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正贺：我在故宫45年就做了这一件事儿
不久前，在恭王府博物馆抱厦展厅内举办的“素履——董正贺书法展”吸引了很多人前来观展，这些彰显皇家书法庄重、雍容气质的作品在大众视野里掀起不小的热议。人们在感动与敬佩之余，不禁纷纷把好奇的目光投向了作品的书写者：董正贺。
她是谁？她，是故宫里一位专事写字的书家，在故宫博物院工作了45年。景仁榜、钟表馆、石鼓馆……除去故宫里这些熟悉的馆名，颐和园、杭州西湖等很多匾额、楹联也都出自她手。
68岁的董正贺一头利落的银色短发，消瘦，黑色毛衣外套着一件灰色毛披，有点酷。坐在桌边，听着她的一口北京话，感受到亲切又直爽的气息。
我干的刚好就是我最喜欢干的
提起刚刚落幕的《素履》书法展，董正贺笑着直言是“机缘巧合的一件事”。当时故宫一位副院长调任恭王府新任馆长，刚开始找她时甚至一度不想做展览 ，“算起来准备时间特别仓促，而且那时我的心情也特别不好。”但是女儿和女婿非常支持她，再加上老领导说得很恳切，“他说我这个传统的内容放在这比较合适，我也得支持他的工作”。十月十一月也是最好的时间最好的季节，以至于“最后做也得做，不做也得做”。
一旦决定，行动起来的她一点都不含糊。除去从浩瀚的作品里选定参展内容，为这个展览做的画册也是董正贺自己设计的。观展时这本画册收获不少朋友的称赞，开始她还有点不相信，后来“三联书店的一位老主编来看展，他问我‘这本书设计挺好，谁设计的’？我说‘真的好？’他说‘真的好’”，她才释然又认真地说，“其实我想法特简单，当时跟我说可以放120件作品，我就认定了不能放120件，不可超过60件。”她指着其中一页，“像这么大的篇幅，只能放一张才能醒目，出来以后都说效果好。”
《素履》展上的书法作品得到认可和好评，董正贺更多的是感恩，“我干的是特别平常的事，我干的刚好就是我最想干的。我最喜欢的就是我的工作，还特别幸运地得到一个特别好的机会。”
写字天生挺容易，别人写不好我觉得挺奇怪的
1951年董正贺出生于北京一个悬壶世家。 “我爷爷在北京算一个名医，我家在南池子有一个四合院，我们家一直没分家。”爷爷董玉琨写得一手好字，她存有爷爷以小楷抄写的《药性论》，周正大气。
说起往事，她有很多感触，“我们家开医院，我的小学老师生病抓药什么的都会到我们家来，我记得一直到五几年都到我们家来看病，小时候的我还是比较受宠的。”她记得那时候也没什么好玩的，小伙伴一叫就是出去跳猴皮筋。
父亲董石良当时在荣宝斋工作，她印象特深，“我二年级，有一天他看见我在外面就说，你看鞋都跳破了，别在外边跑了，回来写写字，以后写完一篇字，你再出去玩。”八岁的董正贺很听话，她开始每天在家写一篇字，“人家叫我出去玩，我急急忙忙得把这个字写好了，但没有想过要比别人写得好。”
不料提笔一写，小小年纪便展露锋芒，“大家一看都觉得挺好的，借着父辈的光儿，我小时候常与启功等先辈见面。”一路写一路受到的褒扬越来越多，可她却觉得写字是本能，“从一开始我就没觉得难，好像写字天生就挺容易，别人写不好我觉得挺奇怪的。” 家里的耳濡目染，给了她极大的帮助。“我爷爷的字好，我父亲的字也好，张一元的牌匾就是我父亲写的，所以我觉得字必须这样写才能好看是天经地义的。”
她记得有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小学四五年级时班主任放暑假前老拿一摞成绩册给她，每个里边儿夹一张纸，是老师写的操行评语，让她回家重新抄在成绩册上，第二天再带回去。
“我奶奶当时看见还说这是什么作业呀，怎么这么一大摞？反正我也不出去玩，班里四十七八个同学的成绩册，我一晚上都给抄完了”。
紧接着放暑假了，发下成绩册一看，唯独她那本是老师写的。“我奶奶就说：我们孙女比老师写得好多了。因为她看了我抄的那一摞，也看了老师给我写的这一本。”
故宫顶级的专家给我讲，要比在北大读历史系还厉害
董正贺15岁那年“”开始了，虽然她学习等各方面都很好，可是因为家庭的原因，“大家都当，不让我当”，她第一次尝到人生的苦味。
“爷爷非常喜欢我大爷，他也特别听话，跟着爷爷学了医，开诊所。后来抓兵的时候，爷爷不愿意让我大爷去当兵，就在军统那边花钱给他买了一个位子。说是军统里的医生，其实一天都没有去工作过，但是因为大爷有一张军官照片，后来成为被的对象。”
除了没当上，董正贺也算平静地度过了那段特殊岁月，“他们给老师贴大字报，都来找我写。”
