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朝遗珍：故宫馆藏斗彩鸡缸杯

　　作为中华民族文化之一的陶瓷文化，在民族母体中孕育、成长与发展，它以凝聚着创作者的情感、带着泥土的芬芳、留存着创作者心手相应的意气的艺术形象，展现着广阔的社会生活画卷，描述着民族的心理、精神和性格的发展与变化，伴随着民族的喜与悲而前行。所以说，一部中国陶瓷史，就是一部形象的中国历史，一部形象的中国民族文化史。

　　中国瓷器的海外传播被西方学者称为“真正的全球性文化首次登场”，是世界文化的大循环。中国瓷器文化在海外传播中获得巨大成功的原因在于：中国的制瓷技术和工艺在世界上独领风骚，中国瓷器的形制、纹饰、图案最初是中国文化的反映，后来也融汇了欧洲文化,成为中欧文化交流的结晶。因此，在“一带一路”倡议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欢迎的当下，对中国瓷器及其输出历史的研究，将为我国当下文化的海外传播、文化交流提供重要启示。

　　综观中国与世界文化交流史，能与“佛教传入”比肩的重大历史文化事件，恐怕非“瓷器输出”莫属了。佛教产生于印度，自西汉末年传入中国之后，便与儒、道共同建构起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体系。这已是学界共识。而国内外大量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则证实，瓷器是中国人的伟大发明，是中国独有的产品，其大规模国外输出史绝不会短于一千年，输出范围则涵盖了儒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三大文化圈。英文世界因此直接以瓷器(china)命名中国(CHINA)，而中文世界对此“照单全收”，体现的或许正是双方对瓷器之世界文化意义的高度共识。遗憾的是，对此学术界仍缺少研究。

　　国内外考古发掘资料表明，在陶器烧造上，人类表现出了高度的不约而同性，可瓷器烧造的发明权则完全属于中国人。有学者因此将瓷器烧造列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不是没有道理的。几乎可以说，早在新石器时期，有人类栖居的地方就有陶器的烧造，人类烧造陶器史已有万年左右。相比较而言，人类烧造瓷器的历史却要晚得多。根据我国大量考古发掘资料，早在公元前16世纪，即商代中期，我们的祖先即已能够烧造原始瓷器了。而严格意义上的瓷器烧造成功，绝不会晚于公元2世纪，即东汉晚期。也就是说，人类烧造瓷器只有1800多年的历史。由此可见，在中文词汇里，尽管“陶瓷”被并列为一个词，但“陶”与“瓷”还真不是完全相同的物质。

　　虽然唐代的史书失记，但散布在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北非等地的大量不朽瓷片已经告诉我们，我国瓷器开始成规模地输往海外，绝不会晚于9世纪中期，即唐代后期。当时，越窑青瓷、邢窑白瓷、长沙窑青釉褐彩，以及唐三彩陶器等等，已经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尤其是“海上丝绸之路”，大量输往这些地区。国内外文献及考古、馆藏资料还进一步证实，中国瓷器输出，在宋元两代官方的大力提倡与支持之下得到快速发展，至明清时期则登上了历史的巅峰。遗憾的是，随着中国瓷器烧造技艺于17世纪在欧洲的广泛传播，在工业革命的强力推动下，从18世纪后期开始，欧洲的瓷器烧造水平已经超越了中国，能够烧造出品质比中国产更为上乘的瓷器。从此，中国瓷器的海外市场开始走弱、输出势头被大大抑制。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瓷器独占世界市场千年之鳌头的辉煌历史已然不再。尽管如此，随着个性化消费日益成为当今人类消费文化之大势，以手工烧造技艺见长的个性化中国瓷器迎来再次的辉煌似乎是可以预期的。

　　就中国瓷器输出线路与范围而言，总体上看，遵循了一条由近及远、由小到大的全球化市场扩张之势。即先儒教文化圈，再伊斯兰教文化圈，最后是基督教文化圈。根据海内外文献与亚非等地的考古资料，在明代初期之前的600多年间，中国瓷器以输往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北非等儒教文化圈和伊斯兰教文化圈为主，输入欧洲的瓷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明朝永乐、宣德年间，中国大航海家郑和虽然七次下西洋，但最远仍越不过波斯湾和印度洋，即是有力的佐证。当然，“近水楼台先得月”，中国瓷器输往朝鲜和日本的时间更早、品类更全、数量更多。这说明就瓷器输出目的地而言，儒教文化圈又是先于伊斯兰教文化圈的。

