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雅渐趋通俗 融会今俗古典

　　原问题：典雅渐趋普通 交融今俗古典

　　乐府歌诗的说话从西汉至东汉，经验了一个由典雅渐趋普通的成长过程。汉武帝时期的《郊祀歌十九章》，《史记·乐书》称其“通一经之士不能独知其辞，皆会议五经家，相与共讲习读之，乃能关照其意，多尔雅之文”；《文心雕龙·乐府》则许为“雅章”“典文”。《宋书·乐志一》说：“凡乐章古词，今之存者，并汉世街陌谣讴，《江南可采莲》《乌生》《十五》《白头吟》之属是也。”此地方说“乐章古词”，主体是东汉的乐府歌诗。

　　由是可知，西汉乐府歌诗典雅的气魄威风凛凛追求，显然与汉武帝创置乐府机构的制度计划亲近相干。因为高帝以平民提三尺剑而取全国的布衣身份，为钻营长治久安，汉王朝在早先必需夸大本朝在常识规模的必然职位，以形成对社会整体的文化招呼，故由司马相如领衔创作的郊祀歌夸大经典说话的运用合乎期间的必要。东汉政权则大不沟通，帝胄身份是汉光武帝在抵御新莽以及与公孙述等处所枭雄举办政治竞赛所拥有的自然上风。因之东汉王朝并不存在夸大自身常识上风的内涵必要，故而固然在文化上更见复古精力，但东汉一代本着“观风尚，知薄厚”的文化情怀，对古典文化和民间文化及普通文化采纳统一的观照。

　　由典雅趋于普通，只是就两汉乐府歌诗成长的局面而言，假如从汗青的横断面来审阅，可以说，汉代乐府歌诗交融了今俗和古典。战国时期二百余年的征伐和暴力，业已将西周春秋的礼乐文化传统粉碎。因此，武帝时期的礼乐文化建树只能回收恰当小心西周礼乐传统，以楚文化为首，将各处所风尚文化熔于一炉的方法。故而《汉书·礼乐志》说：“今汉郊庙歌诗，未有祖宗之事”，“皆以郑声施于朝廷”；《宋书·乐志一》亦品评说：“汉武帝虽颇造新哥，然不以光扬祖考、崇述正德为先，但多咏祭奠见事及其吉祥罢了。商周《雅》《颂》之体阙焉”；刘勰虽许《郊祀歌》《安世房中歌》靡丽，而亦讥其非典不经。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一称汉乐府歌谣“质而不俚，浅而能深，近而能远，全国至文，靡以过之”；胡适则以乐府歌诗为布衣文学。以上这些说法都看到了乐府歌诗与西周传统相背的普通一面。

　　乐府歌诗属于礼乐系统，借《史记·乐书》的话来说，“补短移化，助流政教”是其重要成果。乐府歌诗说话的今俗和古雅，都是为了更好地实践其所包袱的修养成果。就此来看，乐府歌诗的说话特点首要有：多行使丰年延寿一类赞扬语，首要歌咏好事，赞美平静，祷告福禄寿考；多行使“吾欲竟此曲”“主人”等称赞套语，或表白作品为称赞之辞，或引起观听者的留意；多批驳或训诫语，如“枭骑战斗死，驽马彷徨鸣”“孤子遇生，命独当苦”“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等对战役、政治和一样平常社会道德的批驳反思，“少壮不全力，老大徒伤悲”“君子防未然，不处怀疑间”等对平凡人糊口的辅导。前人所揭乐府歌诗多对话、多直陈、富滑稽的修辞特性，听从于其娱乐成果，抉择于其作为必然典礼和音乐演出隶属品的特征。

　　乐府歌诗交融今俗和古典，抉择了它相对付《诗》《骚》在说话体制上的转折意义。班婕妤《怨歌行》和辛延年《羽林郎》，证明五言诗至晚在成帝之时进入乐府称赞，班固的“三王德弥薄”，在《文选注》中被称为“班固歌诗”；张衡《同声歌》，《乐府诗集》录入杂曲歌辞，表白班、张都是为了称赞而创作的。凡此皆声名，较早的文人五言诗都以乐府歌诗的名义创作而成。《古诗十九首》被誉为“五言之冠冕”，个中部门篇章，在中古文献中被记录为古乐府，可知它们同样是在乐府中天生的。汉《郊祀歌十九章》《安世房中歌十七章》，以四句和八句转韵为多，可以说，其后文人诗的绝句和律诗二体已经蕴含在乐府歌诗的称赞传统傍边。因此，明代胡应麟在接头乐府歌诗对后起文人诗的五七言体和近体律绝的开导之后以为，“乐府于诸体，无不备有”。（作者：孙尚勇 赵国庆，别离系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传授、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