1969年，随着上山下乡的大潮，董正贺到内蒙古插队，“离边境100多公里有个乌海医院，以前是关押战犯的医院。战犯迁走后，改造战犯的那些管理干部继续管理知青。我们500多个知青就在这儿住了下来，管它叫劳改农场。”
插队生活非常艰辛，1972年董正贺开始发觉身体不对劲，“咳嗽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后来就发烧，越来越严重。回北京去协和医院一看，确诊是肺结核。家里人不愿意让我去传染病医院，就在家里养病。”每天干什么呀？继续写字吧，“我在家里又画画又写字， 一直待了大半年。”
1973年知青开始陆续返城，成立了上山下乡知青办公室，“像我这生病的，街道工厂都不愿意接收。”没想到幸运之神降临在寻常的一天。“一个知青办的人来家访，姓王，他看我在家画画写字，就说他那里挺忙的，问我愿不愿意到知青办公室去帮忙？”
董正贺到了知青办，“每天负责接待进来招工的单位，比如北京手表厂来人说给我们厂四个指标，两男两女。东方红炼油厂来人说要50个工人，40个男的，我分别登记整理。每个月大概给20块钱生活费。”
招工单位一拨儿一拨儿地来，有几个地方她自己也特别想去，像手表厂还有北工大，但都错过了，“人家都觉得我就是这个办公室的人，谁也不知道我的身份也是知青，我又不能给自己推荐。”
时间久了，董正贺的心里有点着急。正在这时，故宫来要四个工人，做修铜器、修家具、修古建筑、油漆彩画的活儿。“当时我们家住在南池子，离故宫特别近，我回家和父母商量时还开玩笑，说今天有一个招的是友谊商店售货员我都没动心，但是故宫我就特别动心。我父亲支持，说故宫起码挺近的，又挺安静的。”董正贺找到招工的那个人，经过体检，她挺顺利地进了故宫。
因为填写一张履历表，初进故宫的董正贺就遇到了自己人生中的贵人。“填表的时候我还挺紧张，写的钢笔字，写完递给坐对面的干部。他看了半天问‘你喜欢什么呀？’我心想喜欢什么？我不是来这儿当工人的嘛，但是我口气特别大，就说‘我喜欢书法’。”大话说出口，她感到对方一副“什么叫书法你懂吗”的表情。“你平常写吗？把你写的书法拿给我看看。”
这一句话，成为董正贺命运的转折点。看了她的字，“他当时就跟我说，你不要到修复厂去，我这里有点活儿要你干。”
后来董正贺才知道，对方叫吴空，原来是中央文史馆的一个副馆长，国务院参事室的参事。在此之前的六七年，故宫都是关门状态，那时正为开放做准备，吴空当时从干校回来被安排到了故宫。
吴空领着董正贺来到排了一面墙的柜子前，告诉她里边全都是“文革”当中的各种文件，其中还有一些是跟国际上交流的文件，都要整理、登记，做成卡片。“这个工作需要字写得好，就由你来做。”董正贺花费了几个月的时间，坐在那儿埋头全部整理一遍，做出了完整的一套卡片。“干完了以后他特别满意。”
回想起那段时间，董正贺觉得最大的收获是接触了故宫里的很多“牛鬼蛇神”，不懂的就找他们去问。“都是故宫顶级的专家给我讲，比在北大读历史系还厉害。”
做完这个工作，原本应该给董正贺安排到修复厂去上班了，但戏剧性的是吴空又找到她，“‘小董你不去修复’，我问那我去哪儿？他说你去陈列部。”
天上一下子掉下这么个大馅饼，简直让董正贺喜出望外。要知道陈列部管理的全是故宫博物院的文物资料，那是“只有美院的大学生才能去的部门”。更让她兴奋的是，“那真的是得天独厚，总能看到想看的东西，看的永远是最好的东西。”她觉得“在这里没有理由不把事儿干好”。
我那时候的大量工作是用油漆写字
陈列部的日常工作就是每天整理文物的档案、照片，繁复单调，但她一干就是四年。中午休息时间她也不出去，“自己写写字”。她的右手明显能看见中指第一个关节侧磨出的一大块茧子，“拿毛笔要用这个手指顶着，从22岁开始已经这样了。”
天冷的时候，没有暖气还要点炉子取暖，“过一段儿我就写一摞拿出去，拿那些写字的纸点火用。”时间长了，大家觉得“这么年轻的一女孩儿，还能坐得住。”
故宫有个传统是“有一个人专门搞书法”。当时故宫搞书法的是特别有名的金石大家金禹民先生，董正贺经常去看他写字。1976年，金禹民先生突然患病，董正贺被调入美工组，接手他的职位，走上专职的书写工作。她常常感慨自己的幸运，“其实跟我一块儿写字的人，有比我写得好的。但是这个工作太枯燥了，有出国的有调出版单位的。以至于最后缺一个真能写字的，却发现没人能干这个活儿。”
很多看过展览的人对董正贺说：“要想找写这么好的一个楷书的人太难了。”董正贺微微一笑，“真的是要感谢故宫，因为我每天必须写楷书，稍微有一点不规矩，不光领导不答应，观众更不答应。”
