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发现与世界文明研究话语权
以世界文明的视角探讨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一直是学界研究的重要方向，但在近年来海外考古项目蓬勃开展的背景下，中国考古学才真正开始在世界文明研究中争取到自己的话语权，也才真正开始有机会在触摸异域文明的过程中感悟自己文明的独特灿烂。
中孟联合考古让孟加拉国三朝都城“重见天日”，中英联合考古发现“海上丝路”终点在唐代已延伸至西欧，中沙联合考古队在塞林港遗址再获重要发现，中乌联合考古寻找大月氏意外发现康居贵族墓……
近年来，有关中外联合考古发现的消息接二连三，尤其是丝路考古一直是涉外考古的重点。中国不断升级的考古技术、更深入的考古研究、探入文明腹地的考古勇气和更有效的中外合作，正令“丝路考古”焕发新的生机。
1921年，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发掘中国河南渑池仰韶遗址，命名了中国第一个史前文化——仰韶文化，又依据仰韶文化彩陶和土库曼斯坦安诺遗址及黑海西北部的库库特尼-特里波利文化的相似性，提出了中国文化“西来说”。中西交流问题在中国考古学诞生之初，就以这样特殊的起因成为震动学界的热点。
近百年过去，随着中国考古学的蓬勃发展，“西来说”烟消云散，中国文明的本土起源已经毋庸置疑，但考古发现同样展示了远比文献记载更为丰富和生动的证据，表明中国文明在孕育之初就得益于广泛的对外交流。早在丝绸之路以前，我们就开启了农作物和家畜传播之路、青铜之路甚至彩陶之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考古界在国际合作领域的努力日益增强。以世界文明的视角探讨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一直是学界研究的重要方向，但在近年来海外考古项目蓬勃开展的背景下，中国考古学才真正开始在世界文明研究中争取到自己的话语权，也才真正开始有机会在触摸异域文明的过程中感悟自己文明的独特灿烂。
据统计，“十三五”期间国内20多家各类机构赴国外开展的合作考古项目已达32项，遍布亚洲、非洲、欧洲、中美洲的24个国家和地区，与20余家国外科研机构、博物馆、大学、基金会等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
研究领域涉及旧石器考古、欧亚草原和丝绸之路考古、宗教考古、古代文明研究等方面。这些项目很大一部分沿历史时期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展开，为历史时期中外交流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丰富资料。
自2012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对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内最大的城址明铁佩遗址先后进行了7次发掘，虽然尚未确认这里就是天马之乡大宛城，但扎实的田野工作发现的外廓城墙、城门、手工业作坊及墓葬区，丰富了古城的文化内涵，为理解汉代丝绸之路沿线遗址的功能和性质提供了全新的资料。
公元前2世纪，古代月氏人在匈奴的持续军事打击下，残部被迫西迁。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寻找大月氏共击匈奴，最终开辟了从中国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但长期以来月氏的考古学文化遗存没有得到确认，月氏与大夏（巴克特里亚）、贵霜、粟特等古代国家和人群的关系也难以定论。
为了寻找古代月氏人的考古学文化，中乌两国考古学家自2009年起在乌境内西天山地区开展联合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并取得突破性进展。
2019年2月22日，中乌联合考古成果展亮相塔什干。主持考古发掘的西北大学丝绸之路研究院首席考古学家王建新说，这次展出的陶瓷、装饰品等文物都是中乌联合考古工作取得的阶段性成果，这些文物初步确认了古代康居和古代月氏的考古学文化遗存，考古成果丰富了对古丝绸之路文化遗产的认知。
中蒙合作考古项目历时已久，与汉王朝竞争丝绸之路主导权的匈奴遗存一直是工作重心。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蒙古国后杭爱省日门塔拉发现匈奴三连城遗址，推测是匈奴单于或贵族举行祭祀活动的大型礼制性建筑；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杭爱省高勒毛都2号墓地的发掘中，发现精美金银器和西汉后期昭明铜镜；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在鄂尔浑省艾尔根敖包墓地的发掘，则有力推动了对匈奴退出漠北草原、鲜卑人群迁徙和民族融合这一重要历史事件的研究。
海上丝绸之路同样是涉外考古项目的重点。2014年起，故宫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在印度西南沿海展开针对古代港口的调查和发掘。在中国宋代和明代文献中记载的奎隆等港口，发现宋、元、明、清时期的中国瓷器残片，勾勒出了10世纪以来中国、印度和地中海区域贸易航线月，中国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和沙特国家考古中心的考古队员，在沙特塞林港遗址清理出用珊瑚石垒砌的建筑墙体等遗迹，发现宋元时期青白瓷与青瓷片、明清时期青花瓷片以及青铜砝码、阿拉伯陶器与釉陶、波斯釉陶和玻璃器等文物，这是在红海地区港口遗址首次发现中国外销瓷，从而确定该遗址的繁盛时期大致在公元9~13世纪，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
