冻产 商品 国际油价走势与欧佩克未来前途（思维导图收藏版）

　　2014年下半年以来，国际油价暴跌，至今未见回复的迹象。供需关系、地缘政治、金融炒作等影响油价的诸多因素依然在起作用，但是归根结底要看市场基本面。

　　当前，欧佩克外部面临着市场供应对手日益强大，燃油税升高和能源补贴减少致使石油需求放缓，绿色环保加码驱动能源转型加快等严峻挑战。与此同时，欧佩克组织内部矛盾重重难以协调，治理能力和市场作用越来越受到怀疑。

　　未来欧佩克的命运如何，关键要看沙特阿拉伯是否担当、俄罗斯是否配合以及美国是否“收敛”。近期，伊朗原油出口能否再获豁免期，委内瑞拉与美国对抗是否会升级，美国是否能够继续增产、是否对欧佩克提起反垄断调查，欧佩克是否就此完全鸽派化抑或就此解散，以及解散后对全球石油市场如何产生冲击，将是市场关注的重点。

　　过去5年，布伦特原油价格从2014年6月19日的最高点115.06美元/桶开始急剧下滑，半年之内就跌破50美元/桶；于2016年1月20日跌至27.88美元/桶的最低谷；之后在40～60美元/桶艰难爬升，在2018年初先后突破70美元/桶和80美元/桶，于2018年10月3日达到86.29美元/桶；然后再次调头向下，于2018年圣诞节坠至50.47美元/桶，至此，国际油价又开启了新的征程。

　　过去5年国际油价运行的轨迹表明，影响油价的三大传统因素——供需关系、地缘政治、金融炒作依然在起作用，而起决定性作用的依然是市场基本面。欧佩克显然看到了市场的变化，但是优柔寡断、立场摇摆，产生不少决策失误，错失不少良机。油价并没有让作为油价“风向标”的欧佩克遂愿尽欢。

　　欧佩克对国际石油市场的宽松变化趋势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2014年之前，国际油价连续3年多保持在100～110美元/桶，国际市场的关注点是2011年日本福岛核事故与北非“颜色革命”所造成的供不应求，这些因素却掩盖了北美地区悄悄发生的页岩油气革命所产生的张力。实际上自2012年开始，美国页岩油迅速崛起，美国原油产量在2015年已经翻番，由2008年的680万桶/日增至2015年的1250万桶/日。高油价迷惑了欧佩克，欧佩克没有像以前那样敏锐嗅出高油价的“馊味”早已使得需求增速减缓，也没有立即发现供需基本面已经自2012年开始由紧平衡转为渐宽松。

　　直到出口市场被逐渐蚕食，欧佩克方才感觉到来自美国的威胁。美国国内轻质页岩油产量骤增，不但使沙特阿拉伯、阿尔及利亚、尼日利亚、安哥拉等欧佩克成员国向美国出口的原油不同程度减少，而且让伊朗和委内瑞拉的劣质重质原油更难找到销路。欧佩克被迫转向亚洲地区开辟新市场，但没有料到美国会解除本国石油出口禁令，进而抢占欧佩克固有的市场领地。

　　面对2014年下半年以来的国际油价大跌，市场一直寄希望于欧佩克能达成减产协议。然而，欧佩克的行为匪夷所思，行动异常缓慢。2014年底，欧佩克在第166次部长级会议上决定继续“冻产”，并表示将放弃“限产保价”。该决议让市场大为失望，国际油价应声大幅跳水到50美元/桶。2015年和2016年两年，欧佩克4次聚会，每每“冻产”。

　　“冻产”维持了8年之久，说明欧佩克“以不变应万变”的策略实属无奈之举。欧佩克起初的想法是保市场份额，不减产是想跟美国拼成本，用低油价驱赶美国的页岩油，殊不知美国页岩油增产的韧性和不计成本令人畏惧。最终起作用的是，低油价对产油国造成的财政收支压力。欧佩克维持了8年的3000万桶/日的“冻产”终于在2016年底的第171次部长级会议上得以解冻。

　　低油价来得如此迅猛，非但没有压垮美国，反而导致欧佩克自己内部出现问题。即使是财政收入只有50%依靠石油的沙特阿拉伯也出现上千亿美元的财政赤字，首次通过发行债券来缓解财政压力；伊拉克则是90%以上的财政收入来自石油销售，与“伊斯兰国”作战又消耗了大量财力。