90年代以前，故宫说明都写在抱柱上，风吹日晒的，那个字要用什么写呢？用油漆写。这样“力透木板背”的功力，完全不像拿毛笔蘸着墨在纸上写字那样轻松，要下苦功才能练就。董正贺指着当年偶然留下的一张工作照，“我那时候的大量工作是用油漆写字。当时就趴在地上，在木头板上写。”像绘画馆的说明牌是楠木板，在小小的一块板上用广告粉写字，“最多的时候要写两三百字，最少的时候也要写七八十字。”很多人问她苦吗？“不苦啊！我觉得挺好的。反正就是写字呗，我怎么写也是写。”
没有人相信这个字是女的写的
在故宫写字，最棘手的大多是写展览的前言，它是用裱宣纸写就，而裱宣纸是用好几层纸做的，很珍贵。书写时半点都不能错，稍微错一点，就全部毁了。就是这些日复一日的书写工作，让董正贺练就了对空间布局的精准判断。
董正贺的直爽也让领导刮目相看，有一次接到一个前言书写工作，“两米宽，高不到一米”，再拿到内容一看，她直接找领导：“这个尺寸和这个内容没法儿给观众看。”领导很吃惊，问为什么？“照这个内容写出的字最多两厘米，那观众就得趴在上面看了”。大家都将信将疑，结果一计算，真像她说的一样。后来再写前言，领导发话“小董是我们的专家，她说多少字就写多少字”。
曾经有很多人向董正贺约做展览，但都被她拒绝，“不用了，我写的字天天都有几万人在看。”实际上她是因为敬畏，“我知道什么是好，我看到的是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最好的书法作品，我写的这不叫什么。”
平时只要有时间，她很爱沿着参观路线走走，“听听大家怎么说的”。观众最有意思的反应是“没有人相信这个字是女的写的，别人就以为这是一个老头写的”。这样的说法在董正贺听来熟悉得很，“从我三十来岁别人就开始这么说了。”
她也曾受到特别大的冲击，有一阵儿故宫里突然间变成了“用计算机电脑字体制作，然后再腐蚀”。那时候上班顶多写个临时通知，她感到从没有过的失落感，“不到50岁，我没活儿干了，也不需要我了。”但她依然喜欢写字，“人写的字是有情感的，反正我就自己写呗。”很快，也就两三年的时间，越来越多的观众提出“电脑字不好看”，一切就又回来了。
埋头写字的时光里，还遇到过直接找上门来求字的人。董正贺记得应该是2000年初，一个人找到办公室就问“这字是谁写的”，最后找到她，一番自我介绍之后让她给写幅字，“我该怎么付钱怎么付钱”。董正贺笑了笑，“我这是工作，不是写字先生。”
要琢磨它为什么好看，就怕平常不揣摩
近几年，国家对传统文化的恢复和提高越来越重视，董正贺觉得大家骨子里对美的向往，对字看好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她深深感念自己“赶上了好时代”。
六年前她开始教北京各个区学校老师的书法，“现在小学一到四年级全部加了书法课，可是急缺老师。老师又不能脱产学习，故宫开设了培训课，我每周去上两次课。”她开玩笑，“现在北京这些中小学的老师，哪个学校我都认识人。”
让她高兴的是“这些老师可能跟我学的挺有意思的，以至于在故宫里边又办了提高班”。直到今天，即便退休了她每周也要去上课，“我挺喜欢教这些三四十岁的年轻人，他们也特别有必要补上这一课。”
专事书法几十年，董正贺觉得写字是一个动脑子的事，要想写好看，随时“要琢磨它为什么好看，就怕平常不揣摩”。她临摹的郭沫若曾被很多人误以为是真迹，怎么学得那么像？“我走到街上或者看到郭沫若的字，就会留意郭沫若的特点在哪？看他的字好，不应该是他的名气，是看他的字好在什么地方。比如琉璃厂的‘中国书店’是郭沫若写的，他的‘中’字上边儿写的特别长，而下面出来的特别短。他的字漂亮，我觉得他写得非常险，很难有人敢这样写。”
董正贺认为写书法并非是童子功越早越好，重要的是拿笔的姿势，“一定要八九岁，小孩儿才有可能把握毛笔。拿笔姿势不对，那个‘勾’写不出来的。一旦毛笔拿得不好，后面很难改正”。
她觉得写书法不像竞技比赛，“比如9秒9是冠军，慢一秒就是亚军了。写字怎么计算他比他就要多给一分？”那么怎样能把字写好？“写字是眼界开，是各种修养在支撑。手上的功夫和眼睛上的都要有。”
董正贺说得最多的一句线年，就做了这一件事儿”，说这话时她的笑容简单又欣慰，“静下心来一直干这件事儿，把它做到极致，真的挺好。”
文/本报记者 李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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