织应当成为第三民事主体。市场主体由自然人单一主体发展到自然人、合伙、法人及其分支机构等多元主体。与之相适应，民法上的民事主体制度也从承认单一主体到承认多元主体。

　　对于权利能力的本质，德国学者有不同看法：Gierke认为权利能力为人格权（一种权利），Holder认为权利能力为享有权利之资格。[9]另有学者认为，由于权利能力是据以充当民事主体、享受民事权利和承提民事义务的法律地位或者资格，其为人格的另一种表达。但由此便面临理论上的一个难题：如果说权利能力等于人格，则由于自然人的人格一律平等，自然人的权利能力就应当一律平等（得享有同等范围之权利）。但是，自然人的权利能力范围实际上有大有小，如结婚权利能力，并非人皆有之。为解决这一问题，有学者便将权利能力分为一般权利能力与特别权利能力。前者为就一般权利得

　　为其主体之资格，后者为就特定之权利，得为其主体之资格。但是，此种学说并未解决权利能力（即便是所谓特别权利能力）的差异与人格之无差异之间的矛盾。权利能力有大小之分，而人格则仅存在有无之分。同时也有国内学者指出：“人格学说并不能等同于权利能力学说，虽然二者有密切联系。人格和权利能力不是一个概念，虽然在自然人的人格和权利能力上，其概念已经近乎重叠。”“现代民法学也把权利能力视为一种‘资格’，但它和人格概念中的资格，其内在含义是大不相同的。人格是指可以成为民事权利主体的资格。前者指条件，即具备了什么条件才能成为主体，后者指范围，即民事主体可以享受的权利范围。前者指前提，是主体可以享受权利的前提，没有主体资格，一切权利义务无从谈起，后者指内涵，是主体可以享受权利的内涵”。[12]尹田教授认为，从严格意义上讲，法律人格与权利能力并不相同。较之权利能力，人格具有更高的抽象性，其描述的是人的一般法律地位、一般意义的主体资格，其并不考虑和表达主体得具体享有之权利的范围。因此，享有具体权利的范围之大小、成为某种具体法律关系主体的资格之有无，与有无人格完全不同。人格的概念当然包含了享受权利的资格，故若无权利能力，人格无从表现。但享有具体权利的资格并不等于人格。“权利能力”得被赋予不同含义：一为抽象意义上的权利能力，指“享受权利，成为民事主体的资格”，在此意义上，权利能力等同于法律人格；一为具体意义上的权利能力，指“享受某一特定权利，成为某类特定的民事法律关系主体的资格”，在此意义上，权利能力与法律人格不能等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