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玩的博弈游戏竟是它？
六博，又称六簙、陆博，是一种风靡于战国秦汉时期的博弈游戏。该词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300年左右屈原《楚辞﹒招魂》中“菎蔽象棋，有六簙些。分曹并进，遒相迫些。成枭而牟，呼五白些。”的记载。其可以视为春秋战国、秦汉之际社会的一个缩影。
具体而言，棋局即棋盘，目前所见最早的棋局出土于湖北江陵雨台山战国墓，这一时期棋盘的格局只是一块方形木板，正中为一小矩形，棋盘四角和左右两边中间各有一折角“L”形纹样，棋盘上下两边中间和小矩形中间及两侧各有一竖直直线，这些构成了六博棋局最早的纹样形式。
关于六博的棋子，每套博局中配有十二枚，大小在2~5厘米，其主要形制包括两类，一类是形制大小完全相同的十二枚，六白六黑分为两组。另一类是每组六枚，一大五小分为两组，大棋（枭棋）和小棋（散棋）的颜色也不同，博弈的结果取决于枭棋是否被吃。
六博掷具箸是一种细长条形半边无节竹管，剖面呈月牙形，内填以金属粉、铜丝等加固，外髹漆。除常见的竹制外，也有银制与铅制的箸。箸的数量一般为六根，《说文﹒竹部》记载，“簙，局戏也，六箸十二棋也。”但有的也有二箸、八箸。《颜氏家训﹒杂艺》记载，“古为大博者六箸，小博者二茕（琼）。”茕（琼）是一种十八面体或十四面体的骰子，一般为木制，一面刻“骄”（枭），一面刻“男妻”（散），剩余面刻一到十六或十二的数字。
说起六博的具体行棋方式，今已无晓者，后人据文献推测简要概括为投箸掷茕、曲道行棋。按照崔乐泉先生的说法，投六箸的博，先置局，二或四人（每方一人专投箸，一人专行棋）向局而坐，局上有十二曲道，置棋十二枚，分为两组，依曲道而行。局旁放置枰（席），供投箸之用，且六根箸为双方合用。在行棋过程中，往往出现双方争道的现象。
据文献记载，历史上曾发生多起因博棋争道而导致的命案。如《史记﹒宋微子世家》中，春秋时期宋湣公以曾战败于鲁为由，辱骂与其博戏争道的宋国大将南宫万，南宫万不堪忍受，便用棋局提杀了宋湣公。再如《汉书﹒吴王濞传》中，有一次吴王刘濞的太子入朝拜见皇太子刘启（即后来的汉景帝），二人对博中吴太子骄慢争道、多有不恭，引起了刘启的愤恨，便用棋局砸向对方使其毙命，这次事件也给后来刘濞联合诸王发动吴楚七国之乱埋下了祸根。
当然也有一些因喜爱六博而获福的人，如《汉书﹒游侠传》中，汉宣帝刘询即位之前，生活在民间，与杜陵人陈遂是好朋友，两人喜欢玩六博，陈遂经常败在刘询手下并输了很多钱。至刘询即位后，将陈遂提为太原太守，并说太守的俸禄可作为陈遂以前屡次输钱的赔偿。由此可见，得遇挚友，何其有幸！
毋庸置疑，战国至秦汉时期，六博受到社会各个阶层的喜爱，上至帝王将相，下到平民百姓，是一种为大众所喜闻乐见的娱乐方式。
关于六博的内涵，历来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现将目前学术界比较主流的观点与本人的看法相结合，梳理为以下几个方面：
六博作为一种宫廷和民间喜闻乐见的棋盘智力游戏之一，除了在用料质地上贵族和平民有所差别外，在某种程度上缩小了阶级分化，这个现象可以从博具出土于社会各阶层的墓葬中推测得知。秦汉时期六博游戏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中西汉时期六博高手许博昌编写的六博棋术口诀成为当时六博术的通俗教本，“三甫儿童皆诵之”便是很典型的例子。
西汉时期，社会上普遍流行事死如事生的丧葬观念，即墓主的死后世界是对现实世界的再现或模拟，汉墓中大量六博相关随葬品的出现，正是六博在汉代盛行不衰的证据，也寓意着希望墓主人在死后依旧如生前一样享受到世俗六博的娱乐。
