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梓情深纾国难——中山海外同乡济难总会为抗战作出的贡献
“征信录”的说法，如今在我国口语与书面语中已经鲜用，港台地区多少还保留了这一用语习惯。据《汉语词典》的解释，“征信录”为“经理公益款项的收支报告书”。晚清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十五回：“究竟收了款，就登在报上，年年还有征信录，未必可以作弊。”颇形象地道出了征信录所体现的作用及意义。可以说，征信录不仅是收支的记录，还是防范舞弊和标榜诚信的工具。
中山市档案馆藏有的《中山海外同乡济难总会征信录》，逐项细细阅览，笔者不觉抛却对征信录实用性的固有印象，里面细碎的款项和数字，在只可追忆的历史时期，似乎更有温度，也被赋予了更多的意义。“中山海外同乡济难总会”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组织？这得从“香港中山侨商会”说起。
香港中山侨商会是现今香港历史最悠久的中山同乡社团，成立于1911年。中山文史学者高民川先生所撰《香港中山侨商会史略》中提到，该会脱胎于“香山同乡会”，由中山旅港商界名流唐溢川等人组织发起，最初定名“香山侨商会所”，后二度更名，于1938年定为今名。“该会虽以‘侨商会’为名，但组织并非纯以商店为单位，凡从事商业及政界，文化界，工界及各界乡亲，凡有正当职业，均可参加，其性质与同乡会无异。”馆藏一封1948年1月13日中山侨商会理事长董仲伟、陈友耀致海内外同乡的信中提到，该会“旨在团结邑侨、襄办善举、维持公益、联络乡情”，百年多来，从诸多事例可见，该会履职尽责，确实不遗余力。
1937年，日本挑起“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军民奋起抵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中国掀起了全民族抗战的高潮。旅居海外的侨胞心系祖国，对国人处境感同身受，各侨团纷纷发起抗日救亡运动，组织成立救亡团体。香港中山侨商会也于1938年5月16日发起中山海外同乡济难总会。
馆藏的一份档案记录了中山海外同乡济难总会成立的情况，这是一份来自中山本地报纸的剪报，标题为：“本邑海外同乡济难总会设香港 负责募款供本邑济难 发表宣言及职员名单”。报道对当时中山民众的悲惨处境进行强烈而悲愤的控诉：“自从第七区的三灶岛给敌人占据了以后，我们的同胞，被残杀的已有六七千人之多。同时，第六区淇澳岛的同胞，因着敌人不时的登陆，施其奸淫焚杀的惯技，以致颠沛流离者，触目皆是。最近，那穷凶极恶的敌机，更航进我们县治所在的石岐镇领空，大肆轰炸，以致我非武装的平民，惨遭荼毒，残肢断腿，血肉模糊，充满了长堤沿岸，造成了空前没有的惨痛史实。”在此种惨痛的境况下，中山民众对于救助的渴盼可想而知，而旅居海外的侨胞又岂能安居一隅，由此中山海外同乡济难总会有感于“我邑海外同乡，救乡心切，因特组织济难总会于香港，同时在各埠分设分会。”并阐明：“我们所负的使命，除对国家和邑人尽力救助之外，还要唤醒国内外的邑侨，一致起来，联合我全民族的力量，有组织地、有规律地来做政府的后盾。”
由报道刊登的组织章程可知，中山海外同乡济难总会的最高职权机构为“发起人全体大会”（香港中山侨商会全体董事为发起人），决议一切会务；大会选举各界中山籍名流组成名誉委员，在职名单中，有孙中山长子、要员孙哲生（即孙科），岭南大学首任华人校长钟荣光，元老、香山县第一任民选县长吴铁城，空军将领、时任中山县县长张惠长等，皆是赫赫有名的人物。
该会下设多个办事部门：文牍室，负责办理和保管往来文件、组织会务分派任务、拟撰规章文书等，类似于现在各类机构的办公室；其次还有总务组、财务组、宣传组、筹募组、交际组、购买组、运输组，各组下设多个股，负责各项相关事宜。各组都设有组长1人，干事若干人，除了文牍因为公务接洽，每月有津贴或公费外，各组职员都是义务职，并无收入。值得注意的是，总会成立伊始，章程就严格规定了分会的组织事项，为后续各地分会纷纷成立、济难事业遍布海外奠定了基础。该会规格之高、组织之严密、目光之长远，由此可见一斑。