　　虽然之前执行的是“冻产”，但沙特阿拉伯、伊拉克、伊朗等欧佩克主要成员国的原油产量实际在不断提高，越增产越掉价的现实让欧佩克难以承受。同时，低油价也让俄罗斯等其他产油国财政捉襟见肘，俄罗斯还面临卢布贬值和美国制裁等多重压力。财政压力迫使欧佩克与主要的非欧佩克产油国家走到一起，由开始的“合作冻产”演化为“合作减产”，并产生了“维也纳减产联盟”。

　　欧佩克内部的限产框架协议于2016年9月28日在阿尔及利亚借国际能源论坛（IEF）部长会议之机召开非正式紧急石油会议时达成，并于该年11月30日的欧佩克维也纳会议正式宣布实施。欧佩克同意自2017年1月起将原油产量削减至3250万桶/日，减产幅度为120万桶/日，持续时间为6个月，如有必要可以延长。12月10日，非欧佩克产油国于维也纳达成合作减产协议，决定自2017年1月起减产55.8万桶/日，协议有效期为6个月。签署协议的国家包括阿塞拜疆、巴林、文莱、赤道几内亚、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墨西哥、阿曼、俄罗斯、苏丹和南苏丹。

　　2017年3月，欧佩克决定将减产延长9个月，至2018年3月，并于2017年11月决定再延长至2018年底。其间，由于种种原因，欧佩克减产履约率一度达到150%，“维也纳联盟”取得明显的合作效果，供需开始平衡，库存降至5年平均水平以下，油价进入稳健上行通道。然而，由于特朗普喊话以及预期伊朗和委内瑞拉的原油产量下降，欧佩克于2018年6月决定将履约率降至100%[5]，实际上意味着欧佩克又转入了增产程序，这为2018年10月份之后的油价溃败埋下了伏笔。2018年12月7日，“减产联盟”又决定在10月份产量的基础上减产120万桶/日（其中欧佩克减产80万桶/日，非欧佩克产油国减产40万桶/日），自2019年1月起执行，时限为6个月。

　　过去5年油价涨涨落落，尽管供需关系起决定性作用，欧佩克产量政策仍是风向标，但地缘政治和金融因素也在发挥重要作用。笔者在1995年曾经提出过“石油期货市场大显身手”和“油价调节手段增多”的“4S理论”，即库存动用（Stock building or drawing）、全球选择采购（Selected purchase）、制裁（Sanctions）和罢工（strikes）。目前看，这个判断依然有效。

　　单就罢工和一些意外的黑天鹅事件来看，过去5年，油价每次出现上升迹象，均缘自市场交易商对事件的演绎和对市场的期望。2015年，2月美国某炼厂工人罢工，4月沙特阿拉伯空袭也门；2016年，4月科威特石油工人罢工，5月尼日利亚断供；2017年，8月美国哈维飓风，12月利比亚输油管爆炸和北海福蒂斯输油管关闭；2018年，4月英法美空袭叙利亚，6月利比亚发生武装冲突、加拿大SynCrude管道停运。这些事件反映出，石油市场的软肋在于石油基础设施，事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振了油价，但是提振作用均不长久。

　　制裁依然是国际石油市场的一大主题词。伊拉克、利比亚原政权倒台之后，西方的制裁大棒并没有落停。2006年至今，美国一直叫嚣对伊朗实施制裁。“伊核协议”生效不足两年，特朗普上台后就重启对伊朗制裁；查韦斯统治下的委内瑞拉一直是美国的眼中钉，马杜罗统治下的委内瑞拉亦是美国的肉中刺。美国之所以跟这两国较劲，表面上是为了民主，为了盟友，冻产实际上是为了占领其市场份额。更为重要的是，美国要维护现行国际金融货币体系，排斥打击异己，因为伊朗、俄罗斯、土耳其、委内瑞拉等国正在构建属于自己的支付体系。

　　再来看作为油价标的的美元。2015年底，国际油价跌破40美元/桶，美联储反倒开始考虑加息。2016年底至2018年底，美联储连续8次加息，目前美国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为2.25%～2.5%。美元加息不但意味着市场流动的美元减少，而且促使美元相对升值，商品价格相对回落。回顾近两年的国际石油市场，美元加息特别是在岁尾的加息，无疑是致使国际油价掉头向下的重要推手。