加之道教神仙方术观念的流行，掀起了人们欲求羽化升仙的热潮，最具代表性的是仙人六博的形象，和仙人对弈，是将墓主人提升到了神仙队列，寓意着长生不死。东汉时期墓壁画、画像石中经常出现西王母、九尾狐、三足乌、六博的羽人等形象，俨然构成了一幅仙境系统的图像。
西汉晚期，具体到汉哀帝建平四年，举国大旱，民不聊生。每逢灾年，祭祀活动成为一项必不可少的大事件。新莽时期，西王母崇拜在全国范围内普及，由于其作为掌握长生不死术的上古女神，自然而然成为当时人们求助祈愿的对象。那么祭祀西王母便作为社会重中之重的项目。
至于六博与西王母崇拜之间的联系，《汉书﹒五行志》中记载，“其夏，京师郡国民众会里巷阡陌，设（祭）张博具，歌舞祠西王母……至秋止。”可见六博在这里起到娱神悦神的作用。
博局是一个浓缩的宇宙世界，关于对博局纹样“TLV”意义的探讨，目前尚无定论。最为典型的有日晷说、式盘说，也有界划说、建筑说、测量工具说等。
具体而言，日晷说的代表学者有叶慈、李零等，他们认为“TLV”纹样与日晷、四方四维、阴阳五行和宇宙运行模式有关，能避恶驱邪。
式盘说的代表学者有卡普兰、孙机等，卡普兰首次提出朝鲜平壤乐浪汉墓出土的汉式盘与博局“TLV”纹有相似性，并认为博局纹借鉴于式盘，都来自古代宇宙观。
界划说的代表学者有王敬等，其认为“TLV”纹样与甲骨龟板上的“界划”存在渊源关系，其功能在于区段布局，以显对称规整。
建筑说的代表学者有卡曼、布林等，他们认为“TLV”纹样可能与明堂建筑有关，象征天地，同时六博的博局是以古代宫室的形式为基础。
测量工具说的代表学者有董鸿闻、梅原末治等，其认为“TLV”纹样与中国古代测量技术有关，V、L、T分别为古代测量工具中的规、矩、准的象形符号。
据考古统计发现，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了12枚六博棋子，同出遣册写作“象棋十二”，此象牙指象牙制的棋子；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博具，除了象牙棋子，还有青玉和水晶棋子。青玉作为软玉中数量最大的组成部分，其产地主要包括新疆和田、青海等西北地区；水晶在世界各地几乎都有分布，著名的产地有缅甸、新疆、四川、江苏等；象牙除了主产于非洲，也包括亚洲地区，中国境内以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为主。
据此推测，两汉魏晋以后，随着丝绸之路的开辟，地域间的贸易文化往来逐渐开展。然而，目前仍缺乏确凿的实物资料来源分析以证明区域间的文化交流。
个人认为，不同地区无论是六博实物、原料还是技术一旦存在共同点，也不一定总要将之归入交流产物的行列，我想引用霍金的“遥远的相似性”理论，无限的空间加大了相似的稀缺性，而跨时空的呼应则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
最后谈一下关于六博失传的原因，一方面，随着六博赌博化趋势的加强、人们侥幸心理和求财动机的歪曲，引起了汉以后六博逐渐呈衰弱趋势，至南北朝后期，人们对六博棋术已不甚了解。另一方面，六博本身的由简至繁的发展模式难以适应人们的消遣需求，加上其他棋类的兴起，加速了六博的没落。
但这不意味着消失，而是逐渐向其他棋类形式呈碎片化地过渡演进。这也是一个融合同化的过程，如六博中“水”的设置，其形式保留在象棋的“界河”中，中国象棋受印度象棋影响颇深，而印度象棋和西洋象棋都没有界河，界河为中国独创，即从六博借用过来的。
值得一提的是，秦汉墓葬中的六博或多或少证明了华夏民族曾经兴盛的历史阶段，但这只是推测，只是可能，只是例子，而不是证据。但也正是这些考古发现及其他辅助材料给后人提供了试图理解往昔、唤回消逝事物的如同造物般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