中山海外同乡济难总会成立的几年间，经营如何？为救济同胞做了哪些事情？《中山海外同乡济难总会征信录》给了我们答案。该本征信录共有70页之多，记录了济难总会从1938年5月至1944年底6年半的收支明细，前两页为该会组织者的致信及征信录序言。其收入支出的类目极多，数额巨细不等，非常详尽。
济难总会的收入主要来源于捐款。从表格可见，从成立之初的1938年5月至1941年，每年的捐款数额都不少，特别是1940年，港币超14.6万、国币超16.5万，是历年之最。济难总会的第一笔捐款来自中山侨商会及其平粜义仓（平粜：是指在丰年平价收购农民的余粟，荒年用平价出售积粟，从而达到稳定粮食价格的目的），合计1000元港币，发起人首捐的激励作用至关重要，随后善举由香港开始扩散至海外各地，捐款纷至沓来。
香港地区的捐款人大概分为以下几类：一是以个人名义捐款的政界商界大腕名流，如香港巨商卢仲云、道亨银行创始人董仲伟、政要及企业家唐海安、永安百货创始人郭泉、先施公司创始人马应彪等人，他们财力雄厚，每次捐款都在百元港币以上；二是以集体名义捐款的银行、酒店等各类大企业，或者先施、永安、大新这类大集团旗下的各类子公司，这种员工筹募的方式每次几百元港币不等；三是一些小商号和普通民众，他们的捐款大都为十元、几十元港币，虽然个人之力微薄，然而积少成多，汇流成河，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随后，成涌流之势而来的是海外的美国、澳洲、东南亚国家等各地分会、同乡会、各类公益组织及个人的捐款。1938年末至1941年，檀香山、汤市（汤斯维尔）、秘鲁、巴拿马、瓜地孖拉（危地马拉）、加拿大、古巴、雪梨（悉尼）、山打根、三藩市等地分会均有捐款在册，并且许多分会都不止一次汇来捐款，折合成港币，每次都有几千甚至上万，可谓是巨款。各类公益组织，如古巴公善堂、庇里士彬（布里斯班）邑侨救济会、檀山儿妇宣传团等；各地同乡会，如旅墨港埠中山同乡会、越南中山同乡会等，都慷慨捐献，可见海外各地华侨对战火之中的中国大地的丝丝牵挂，以及对襄助同胞号召的积极响应，也可见济难总会蜚声海外的声誉及日渐高涨的影响。
济难总会的影响甚至深入内陆，征信录的捐献名单中，可以看到中央赈济、港澳赈济会（中央拨款）、广东省赈济会、上海救济中山难民会，以及广东省政府、中山第四区等党政机构一万至几万国币不等的大额救济款。内地个人的捐款也络绎不绝，有政商界名流，如曾任广州财政局局长的程鸿轩、香山县长吴铁城，也有声名不显的普通民众。
对比各个年份的收支数目，会发现1941年与1942年之间是一个明显的分水岭。1941年年底香港的沦陷，给济难总会的运作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当时香港已成为被日军封锁的孤岛，设于香港的总会自身难保，也难以发起募捐或者接收各分会捐款了。征信录显示，1942年济难总会无一分一厘的捐入款。
1943年只有两笔捐款，其中一笔为“中国棒球之父”梁扶初捐的军票10万（这里的“军票”是指日军在其占领区所发行的货币，征信录显示这笔数兑换成港币400元）。据相关记载，梁扶初因不耻日本的侵略战争，于1932年离开日本迁至上海定居，1940年辗转到香港避难，1944年逃离香港回到家乡中山。当时他是在何种境况下捐出这笔费用的？我们已无从知晓，只有征信录上的数字，体现了一个游子心怀家园的拳拳爱国心。
除了最根本的捐入款外，济难总会的收入还有“利息”和“兑换溢水”。征信录显示，从第二年（1939年）开始，该会将部分捐入款存入当时的永安公司（旗下保险公司及银行等）、广东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澳门广记银号等，从而获得利息收益。对比捐入款，利息所得收益甚少，不过在“锱铢必较”的战时也弥足珍贵，况且也证明了捐入款需得到妥善保管。“兑换溢水”和支出部分的“兑换汇水”是相对的，即当时货币互相兑换时所产生的损益。因收到的捐款来自内地、香港、海外等各方邑众，币种涉及到港币、国币、美金等，支出需用到港币或国币亦不等，所以货币兑换是常事。从较长的一段时间来看，损益总是相对的，也趋于持平。
在国家危难之际、民族存亡之秋，为守护家乡梓里，无数海外侨胞伸出援手、慷慨解囊，点滴善举，汇流成河，为饱受战争之苦的民众带来新的希望。
对于远在他乡，无法躬身报国，只能解囊相助的每一位爱国游子来说，这些捐款何去何从了？是否对家乡、对梓里有所助益？大概是他们最为关心在意的。对比归总这六年半济难款的使用细目，我们大概可以了解济难总会的救济开展情况。
