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后 看校训 选大学
高考,是每个高三党都要面对的一关,谁都想如愿考上自己心仪的高校。在高考结束后,考生接下来就要根据成绩填报志愿了,在入校之前,“你的大学”的校训先了解一下,到时候说不定能够在同学们面前炫耀一番。
如果单纯从词义溯源的话,“校训”是源自欧美、传自东瀛的舶来品。19世纪末,西风东渐,以日本为中介,中国从西方大量引进欧美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方面的思想、理论、制度等,源于西方的“校训”概念就是彼时传入中国的。“校训”源于西方教会大学中“MOTTO”一词,日语中称为“こうくん”,汉译为“校训”二字,系一个从日语回归到汉字的借词。
中国古代没有西方大学那样的高等教育机构,但是有各种书院,其性质与欧美的大学有共通和相似之处,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等书院都有自己办学宗旨的揭示,与今天的大学校训名异实同。南宋乾道三年(公元1169年),朱熹到岳麓书院拜访张栻,亲书“忠孝廉洁”四字于讲堂,可以看做岳麓书院的校训。淳熙五年(公元1178年)朱熹为白鹿洞书院撰写了《白鹿洞书院学规》(又称《白鹿洞书院揭示》,对学生提出了“为学、修身、处事、接物”等方面的要求,对后世影响深远,虽无校训之名,却有校训之实。明代无锡的东林书院,对学生有“依德之行、庸言之谨”的要求,也可以看做是一种校训。
毋庸讳言,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的源头均来自于西方。著名教育家、曾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先生说“今日中国之大学教育,溯其源流,实自西洋移植而来”。这种移植不是由古至今的纵向移植,而是由西方至东方的横向移植,大至院系设置、教育体系、学科分类,小至毕业典礼、校服、校徽、校歌等都是舶来品,“校训”也是其中之一。
校训源于西方,欧美大学校训源自《圣经》的为多,图为牛津大学校徽,上有拉丁文校训Dominvs Illvminatio Mea,汉译为“上帝是我的光明”。图源:百度百科
近现代中国早期高校中,由欧美基督教机构赞助的教会大学资金雄厚、师资力量强,办学质量很高,像是1949年之前的燕京大学、辅仁大学、东吴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齐鲁大学等都是教会大学,校训制度就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等教会大学引入中国的。
1905年,设在上海的圣约翰书院更名为上海圣约翰大学,在更名的同时,将“ Light & Truth”(光与真理)确定为该校的校训。
教会大学的校训绝大部分都来源于《圣经》,但是在翻译为中文的时候,有意识地向中国古代典籍靠近,以此拉近与中国知识界的心理距离。同为教会大学,也是中国第一所西式大学的东吴大学,从《圣经·以弗所书》中选取了“Unto a full Grown Man”作为校训,但是在译为中文的时候没有采用《圣经》译文“成为一个完美的人”,而是选用《菜根谭》的语句,译为“法古今完人”,一下就与中国传统文化接轨了。
左为原东吴大学校门,右为在东吴大学旧址上办学的苏州大学,原先英文“Unto a full Grown Man”改为汉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金陵女子大学将源于《圣经·约翰书》的校训“Abundant Life”,译为来源于《尚书·大禹谟》的“厚生”;华南女子大学将校训“saved for Service”译为“受当施”都是这种意图的体现。相比之下,当时水平最高的教会大学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将校训“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翻译为“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虽然很明确、直白,但是少了一点中国传统文化的韵味。
1895年,中国第一所近代意义上的大学——北洋大学在天津成立,揭开了中国近现代大学教育的序幕,但北洋大学成立之初并无校训,直到1914年,在赵天麟任校长时才正式提出校训——“实事求是”。
同年11月5日,梁启超到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做题为《君子》的演讲, 在演讲中,梁启超引《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一句,给人留下深刻影响,时任校长周诒春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确定为清华校训。
20世纪上半期是新、旧两种传统、文化相互激发、交流、碰撞的时期,体现在校训上,既有民主、科学等现代思潮的影响,更保留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印迹。校训大都从四书五经等典籍中选取,形式一般为偶句、对仗,在遣词用字上,“勤、敬、诚、朴、俭、德、公、信”等传统道德范畴用字较多,有的直接选取古籍中的成句。
辅仁本是教会大学,校训不从《圣经》而从《论语》中选取,可见教会大会也在逐渐向中国传统文化靠拢。
1938年9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发出训令,全国各校一律以“礼义廉耻”“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校训,以行政命令将全国各级各类学校训强制统一,但是由于此时全面抗战已经爆发,该命令在各地贯彻执行的程度不一,许多学校并未遵从,或者沿用以前的校训,或者根据情况重新制定。
抗战爆发后,国立清华大学、国立北京大学、私立南开大学辗转西迁,最终在云南昆明落脚,组建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于1938年确定校训为“刚毅坚卓”,展示了广大学子坚持抗战不屈不挠的顽强意志和艰苦条件下弦歌不辍的进取精神。