　　2018年10月2日，沙特阿拉伯记者卡舒吉在沙特阿拉伯驻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领事馆离奇失踪，引起国际舆论强烈关注，卡舒吉事件持续发酵。该事件的赢家是土耳其，埃尔多安成功地挽回土耳其里拉的持续贬值和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断流的不利局面。最大的输家无疑是沙特阿拉伯，尽管王室挽回了颜面，但是沙特阿拉伯政治更加受制于美国，让市场产生“维也纳联盟”大厦将倾的怀疑。

　　油价自2018年10月开始急转直下，这与卡舒吉事件本身并无直接关联，实际上是由多重因素导致的，石油市场的基本面由此再度转为供过于求。一是美国原油产量继续不断突破历史新高，美国于2018年11月份超过俄罗斯成为全球最大的原油生产国，美国出口的原油源源不断进入世界市场。二是“维也纳联盟”前期放弃减产转而增产，实际增幅大大高出之前对伊朗和委内瑞拉产量降幅的预判。其中，沙特阿拉伯2018年11月份的原油产量增至1109万桶/日，创纪录新高。三是伊朗石油出口降幅不及预期。自2018年5月美国宣布退出“伊核协议”以来，尽管伊朗的原油产量和出口量出现一定下降，但是制裁到11月5日才正式生效，并给予中国、印度、韩国、日本、希腊、意大利、土耳其和中国台湾8个国家和地区180天的豁免期，这成为年底国际油价大幅下降的重要原因。四是卡塔尔宣布于2019年1月1日退出欧佩克。单就产储量而言，卡塔尔退出对欧佩克影响并不大，但是作为第一个退出欧佩克的阿拉伯成员国，此举象征意义巨大。

　　综上所述，欧佩克减产是迫不得已的抉择。由于美国页岩油增产外界难以遏制，美国极力维护美元霸权，加之美国制裁大棒时刻挥舞在手，油价受美国影响的程度大大高于欧佩克和“维也纳联盟”的影响。

　　卡塔尔退出后，欧佩克成员国现有14个，包括波斯湾的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联酋、伊拉克、伊朗，非洲的阿尔及利亚、利比亚、尼日利亚、安哥拉、刚果、加蓬、赤道几内亚，拉美的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尽管同样是欧佩克成员国，同样依赖石油收入，同样倾向于扩大市场份额，同样面临年轻人多和国内补贴大等共同特点，鉴于地域分布广泛、政治制度各异、资源禀赋不同、依赖石油程度不同、与美国关系亲疏不同，欧佩克内部的非均质性（unhomogeneity）特点十分突出，这一切决定了协调各成员国立场的难度很大，特别是推动减产和持续履约的难度巨大，欧佩克组织内部的凝聚力堪忧。

　　生产能力比较大的欧佩克成员国是沙特阿拉伯（1200万桶/日）、伊拉克（460万桶/日）、伊朗（400万桶/日）、阿联酋（320万桶/日）、科威特（300万桶/日）。这5个产量排名靠前的成员国在欧佩克产量中的占比合计70%，其中沙特阿拉伯高达30%，可见中东成员国一直是欧佩克的主心骨。

　　“鸽派”国家即温和派国家，奉行温和的油价政策。它们一般具有丰富的石油储量，石油开采成本较低。同时国内人口较少，经济发展和财政状况较好，更着眼于石油产业的长期发展和非油经济的多样化。最为重要的是，这类国家多为美欧等西方国家的盟国，在西方国家拥有巨额投资，不希望高油价损害石油进口国的经济进而损害本国的投资收益。因此，这些国家希望将油价维持在合理区间，油价涨幅应在世界经济发展承受范围之内。这类国家由于储采比很大，对自身的市场份额比较重视，在油价高涨时，它们往往选择增产抑价以防止高成本的替代能源进入市场；在油价下降时，冻产通常不会大幅减产抬高油价损害世界经济复苏。

