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之歌回荡在几代中国人的青春记忆里

　　给杨沫写信：“《青春之歌》电影我看过不止一次，小说也看到‘忘食’”

　　由于小说《青春之歌》产生轰动性影响，小说的电影改编问题成为文艺界关注的焦点。早在小说出版之前，杨沫的妹夫、导演蒋君超就开始着手电影剧本的改编，1958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把《青春之歌》列入拍摄计划，并选好了导演和演员。由于周扬、陈荒煤等领导坚持由杨沫自己来改编、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来拍摄，上影厂改编和拍摄的请求被否定。1959年初，在波及全国的《青春之歌》大讨论中，杨沫吸收各方面的意见，把小说改编为电影文学剧本。北京市委彭真指示邓拓、杨述等领导“一定要用最好的胶片，把《青春之歌》拍好”。为了寻找饰演林道静的最佳人选，导演崔嵬在全国发起一场寻找“林道静”的活动，通过媒体报道，发动广大群众对林道静和其他角色的扮演者提出建议，甚至远在印尼的华侨也给北影厂寄来了演员名单表。白杨、张瑞芳等著名演员，都想饰演这个角色，崔嵬力排众议，大胆起用了湖北歌剧院不知名的小演员谢芳。

　　参与电影《青春之歌》拍摄与制作的人员，大都有着相同的历史经验与情感体验。导演崔嵬参加过北平的和冀中的农民斗争，“我熟悉当时的历史情况，我理解林道静的思想和斗争，懂得她的快乐和忧伤，因为我也是沿着她所走过的道路走过来的，这也是我能将这部影片拍好的重要思想基础。”谢芳虽然没有革命斗争经历，但她生长在高级知识分子家庭，能够准确把握林道静的成长过程，抓住林道静思想情感的变化。秦怡为了进入林红的内心世界，白天读《青春之歌》的评论材料，晚上看《革命烈士诗抄》《红旗飘飘》，还跑到广场去寻找灵感。音乐家瞿希贤为《青春之歌》写音乐时，特意重温自己、也是林道静走过的历史，并在音乐中引入《五月的鲜花》《救亡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等他们青年时代所唱的“青春之歌”的旋律，来表达崇高而美好的思想感情，“在今天再唱起它时就仿佛重逢自己最亲密的老战友那样激动人心。”

　　在相关领导审看影片时，陈毅认为影片达到了国际水平。在陈毅推荐下，周恩来夫妇邀请导演、编剧和主要演员来到中南海西花厅家中，和他们一起在餐厅临时改的小放映室里，观看电影《青春之歌》。杨沫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这个时刻：“总理坐在中间，两边是邓大姐和我。……影片放映中，总理忽然扭头小声对我说：‘小超很喜欢看你的小说《青春之歌》……’我讷讷地说不出话来。此刻我能对总理说什么呢？当影片放映了将近三个小时，就要结束了，总理又对我说：‘小超身体不好，看电影只能看到一半。可是今天她能把这么长的影片一气看完了。’”后来曾给杨沫写信，说：“《青春之歌》电影我看过不止一次，小说也看到‘忘食’。”

　　电影最终在全国放映，北京、上海、武汉等城市的影院全部爆满，很多影院24小时放映，出现许多人饿着肚子通宵达旦排长队买电影票的盛况。抗日时期流行的歌曲《五月的鲜花》因这部电影，再次流行全国。

　　日本主席野坂参三在广州看过电影后，著文《中国知识分子所走的道路》，号召日本青年阅读《青春之歌》，指出林道静的道路就是日本青年应该走的道路，并说“女主人公在入党时举手向党和人民宣誓，用她那充满了喜悦和自豪的目光凝视着红旗的神态，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影片在日本二十多个城市陆续上映，一年中一部拷贝共放映了3249次，许多青年工人看过影片，纷纷提交加入日本的申请。谢芳跟随中国妇女代表团访日期间，东京的大街上也出现了林道静的巨幅剧照和画像。在朝鲜和越南，影片也深受欢迎。

　　1986年，《芳菲之歌》出版；1990年，《英华之歌》出版。这两部作品是《青春之歌》的延续，但影响力远不及《青春之歌》，“青春三部曲”的代表作，仍是《青春之歌》。

　　1995年12月，杨沫去世。在杨沫的追悼会上，“《青春之歌》教育了整整一代人”成为说得最多的一句话。今天，“青春之歌”四个字，已经成为颇具象征意味的语词，进入人们的常用词库之中。《青春之歌》启示着新时代的青年，应该树立怎样的人生观、价值观，将个人的发展与国家的建设结合起来，勇于承担社会和历史的责任，不断开阔自己的心胸和眼界，使自己获得更快更好的发展，也使自己获得更多的快乐、幸福与力量，让青春发出绚烂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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