济难总会对家乡中山的救济最多，其中最主要、最直接的救济是拨派济难款给中山县政府或所属各区。其时中山划分为9个政区，征信录显示，在这几年间，济难总会给每个区都曾拨款，而且多个区拨款不止一次。这部分的款项在济难支出中所占的比重最大，据不完全统计，济难总会直接交给中山县县长或拨给各区的济难款合计达国币50多万元、军票近2500元，几乎等于1940年整年的捐款（该年是历年捐济款支出最高的年份）。除了拨给济难款，济难总会还多次购买药品、衣物、食品、办公用品等捐给中山县政府，所费亦不少。
对于抗战前线流血牺牲的将士及家属们，海内外华侨也颇为关切。征信录中有多处“慰劳将士”、“抚恤家属”的支出，而且是各分会或其它公益组织所指定支出部分，济难总会代为办理。如1940年，代理芝加哥、温哥华、古巴分会及铁城崇义会等共慰劳将士港币11800元。另外，无组织指定的慰劳将士支出也近2万元港币。抚恤家属的支出并不多，征信录多处记录的如“恤朱国强大队长家属国币300元”“恤中山守备队大队长家属国币200元”等，每次不过两三百元国币。不过，对于在战争中痛失亲人的家属来说，收到远在他乡梓里的关怀与支持，或许能够得到些许慰藉和力量吧！
征信录显示，在1940年4月至1941年5月间，济难总会曾多次给中山县立联合中学捐助办学经费，而且是作为固定的拨款，每月国币2700元，持续1年不曾间断，大概是作为教职员薪资派发的。另外还有两笔单独的捐助，合计国币11000元。据《中山市教育志》记载，因战争影响，1939年初，中山县立中学、中山县立女子初级中学及中山县立简易师范学校三校合并为“中山县立联合中学”，迁往南屏（今珠海市属）办学。中山沦陷后，联合中学于1940年迁往澳门，1943年8月又迁到广东恩平县。当年的中山师生在战火中颠沛流离，却仍能弦歌不辍，免于失学的苦难，背后定少不了中山海外同乡济难总会的功劳。
济难总会在办理赈济方面支出也较为庞大，征信录显示曾多次拨款给急赈会办理济难，合计支出国币近10万元。其中1940年的支出有单独划出“救济团办赈济”这一项，费用共计国币194869.60元，由此可见数目之巨。香港和澳门还曾一起合办赈济，济难总会在这方面也支出了好几万的国币。除了自办或与其他机构合办赈济活动之外，济难总会还积极对其他的慈善救济机构伸出援手，如多次资助中山妇儿收容所，合计达港币6500元；捐助榄镇婴儿收养院港币2000元；捐助澳门圣母堂无原罪学院国币2000元；捐给同善堂施粥费用国币1000元；接济韶关同乡会国币3000元等等，难以计数。
济难总会还指派干事在各地筹办难民营及收容所，为难民购置药品、衣物、蚊帐、饼干等。征信录支出细目可以看到“屈顿伯办难民营”支出港币1万元、“交王世明办妇儿收容所”三次花费港币共3000元，以及购买或海外某分会捐赠的“马宝山饼干”、“新德隆卫生衣”、“光酥饼”、“痢症散”等。其实，在整本征信录中，记录最多的支出项目是“捐助难民回乡”，1940年的支出甚至清楚地写明了所助难民的姓名，“助难民叶陈氏等四名回乡”港币7元、“助难民梁耀一家六名回乡”港币6元、“助难民林百里往泸船脚”港币12.5元……在这六年半的时间里，征信录所记载的助难民回乡共有100多次，粗略估计帮助的人数也有几百人。
除了救济之外，济难总会的运营也需要支出。上文曾提及少部分文牍职员有津贴和公费，据征信录记载，职员工金大概每人每月港币几元至二三十元不等。经常性的支出费用还有购置纸币油墨等办公用品费用，以及四处奔忙的路费车费等。另有一项开支颇大的费用，即邮费，特别是寄往国外的空邮，因为需经常与海外各分会及侨胞联络，这项费用甚至超过了其它运营费用的总和。
从拨派济难款、捐助各类机构等大的规划，至筹办难民营、购买救济品等琐碎事务，中山海外同乡济难总会管理有道，兼济四方，将各项救济工作开展得有条不紊，在战火纷飞、风雨飘摇的境况中，为千千万万同胞提供了一方庇护之所。
通过对征信录上的记载和数字的解读，我们试图还原部分中山海外同乡济难总会抗战救济活动的历史。事实上，这也是当时千万个华侨救亡团体活动的一个缩影。纵观中华民族的整个抗战历程，海内外侨胞心系家园，从舆论声援、物资援助甚至亲身回国参与抗战，与祖国人民共御外敌、共纾国难，为抗战的最终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