　　“”国家即激进派国家，主张实行高油价政策。这类国家往往经济状况较差、国内人口较多、财政压力较大，因此需要较多的石油收入补贴国家财政支出。然而，或是由于国内石油资源禀赋不佳，或是由于原油品质较劣、开采成本较高，或是由于受到美欧国家较多限制，这类国家的石油产量短期内很难大幅提高。为提高石油收入，往往只能依赖于高油价，但如果因进一步减产保价而无法满足国内经济发展需要，它们宁可主张削价增产来增加收入。

　　目前，欧佩克的传统成员已纷纷倒下，随着萨达姆、卡扎菲成为历史，欧佩克成员只剩下伊朗。委内瑞拉自查维斯当政，加之原油产量不断下滑，即由传统的鸽派转化为新的。伊拉克则成为准鸽派，由于政权更迭和战后重建，伊拉克原油产量自2003年以来增长了2.4倍，过去5年增长了1.5倍，与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阿联酋3个中东老鸽派一道取得了最大的实惠。

　　尽管一直扮演市场稳定器作用的“鸽派”似乎在欧佩克占据绝对上风，但是2014年之后的低油价使得沙特阿拉伯等鸽派成员的财政收支显著变差。沙特阿拉伯越来越希望尽快摆脱财政对石油的依赖，提出了《2030年工业愿景规划》和“工业发展比石油重要”的口号，更加重视国家经济的多样化发展，而非欧佩克组织的稳定。与此同时，沙特阿拉伯王室更迭和国内稳定又需要依赖石油地缘政治发挥作用，外交重心既需要靠近美国以获得政治支持，又需要拉近与俄罗斯的关系以获得油价支撑。尽管欧佩克所有成员国在扩大市场份额上态度一致，但由于核心成员国对欧佩克组织内部利益的通盘考虑较少，致使欧佩克内部的矛盾积累加剧。因此，为了各自的增产和份额，未来各成员国大打出手并导致供过于求和油价暴跌的风险不能排除。

　　目前，欧佩克内部最大的矛盾是沙特阿拉伯与伊朗的矛盾，民族矛盾、教派纷争和边界纠纷等交织重叠，两国冲突不断。既有波斯湾归属权的地缘冲突，也有分别在叙利亚和也门大打代理人战争、争夺势力范围的政治冲突。既有伊斯兰教义冲突，也有民族冲突。逊尼派和什叶派是伊斯兰教两大教派，逊尼派由沙特阿拉伯主导，什叶派由伊朗主导。教派差异是两个国家、两个民族对抗的根基，也是波斯文化对抗阿拉伯文化的基础，两国奉行不同教义，在中东争夺绝对权威。有专家指出，沙特阿拉伯逊尼派和伊朗什叶派之间的文明冲突是整个21世纪国际政治的7大看点之一。卡塔尔作为核心地区的阿拉伯成员国退出欧佩克，就是想避免卷入无谓的冲突而腹背受敌，同时看衰石油前景，从本国实际出发，专心致志发展液化天然气。

　　自2000年以来，随着《京都议定书》和《巴黎协定》的签订，冻产应对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逐步成为全球共识。2018年12月15日，在波兰举行的第二十四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4）传递出更加积极的信号。预期欧洲发达国家的“去油化”和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去煤化”进程或将加快。在此背景下，欧佩克外部面临着市场供应对手日益强大，燃油税升高和能源补贴减少致使石油需求放缓，绿色环保加码驱动能源转型加快等严峻挑战。

　　第一，欧佩克的市场份额已经大幅缩减。由于欧佩克自身选择减产和非欧佩克产油国产量不断增长，欧佩克在世界石油市场的份额已经日益萎缩。尽管欧佩克的储量占比依然维持在70%左右，但是产量占比一度跌至30%以下（1988年），目前减产后估计占比不足37%（2019年全球需求突破1亿桶/日，加上天然气液（NGL）560万桶/日后欧佩克总供应只有3620万桶/日）[10]，比20世纪70年代辉煌时期下降50%以上。更为重要的是，欧佩克石油出口在国际石油贸易中的份额已经江河日下，由1991年的75%下降到2001年的70%，目前不到58%[11]，如果欧佩克继续选择减产抑或加大减产力度，其市场份额就会愈发岌岌可危。