　　中国瓷器出现在基督教文化圈最晚，其大量输往欧洲市场大约始于明代中期。这与欧洲的航海家们于1492年到1522年间成功开辟新航路和“发现”新大陆直接相关。新航路的开辟，大大扩展和延伸了“海上丝绸之路”，使世界首次实现了“全球化”。与陆路不同，海路更利于质重又易碎的瓷器运输，它使瓷器大量输往欧洲市场以及后来的美洲市场有了可能。据记载，1517年，即明朝正德十二年，葡萄牙的安德拉德已经到达中国澳门西南的上川岛，1521年抵达北京。这种看似“巧合”的历史事件，表明在新航路开辟之时，中国即被正式纳入由欧洲人设计并掌控的世界贸易新体系之中。从此，中国瓷器开始了长达300多年的大规模输往基督教文化圈的历史，甚至可以“运到欧洲最遥远的角落”。虽然在葡萄牙之后，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等先后控制了“海上丝绸之路”，但中国瓷器输往欧洲、美洲不仅未受影响，反而呈现日益旺盛之势。明清之际，中国输往基督教文化圈的瓷器量已然超过了儒教文化圈和伊斯兰教文化圈，成功实现超越。从这个角度讲，以新航路的开辟为界，将中国瓷器输出史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比简单地按照中国历史朝代划分为唐、宋、元、明、清五个时期，显然要合理得多。

　　就瓷器输出品类而论，国内外文献与考古及馆藏资料均表明，基本上实现了“全品类输出”，甚至在生产与市场之间基本实现了同步。当然，在瓷器输出品类之变迁上，14世纪中前期，即元代后期是一个重要转折点。在此之前，中国瓷器输出品类以青瓷、白瓷、青白瓷等单色釉瓷为主。这与“在唐宋不闻有彩器”的中国瓷器生产状况完全吻合。单色釉瓷是传统中的传统，体现得更多的是中国本土审美特征。从元代后期青花瓷产生开始，彩瓷器品类则逐渐超越了单色釉瓷，成为中国瓷器输出阵容中的主力。青花瓷，原本是中国人用产自西亚的钴(青花)料、专为西亚市场生产的、具有伊斯兰审美文化特征的瓷器品类。青花瓷的产生，表明早在14世纪中前期，伊斯兰审美文化已经实质介入中国瓷器生产，它开启了瓷器生产中不同文化间相互交流与融合的新时代。更值得注意的是，最喜欢中国青花瓷器的不仅有伊斯兰教文化圈，更有基督教文化圈。欧洲许多大型博物馆都大量收藏有青花瓷，而明清时期专为欧洲市场生产的外销瓷，如“克拉克瓷”“马达维亚瓷”和“中国伊万里瓷”等等也多为青花瓷，都是明证。“无青花，不瓷器”，标志着世界整体进入到彩瓷器时代。

　　中国瓷器对儒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三大文化圈前后长达千年之久的全品类输出史，在人类历史上，真可谓是“凤毛麟角”的重大历史文化事件。而瓷器与生俱来的实用性与审美性等双重特征，又预示着瓷器输出，不仅是商业贸易的胜利，更是文化交流的胜利。

　　纵观中国瓷器输出史，不难发现，商业贸易一直是其真正的核心主题。尽管历史上对“朝贡”的官方“赏赍”也是瓷器输出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但从“瓷器等博易”“贸易之货用”等一直是中文文献中出现频率较高的词句，以及历史上官方贸易与民间贸易规模，甚至在“海禁”时还有不俗的走私贸易规模来看，以贸易为主的市场交易行为显然是中国瓷器千年输出史的真正主线。即便是对“朝贡”的官方“赏赍”，“实际上也是一种贸易的形式”。因为有“贡”才有“赏”，而且在“贡”与“赏”之间往往遵循着“礼尚往来，有来无往非礼也”的平等交往原则，这已经与商业交易法则十分类似。对此，西方文献还为我们提供了大量数据。如《荷兰东印度公司与瓷器》一书就大量记载有瓷器贸易的数量和品类等内容;而据估计，仅英国人在18世纪初即将2500万件到3000万件瓷器运到了欧洲。无疑，瓷器输出首先是将瓷器作为大宗商品广泛销往海外市场的贸易行为。

　　人类早期历史早已告诉我们，像佛教输入这样的纯文化交流行为，实际上是少之又少的，而文化附着于商品的特点表明，最持久、最成功的文化交流，往往是通过商业手段与途径得以实现的。因此，中国瓷器输出，实际上是借助于瓷器这种特殊商品的商业贸易行为，达成了一次规模空前的文化交流结果。从这个角度看，说中国瓷器对儒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三大文化圈的输出，即是一次长达千年的中华文化输出，是有道理的。