地处印度洋中心的斯里兰卡是东西方海路航线的必经之地，同样在古代海上贸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2018年8月起，上海博物馆对斯里兰卡北方港口城市贾夫纳及周边进行了全面调查，还对阿来皮蒂遗址、凯茨堡遗址进行了发掘，发现大量北宋后期中国瓷器残片，主要产自中国东南沿海的广东及福建地区，对研究当时的贸易航线、转运网络以及中斯文化交流，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对藏传佛教各派都有重要影响的阿底峡尊者的诞生地——孟加拉毗诃罗普尔进行发掘时，关注的则是丝绸之路上比商品贸易更重要的文化交流。2014年发现的“十字形”中心圣地建筑年代为公元10~13世纪，是东印度金刚乘建筑的典型范例。随后的工作又揭示了整个寺庙的基本结构，为佛教文化的传播和交流提供了重要资料。
发掘文明腹地除了这些与中国文明发展有直接联系的涉外考古项目，中国考古学家还迈出了更雄心勃勃的一步——进入世界其他伟大文明的腹地去发掘。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中埃联合考古队于2018年11月进驻埃及卢克索的孟图神庙遗址，这是中国考古队首次赴埃及进行考古发掘。卢克索为古埃及最强大的新王朝的都城底比斯所在地，孟图神为古埃及战神，其神庙是著名的卡尔纳克神庙建筑群的重要组成部分。2018年的工作对神庙区地表进行了全面清理和测绘，为下一步的大规模发掘奠定了基础。这座与中国商文明时代大体相当的神庙将获得的成果让人充满期待。
早在201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的另一支考古队就进入了中美丛林中的玛雅文明著名城邦科潘，开始了中国考古学家在玛雅世界的第一次发掘。发掘地点是编号为8N-11的贵族居址，4年来成果丰硕。中国和洪都拉斯考古学家采用了系统的打隧道发掘法，清楚揭示了此贵族居址历时数百年的演变历程，发现高等级墓葬和重要雕刻，极大深化了对科潘城邦发展史的认识。
河北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和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的联合考古队，2018年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近郊的阿托克布遗址开始发掘，印度河文明的中心地区第一次出现了中国考古学家的身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的印度河文明研究项目也正在筹备中。
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和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预计2019年将在罗马尼亚实施考古项目，开展对库库特尼-特里波利文化的研究，百年前“中国文化西来说”认定的中国文化的来源地将第一次迎来中国考古学家，以全新的视角探讨欧亚大陆两端两大最重要的、均以彩陶闻名的史前农业文明的关系。
走出去考自己的“古”涉外考古项目顺应了“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案的“天时”，得以在近几年实现蓬勃发展。中国考古学家在亲手触摸异域伟大文明的过程中，也获得了对自己文明的新体悟。
有分析指出，丝路考古长期以来一直是西方考古界热衷的话题。过去，东方人也会靠参考西方的研究来认知自己的历史。毋庸置疑，西方学术有其严谨的一面和范本意义，但对于发掘物的解读、诠释和判定，还牵扯到历史认知、文化品读、风俗习惯、思维方式等各个方面，考古发掘的方式可以相似，但对文物的解读却往往会产生千差万别的结论。这就是中国考古人员走出去作业的意义所在。
“自己的历史由西方人说出来，不是味道，有时也避免不了谬误。”新华社援引北京大学文博考古学院研究员陈凌的话说，考古是一门“人的因素”占很大比重的科学。“表面上，挖出什么物件就是什么物件，但如何解读物件，还要看学者的知识储备和视野。”
“上世纪50年代，苏联学者（在古代丝绸之路上）发现了一个佛寺（遗存），出土了大量的瓦当、板瓦、筒瓦等，由于苏联学者对中国汉式建筑不熟悉，（佛寺）遗址被他们复原成了一座清真寺，这就会使后人产生一系列的误读。”陈凌说，如今，中外考古合作越来越多，说明中国考古界正逐渐参与到世界历史的解释和说明过程中。过去那种任由西方人讲述东方历史的时代正在远去。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说，文化是“一带一路”的重要组成，“文化先行”也是促进彼此了解的重要渠道。从这一层面看，考古走出去具有充分的现实意义，中国人正在打开“考古的世界视野”，让我们更了解世界，也让世界更了解中国。“借助考古走出去，推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是考古人义不容辞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