　　第二，非欧佩克国家勘探开发不断取得突破。除了俄罗斯等个别国家，大多数非欧佩克产油国的减产只有象征意义。况且，无论“维也纳联盟”如何减产，也不能抑制非欧佩克产油国非常规石油和海洋石油的勘探开发[12]，反而会刺激它们极力获得更大的发现，如同当年美国阿拉斯加北坡、英国挪威的北海，现在中亚的里海（卡沙甘）、巴西的盐下一样。欧佩克更无法阻止美国二叠纪页岩革命的成功，美国页岩油是高油价催生出的欧佩克原油的最大替代者。

　　第三，美国已经成为全球石油供应的主要博弈方。2011－2014年，国际油价暴涨促进美国非常规石油资源迅猛开采。过去10年，美国原油产量已经翻了一番，由2008年的680万桶/日增至2017年的1300万桶/日，据悉，2018年美国又增产150万桶/日。美国原油产量年均增加70万桶/日，占世界石油年增长量130万桶/日的一半以上（54%），美国在世界石油产量中的占比已经上升至15%左右，沙特阿拉伯、俄罗斯都已经下降到不足13%。“经过2014年下半年油价大跌的磨炼，9000多家美国页岩油气生产商竞争力不断增强，正在迫使沙特阿拉伯、俄罗斯等石油生产国一次又一次承担起市场平衡维持者的责任”[13]。美国已成为左右国际油价走势的主要博弈方，美国页岩油生产商也被称为“真正的边际生产者”。

　　渣打银行最近一份分析报告认为，美国石油供应是否继续增长，将是2019年石油市场的关键驱动因素。如果美国页岩油开发放缓，可能是美国自身的问题，可能因素有三：一是油价下跌超过边际成本；二是二叠纪盆地外输管道出现瓶颈；三是来自华尔街的压力。对于美国的页岩油成本，各方测算不一，多在30～50美元/桶。据某咨询公司通过个别大型页岩油气生产企业财务报表进行的推算，2017年美国页岩油平均完全成本在52美元/桶左右。如果欧佩克继续深度减产致使油价回升，美国页岩油生产就会继续受到鼓舞。

　　目前，欧佩克不愿听到的坏消息是，美国页岩油外输瓶颈可能即将打破。受外输管道所限，2018年年中以来美国原油产量增速的确有所放缓。然而，管道建设计划显示，2019年下半年美国将有180万桶/日的新增运能投运，可能将彻底打破页岩油运输瓶颈，进而可带动美国原油产量快速增长，并给石油市场和油价带来新的冲击。

　　欧佩克乐见的好消息是，来自华尔街的压力迫使美国页岩油增产难以持续。股东们要求获得回报，并打算惩罚那些不计成本生产和计划超支的开采公司，这可能会导致美国页岩油生产钻井数减少。页岩油气的特点之一就是单井产量递减快，新井增产可能不足以弥补老井产量下降。比较严重的问题是，最好的钻井区域已经被占用，新的钻井只能被迫到外围作业。钻井数量减缓将为全球原油市场提供一个“乐观的背景”。

　　首先，各国高昂的税收，包括碳税和燃油税，对石油消费增长产生了抑制作用。碳税是对经济活动中排放的二氧化碳征税，一般计量征收，目的在于增加含碳能源产品的使用成本，刺激经济主体节约能源、使用低碳能源、寻找新的替代能源，从而减缓全球变暖的步伐。自1990年芬兰率先征收碳税以来，丹麦、瑞典、挪威、意大利、德国、英国等几乎所有欧洲发达国家都已征收碳税或环境税。亚洲的日本和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也开启了碳税征收的步伐。另外，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从石油安全的角度考虑，西方主要消费国在国际能源署（IEA）安排下陆续提高石油消费税税率，高昂的燃油税也是各国政府降低化石能源使用的重要手段。燃油税是指政府对燃油在零售环节征收的专项性质的税收（在中国，专项税费包括增值税、消费税、城建税、教育费附加以及地方教育附加等）。目前，除美国外，发达国家燃油税普遍偏高，欧洲地区成品油价格含税比例基本在70%左右。燃油高税收必定导致石油消费量趋于减少。

　　实际上，欧洲在2006年石油需求达到峰值后，至2018年石油需求已经下降10%。主要消费大国意大利、德国、法国的石油需求于1995－1999年先后进入峰值，英国、西班牙则是2005年达到峰值，这些石油消费大国的石油消费量自高峰至今已经下降17%～36%不等。日本于1995年达到需求高峰，消费量由2.7亿吨下降至2017年的1.88亿吨，降幅达33%。美国尽管近年石油消费量有所回升，但是目前的8.7亿吨石油消费量依然少于2005年9.4亿吨的最高消费纪录。如果油价再度攀升，世界石油需求峰值很可能提前到来。