　　炼土为器(成本较低)、高温烧造(消毒卫生)、器面光滑(适合日用)等等，都为瓷器成为“物美价廉”的生活实用品创造了先天条件。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文化圈的文献、考古与馆藏资料都表明，中国瓷器的餐饮日用功能，在这些地区都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多人聚餐，并共享一盘菜，是伊斯兰教地区的习俗，中国烧造的尺寸巨大、造型阔而浅的瓷碗与瓷盘正合其用;以手直接抓取食物食用的习俗，中国烧造的把壶和盆，则可满足其饭前饭后净手之用;饭后以咖啡、冷杂饮、玫瑰水等招待贵客的习俗，致中国烧造的咖啡杯、冷杂饮杯、玫瑰水瓶等派上了用场。据土耳其托普卡帕皇宫档案文件，多数中国瓷器名称旁边往往都标注有用途，如碗盘、玫瑰水壶、咖啡壶、茶壶、冷杂饮杯、炖果茸碗、玫瑰果酱盘、羔羊盘、酸奶酪碗等等，均表明日常实用是输出瓷器的首要功能。在基督教文化圈，瓷器同样以餐饮日用功能为主，输出瓷器成为欧美地区最佳的西餐餐具和咖啡具、茶具等即是明证。值得一提的是，为满足欧美人饮用咖啡时加糖和奶的生活需求，中国输出的咖啡器具往往是成套的，不仅有咖啡壶、咖啡杯，还配套有糖罐、奶杯或奶壶等。《荷兰东印度公司与瓷器》一书表明，在输往欧美的瓷器中，以盘、碗、壶、杯等餐具、茶具、咖啡具等为绝对多数。“千事万事，吃是大事”，从某种意义上讲，瓷器输出与其说是输出餐饮具，倒不如说是输出中国的生活方式。瓷器所承载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内涵由此得到充分彰显。

　　虽然历史文献缺乏记载，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之所以成为全球唯一的瓷器发明国，或许与其深厚的“尚玉文化”关系十分密切。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首次将“玉”解释成“石之美”者，且包含有“五德”。显然已经没有人将瓷器与“五德”相联系，但瓷器追求“似玉”之美的观念则始终存在。因此，某种意义上讲，瓷器输出也是一种中国式审美文化的输出，是有道理的。据国内外文献、考古与馆藏资料，中国高档瓷器曾大量成为欧洲王室的重要收藏。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拥有明正德时期生产的徽章纹青花执壶，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和菲利普二世父子收藏有数千件中国精美瓷器，而哈布斯堡家族成为德意志收藏中国瓷器最多的家族，法国国王法兰西斯一世甚至在葡萄牙等地设代理人专门收集中国烧造的瓷器……即是说，中国的精美瓷器不仅仅被中国的皇宫所厚爱，也得到诸多欧洲王室的珍爱。就商业推广而论，宫廷往往是商品与文化的最大推广者。王室的收藏，致使在家中陈设中国瓷器成为欧洲风靡的时尚。在十七八世纪荷兰艺术家创作的静物画中，常常以中国瓷器为道具。而英国作家迪福(1660—1731)甚至有“如果没有中国的花瓶就没有第一流的住宅”的判断。伊斯兰教文化圈对中国精美瓷器的珍爱丝毫不输给基督教文化圈。土耳其托普卡帕皇宫博物馆和伊朗阿迪别尔寺至今还保存有大量中国瓷器珍品，即是明证。显然，对瓷器与生俱来的艺术审美性的认可，儒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三大文化圈与中国文化是高度一致的。无疑，瓷器审美已然成为一种世界性审美。

　　历史早已证明，无论物质文化，还是精神文化，广泛而深入的域外交流，是维持其旺盛生命力的重要手段。从某种意义上讲，伴随中国瓷器大量输出的，是海外审美文化对中国瓷器烧造的“反影响”。如果说元代中期之前，中国受海外文化影响尚少，瓷器烧造一直处于单色釉时代的话，那么元代后期开始，海外文化对中国瓷器烧造则形成重大而直接的影响。青花瓷正是受伊斯兰审美文化直接影响而产生的瓷器新品类。因此，有学者称青花瓷的产生造成了世界瓷器史的“波斯式变化”，是有根据的。到明清时期，受欧洲市场巨大“反影响”力的影响，中国瓷器的欧洲审美文化特点得到凸显，珐琅彩、粉彩、墨彩、洋彩、浅绛彩等瓷器都是这一历史背景下的产物。除品类之外，海外文化还对中国瓷器的器形、纹饰等产生过重大影响。显然，伊斯兰教文化、基督教文化甚至日本文化等等，早已像血液一样，输入到中国瓷器文化的血管中。因此，如果说海外审美文化改变了中国瓷器审美取向、推动了中国彩瓷文化的产生与发展的话，是符合瓷器史实的。这也是瓷器输出史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它告诉我们一个公理，文化交流是促进文化发展、增强文化生命力的重要手段。

　　总之，1800年瓷器烧造史、1000年瓷器输出史，不仅创造了中国制造的奇迹，更创造了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神话。因此我们说，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社会新思潮，在“一带一路”倡议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的认可的当下，对瓷器及其输出史进行客观而全面的学术研究，适逢其时。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