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马伯庸：不会原地踏步消耗自己，每本书都在拓展写作边界
记者 师文静
历史小人物与时代的关系是怎样的？写作中的瓶颈如何克服？5月13日，携新作《大医》来济举办读者见面会的著名作家马伯庸，接受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专访，畅谈写作等话题。
马伯庸透露谈及“高产”和灵感，他坦陈如果总是同样一种套路写作，会觉得很无聊；谈及小说中的那些历史缝隙中的小人物，他表示自己一直坚持一种人民史观，那就是小人物一定是决定历史的主要动力。
谈创作：
《长安的荔枝》为何成书最快
近年来《长安十二时辰》《显微镜下的大明》《两京十五日》《长安的荔枝》《大医》纷纷出版，再加上新作、旧作集中影视化，马伯庸给人一种非常高产的印象。但马伯庸并不这么认为，他说从2017年到现在，真正的长篇只有《长安十二时辰》《两京十五日》和《大医》，加起来也就100多万字，平均下来大概一年一本书，自己算是低产。
马伯庸的每部作品都在题材、风格上追求不同，《古董局中局》用口语化表达讲述民间古董百科全书式的故事；《长安十二时辰》是一个非常迅速的“反恐”故事，有精准的描写和节奏感、速度感；《两京十五日》以文字的厚重感，描写明代大运河沿岸风情的鲜活画卷；《长安的荔枝》又回到盛唐的雍容，但同样充满时空紧张感。马伯庸每部小说的题材、笔法都会变。
马伯庸表明，他不喜欢重复，希望每一本书跟上一本都不一样，都有所变化，这样读者不会腻，自己也不会腻。“如果总是同样一种套路的话，我会觉得很无聊。按照《长安十二时辰》的风格写下去，可能读者也会觉得很好看，但对我来说，它是属于原地踏步，是属于一种消耗自己的状态。我希望每本书能让大家看到突破。有些突破可能大家会觉得很新鲜，也或许这种新鲜的效果没有想象得那么好，但我仍想不断地拓展自己的边界，这样我也才能看到自己的极限在哪儿。”
马伯庸告诉记者，比如写作很艰难的《大医》，是他一个很重要的学习的过程，书中写到了主要人物在鼠疫、旱灾、水灾、战争中治病救人，并寻觅救国之法，不仅要精通医学，熟知近现代史、上海城市发展史，还要熟知当时的文化、科技、思想、政治、军事、交通、饮食等，通过这本书他有一个机会去学习整个中国近代史，去跟着人物思考当时的中国该往何方而去。但《大医》写到一半就已经觉得太累，为了消遣一下，转换一下思路，马伯庸提笔写了至今成书最快的一部小说《长安的荔枝》，11天写完，一气呵成，酣畅淋漓，这成为自己写作生涯中难得的一次创作大爆发。
写得又多又快，每部小说又能保证品质，这对任何一个写作者来说，都是不容易的事情。谈及大家关心的写作灵感与瓶颈问题，马伯庸表示，每个人写作都会碰到创作瓶颈，极少一口气写完，碰到瓶颈怎么办，那就停下来。“灵感就跟一只猫一样，你越想去抱它，它就跑得越快，你不去理它，它就爬到你键盘上来。”马伯庸自称写不出来的时候，就去旅游、看电影、读书。
又说回灵感，马伯庸举例说，《长安的荔枝》他花了11天写完7万字，中间没有瓶颈，但这本书真的是11天写完的吗？“是，也不是。在过去十几年里，我养成看书的习惯；去了广东会去找荔枝相关的书籍，想起西安会去看盛唐文化的书；走到全国各地，会去了解当地的山川形势，一边坐高铁一边记地名……过去十多年持之以恒的积累，让我知道唐代人的生活细节，知道荔枝的种植方式，知道唐朝运送荔枝的线路，我脑子里甚至画出了一张地图。结果，到了某一天，忽然之间厚积薄发。”
马伯庸认为，瓶颈不重要，关键在于平时是不是愿意去做足够细致的积累，积累足够多，瓶颈就不会是瓶颈，你可以轻易突破它。“保持对世界的好奇心，是很重要的事情。这也是写作的秘诀。只有看不破世界，才有想表达的东西；只有正在经历世事，有愤怒、有情绪、有遗憾、有兴奋，才能成为作家。从某种程度上说，作家是靠荷尔蒙写作的。如果没有激情，那就写什么都没劲了。
谈人物：
写自己敬畏的两种人
《显微镜下的大明》从明代的一系列罕见民间档案文书里，挖掘出尘封已久的故事，“替那些生于尘埃，死于无闻的蝼蚁之辈作传”。《长安的荔枝》写大唐长安城小吏，潜力运荔枝，完成一个“社畜”的拼命奋斗的故事。《两京十五日》中，太子朱瞻基要踏上疯狂的两京急速之旅，看他身边的小人物如何掌控自己的命运。《大医》中三位热血青年，命运多舛，经历曲折复杂，沉沉浮浮，起起落落，破除了那么多难题，走完一生。
马伯庸的作品擅于在历史缝隙中去找小人物的蛛丝马迹，从小人物去挖掘出一个大历史。比如，《显微镜下的大明》中的帅嘉谟对数学的痴迷可以说近乎疯狂，被称为“算呆子”，以一己之力起底了百年丝绢案，让牵扯其中的各方利益集团开启大乱斗。小人物要干成一件大事，就要或执着，或痴迷，或孤注一掷、背水一战。而这种关乎情绪、精神、信仰、活法的小人物塑造，也最能让当下的读者产生共鸣。
马伯庸说道，他内心深处对两种人非常敬畏，一种就是和自己完全不一样，极度坚持某件事情，“轴”得不行的人，这些人是真正能做大事的人，所以喜欢描写他们；另外就是对数学特别好的人心存敬畏，所以写了帅嘉谟、李善德（《长安的荔枝》）等，他们数学特别好。
除了写数学特别好的人，马伯庸还写过《风起陇西》中的谍战局中人，《长安十二时辰》中的“反恐”精英等。这也是写历史小说非常独特的人物视角。拿历史上的间谍来说，马伯庸称，任何时代都有间谍，《孙子兵法》里有专门讲到间谍的作用，但因中国历史一般只记载大事忽略小事，这些人物都没有记录下来，不过你看历史上很多大事件，比如三国时期的赤壁之战，刘备、孙权怎么知道曹军人数的，肯定有细作、间谍去调查；再比如正史记载官渡之战时，刺客徐他刺杀曹操，被护卫许褚阻拦，刺客是谁派来的，史书没有记载，那就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写一写这些边缘人物。“司马迁《史记》专门有《刺客列传》，开了为刺客写史的先河，但后面的史书再也没提过这些人物和事儿，只有司马迁愿意给这些几乎改变了历史的卑微小人物树碑立传，所以我一直特别喜欢司马迁。”
对于自己为何写那么多历史小人物的故事，马伯庸回答道：“我一直坚持一种人民史观，我认为小人物一定是决定历史的主要动力。那些英雄人物其实是适逢其会，赶上了某一段社会的变革，走上了潮头，走向我们的视野。但社会变革的动力其实来自千千万万个小人物。一两个小人物无足轻重，但若是所有的人都产生了同一种愿望、同一种诉求，那么就会形成所谓的历史潮流、历史趋势。”他说，我们自己都是普通人，所以对普通人的生活最为了解，就要去关注一下历史中那些被湮灭的小人物的喜怒哀乐，争取让他们重新活过来，让现在的普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