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等几所内迁的高校自北平迁往陕南,组建了国立西北联大,西北联大将“公诚勤朴”定为校训。被誉为“东方剑桥”的浙江大学师生在校长竺可桢率领下从浙江西迁贵州,克服重重困难继续办学,竺可桢校长拟定“求是”为浙大校训,寄予了浙大全体师生追求真理、百折不回的顽强意志和坚定决心。
1938年8月,为延安抗日军政大学题写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为抗大发展指明了方向、提出了要求。
抗大四组、八字的校训风格对当时及后来影响很大,根据地内其他学校纷纷模仿这种形式制定了自己的校训,如陕北公学确定校训为“忠诚、团结、紧张、活泼”,华北大学的校训为“忠诚、团结、朴实、虚心”,鲁迅艺术学院校训为“紧张、严肃、刻苦、虚心”,这些校训从形式到内容都非常接近和相似,以政治激励为主,开启了新中国成立后政治激励式校训的先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四、五十年间,大学的校训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都有非常浓重的模仿抗大校训的痕迹,从形式上看,以“二言八字”为主,从内容上看,都是“革命、团结、奋斗、刻苦、拼搏、勤奋、学习”等激励式词语的不同排列组合,呈现单一化、雷同式的特点,乏善可陈。
直到20世纪九十年代,许多高校特别是1949年之前就建立的高校纷纷摒弃了“二言八字”的政治激励式校训,重新恢复早期制定的校训。如1994年中山大学重新恢复了“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校训,1995年复旦大学重新恢复了“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的校训,同年暨南大学也恢复了“忠信笃敬”的校训,2002年东南大学恢复了“止于至善”的老校训。
伴随着百年老校纷纷恢复原有的校训,一些高校尤其是合并组建后的高校也对原有的校训进行修改,不再拘泥于“二言八字”的政治激励式校训,内容更加多元,形式更加多样,更加彰显时代特色和自身特点。
武汉大学三十年代就确立了“自强弘毅”的校训,1993年,武汉大学将校训修改为“自强弘毅,求是拓新”,内涵更为丰富。北京师范大学是中国第一所师范大学,在1923年就制定了“诚实、勇敢、勤勉、友爱”的校训,1997年启用了“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新校训,更加突出师范院校的特点。
1998年,云南大学将原有的校训“会泽百家、致公天下”改为“立一等品格、求一等学识、创一等事业”,看似不如以前厚重,但更加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注重学生人格养成,更有指导意义。
2000年,四川大学、成都科技大学、华西医科大学合并组建为新的四川大学后,四川大学将原校训“精韧不怠、日进有功”改为“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更显开放气质和广阔胸襟。2002年5月,山东大学将“气有浩然,学无止境”定为校训,彰显了齐鲁大地丰厚的文化底蕴和深刻的精神内涵。在诸多校训中,国家会计学院的校训“不做假账”不仅简单明了,而且意味深长、发人深省,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南京虎踞龙盘、民国旧都,人文荟萃、高校密集。今天的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三所高校同源同宗,都可以溯源到1902年刘坤一、张之洞等人创办的三江师范学堂。另外,南京大学鼓楼校区是原来金陵大学的旧址,南京师范大学随园校区是原来金陵女大的校址,由此两所大学又与历史上两所教会大学有了联系。
1906年三江师范学堂更名为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后,当时学堂监督李瑞清提出校训为“嚼得菜根,做得大事”。1920年,两江优级师范学堂改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江谦制定了“诚”的校训。1923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并入以它的专修科为基础组建的东南大学,郭秉文校长提出“止于至善”的校训。1928年,江苏境内九所国立高校合并组建江苏大学,后更名为国立中央大学,罗家伦校长确定了“诚、朴、雄、伟”的校训。
金陵大学是当时全国教会大学中第一个在国民政府教育部立案的教会大学,1942年2月,时任校长陈光裕将“真、诚、勤、仁”定为金陵大学教训。
1949年,南京解放后,国立中央大学更名为南京大学。2002年,在南京大学建校百年之际,将校训从中大时期的“诚朴雄伟”扩展为“诚朴雄伟,励学敦行”,凝练了该校几个时期校训的精华。同年,南京师范大学正式提出了“正德厚生、笃学敏行”的校训。其中“正德厚生”典出《尚书·大禹谟》,是对百年前金陵女子大学“厚生”校训的继承和发扬,更加强调人伦道德、人文关怀和笃学敏行。
有人会问,清华、南开、复旦、浙大、南大等名校的校训都说了,怎么没有说说北京大学的校训啊?实话告诉你,北大从来没有正式确立过校训(参见2003年2月12日《中华读书报》刊登的金开诚《漫话校训》一文)。
校训是学校的“名片”,集中体现了一所学校的办学理念和价值追求,反映了学校的文化底蕴和历史积累,是一所学校最佳的形象代言。现在,你还记得你的母校的校训吗?
(文中配图能查到原始出处的已经标注,部分图片未查到原始出处,如有侵犯图片版权所有人权利行为,请联系作者删除。)
《中国教会大学史》,杰西·格·卢茨著,曾钜生译,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6月版;
《文化传播与教会大学》,章开沅主编,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