　　其次，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开始减少或取消能源补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一份报告指出，2010年全球石油产品消费补贴总计达2500亿美元。如果按照各国根据不同基准价与国内零售差价制定的含税补贴计算，可达7400亿～9400亿美元，相当于全球总GDP的1%～1.3%。各国有必要改革石油产品的定价政策框架。如果各国政府把燃料补贴削减一半，那么预算赤字就可以下降17%。印度自2009年7月以来连续提高汽油、柴油、液化石油气和煤油4种石油产品的价格。印度政府调价的主要考虑，一是削减200多亿美元的能源补贴；二是逐步取消成品油价格双轨制，减少国营石油公司的巨额亏损，给予零售商公平的竞争环境。此后，尽管受到重重阻力，但玻利维亚、尼日利亚、印度尼西亚、也门、埃及、约旦和摩洛哥等广大发展中国家纷纷加入取消油品补贴和对油品提价的行列。值得注意的是，2015－2016年，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科威特、卡塔尔等欧佩克中东成员国也悉数对油、气、水、电的价格补贴进行削减，向国民支付的福利陷于停滞。阿拉伯世界的油气价格补贴体系渐渐崩溃，主要归因于油价低迷和巨大的预算压力，也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分不开。旧有的体系不复存在，未来中东和北非不但面临一轮新的政治稳定的挑战，包括石油在内的能源消费增长也将趋于退减。

　　首先，从主要国家政策导向看，摆脱石油似乎日益成为时尚，绿色经济、低碳经济成为绝大多数国家发展的主题词。欧盟《可再生能源发展路径》设定，到2020年可再生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例将达到20%。英国启动了“绿色振兴计划”；德国积极推动电动汽车产业的发展；法国准备进入“后石油时代”。欧盟决定，到2030年将淘汰以化石能源作为燃料的传统电厂。

　　其次，从交通用能的趋势看，电动车革命将葬送石油产业。从中长期来看，天然气、燃料乙醇、煤制油、生物柴油、高铁、电动车等替代能源或交通工具都会对交通运输用油产生较大冲击，影响最大的应是电动车革命。截至2018年底，中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到261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1%，与2017年相比，增加107万辆，增长70%。2018年美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到110万辆，全年交付36.08万辆，比2017年增长81%，渗透率（电动车销售占比）达到2%以上。按照IHS公司的最新报告，全球电动车销售将继续快速增长，主要驱动因素包括电池成本不断下降（过去10年已降至原来的五分之一，至200美元/千瓦时）、新的更高效的电动车型不断增多（5年内将增长2倍，至900种）、中国和欧盟的新能源汽车鼓励政策（更多的生产配额）、美国部分地区（例如加利福尼亚州）的地方鼓励政策以及这些地区快速充电技术和充电设施的持续同步推进[16]。当电池成本降至100美元/千瓦时以下时，纯电动汽车的绝对优势将超过燃油汽车，预计2025年将是电动车产业的实质性拐点。

　　主要欧洲国家已经公布了禁售燃油车的时间表。荷兰、挪威把时间定在2025年，比利时、德国、瑞士定在2030年，英国、法国定在2040年，瑞典定在2050年。在亚洲，中国政府刚刚宣布公交车将电气化，前期也设定了2020年新能源汽车累计产销量超过500万辆的目标，2025年电动车销量至少占汽车销售总量的20%，2030年进一步提高至40%；印度政府智库提出，到2032年应该实现全部汽车电动化，届时印度将不再出售燃油车。

　　从在上海举办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车展来看，汽车商展出的几乎是清一色的电动车或混合电动车，说明汽车制造商已经率先为未来的无油交通认真做准备了。与此同时，大型石油公司也在积极开展由油气公司向气油公司的业务转型，并开始认真应对石油从交通燃料到化工材料的功能转型。

　　首先，美国正在以反垄断名义阻止欧佩克减产。2018年5月中旬，美国国会提出了《禁止石油卡特尔法案》（No Oil Producing and Exporting Cartels Act，即NOPEC）的议案，2019年2月初，美国众议院一委员会通过了该议案。该议案能否获得全院讨论以及能否得到两党一致支持还不确定，一旦通过，欧佩克就会被定义为“非法的”卡特尔组织，美国政府将可以起诉欧佩克操纵能源市场，并可能要求高达数十亿美元的赔偿，从而对欧佩克减产行动造成打击，进一步冲击油价。

　　其次，亚洲石油进口国的诉求将促使欧佩克正视买方市场。过去10年，世界石油贸易重心东移的趋势已经形成。全球石油需求增长的70%来自亚洲，中国、日本、韩国、印度等国原油进口量的50%～70%源自欧佩克，因此欧佩克不能无视亚洲的诉求。一直以来，原油市场存在亚洲溢价现象。一方面是因为中东地区的一些石油输出国对出口到不同地区的相同原油采用不同的计价公式，造成亚洲石油进口国要比欧美国家支付较高的原油价格；另一方面是因为亚洲没有统一的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期货市场。2018年，国际原油市场有3个重要事件正在影响原油定价体系。一是3月底中国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中国原油期货在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正式挂牌交易；二是4－6月印度呼吁建立“买油国俱乐部”，以抗衡欧佩克对原油价格的主导权；三是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计划从10月起改变向亚洲供应长约原油的定价公式，这是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其首次被迫修改定价基准，新公式将基于在迪拜商品交易所（DME）交易的阿曼原油期货（OQD）月均价格，以及国际石油定价评估机构标普全球普氏能源提供的迪拜原油平均现货价格，参考比例为50∶50。沙特阿美修改销售至亚洲的长约原油定价机制，有利于改变亚洲溢价现象和不公平的原油贸易环境，有利于扩大迪拜阿曼原油期货的影响力，也有利于上海原油期货构建新的原油基准定价机制。

　　与20年前、10年前抑或5年前相比，当前国际石油市场环境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欧佩克的弱点更加明显，生命力大为减退。由于美国页岩革命“正在彻底改变20世纪70年代第一次石油危机以来的国际石油市场格局”，欧佩克国家的生产能力只是由于制裁等原因暂时得不到充分利用，未来的世界石油供应应该还是充足的。同时，由于发达国家收取较高的燃油税、发展中国家逐步取消燃油补贴，世界石油需求峰值正在加速到来，加上禁售燃油车的逐步推进和电动车异军突起，石油作为交通燃料的使命行将结束，石油行业的“沙漠黄昏”预示着欧佩克未来的不祥命运。

　　欧佩克还可能面临来自美国的市场博弈、政治分化和反垄断方面的无情打击，以及来自亚洲主要石油进口国集体的公平诉求，欧佩克想要“重振雄风”的希望可能更加渺茫。欧佩克内部的非均质性，特别是沙特阿拉伯和伊朗的矛盾决定了其政策协调难度较大，对生产配额的争夺将是其永久的主题。尽管鸽派目前在欧佩克占据上风，但是由于沙特阿拉伯与伊朗的多重矛盾导致双方难以释怀，加之欧佩克调节市场的政策选择越来越少，其治理能力和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受到质疑。

　　在2018年12月底“维也纳联盟”做出再度减产120万桶/日的决策后，油价恢复到60美元/桶之上，但再度回归高油价的可能性甚微。高油价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两个条件：一是依靠地缘政治和战争发挥作用，但过高油价似乎是美国不愿看到的；二是需要欧佩克下猛药，实行类似1998－1999年的连续深度减产，但沙特阿拉伯可能不会再做这样的决定。相反，油价再次走低的可能性在增大，主要理由：一是能源加速转型政策导致世界不再需要石油；二是进一步减产或将使欧佩克的出口份额被压迫至50%这个敏感点以下，欧佩克转而放开生产，沙特阿拉伯可能再度放弃充当“机动”生产国的角色。

　　今后数年，世界石油市场的健康发展关键要看沙特阿拉伯是否担当、俄罗斯是否配合以及美国是否“收敛”。近期，伊朗出口能否再获豁免期，委内瑞拉与美国对抗是否升级，美国是否能够继续增产、是否对欧佩克提起反垄断调查，欧佩克是否就此完全鸽派化抑或就此解散，以及解散后对全球石油市场如何产生冲击，将是市场关注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