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知青工作者口述：那段难忘的峥嵘岁月

讲述人：舒文浩，1935年10月出生在建德市李家镇舒家村。1953年到李家供销合作社参加工作。1958年调到了大同大公社（区委）任文职工作。1962年，大公社撤销，他被调入劳村公社分管下乡的知识青年工作。1969年又被抽往五七干校参加劳动锻炼，五个月锻炼结束以后，到大同公社继续分管知识青年工作，至1996年退休。
知青返程，留下了不舍的牵挂
不得不说农村生活让他们学到了技能、磨炼了意志，学会了互助、懂得了友爱，也学会了感恩。1977年，那些表现好、劳动积极性高的、能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的知青，经过知识青年大会的表彰，可以先行回城。这也使得其他知青劳动积极性更高了，都想着争取能早日回城。舒文浩回忆道，当时就有一位名叫程永成的知识青年骨干，无论是田间劳作还是文艺演出期间，都是积极参与。
风行了20多年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悄然退出了政治舞台，成为了历史。但是，广阔的农村，毕竟是千万知青生活和劳作过的地方，他们当年在那里与广大农民风雨同舟、患难与共，有苦难，也有磨练；有损失，也有贡献；有泪水、也有欢笑……尽管他们回城以后，时时刻刻情系农村，始终眷恋自己第二故乡的土地和人民。1978年，绝大多数的知青根据当时的政策已经回城了，也有极少数人由于家庭的出生或已成家等原因没有回城，一辈子待在了农村。大同公社就有一个女知青，因为已经在农村结婚生子，只能选择留在农村。对于不回城的这部分人，国家会把他们安排到相应的公社企业工作，并给予8000元的补助，这在当时来看，绝不是一笔小钱。

舒文浩在大同一待就是20余年，直到1996年10月才退休。见证了这些知青上山下乡的全过程，回首往事，当年的风和雨、悲与壮、泪和血、思与情都将是一代知青说不完、道不尽的跨世纪的话题。农村生活给了他们一生最难忘
，也最可宝贵的东西。
上山下乡
开启人生的新篇章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毛主席这一指示的发表，标志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二十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我国大规模的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知青下乡是很多人一段难以忘却的时光。岁月蹉跎，时光荏苒，尽管已经逝去了几十个春秋，但那段
难忘
的生活依旧刻骨铭心，依旧魂牵梦萦挥之不去，时时激荡在那一代人的记忆中……而舒文浩就是当时的一位下乡知青工作者
，看着这些知青一直从下乡到回城，他感慨万千。
舒文浩说，1965年建德第一批知识青年下乡，他所在的劳村公社也是第一次接受下乡的知识青年。随着大巴车的启动，这些带着青春的激情与热血、怀揣对前途的希望与憧憬、迷茫而懵懂的知青开始了人生的新篇章。当时，有四五十个知识青年被下放，他们背着自己平时要用的锅碗瓢盆、被褥、衣服，有的还扛了一把锄头来到公社，等待着被村民“认领”。

早在他们来之前，分配名单早已排好了，所以他们还没到公社，就有村民在公社门口候着了，就等着一睹有文化的家庭新成员的到来。从此，豆蔻年华的知青们就在劳村公社的这片土地上留下了他们奋斗的足迹、汗水和青春，第一次了解生活，第一次懂得了人生。苦过、乐过、哭过、笑过、激情过、沮丧过，青春和追求，岁月和生命，希望和憧憬，欢乐和眼泪，苦难和艰辛，汗水和鲜血，光荣与梦想伴随着他们成长。
参加劳动，感受不一样的生活
1969年的11月，舒文浩被抽往五七干校参加劳动锻炼。冬天的乌龙山风雪冰冻，“五七”战士们依旧坚持劳作。五个月之后，组织部重新分配职位，舒文浩又被调回了大同公社分管知识青年工作。第二年，就开始有大批的知识青年来到大同公社，这次除了建德城区的知识青年，大部分都来自杭州，最多的一次来了一百三四十个人，他们大多是杭州城建系统下属单位的子女。这批知青采取“厂社挂钩”的形式定向下放大同公社。而“厂社挂钩”就是城市里的一个工厂跟农村里的某一个公社，用现代的话说叫建立“伙伴关系”，那个厂的子弟都到那个公社去插队，这样的话，厂里也可以给农村人提供一些便利条件。
国家对于知青下乡的教育也是极为重视了，当时大同公社就有一位杭州市住建局的副局长常驻建德进行教育、指导工作。知青下乡也不再分散寄宿在农民家中，而是建立知青安置点。厂里派出专职干部管理知青的生产生活，以及与公社大队的沟通，使得知青上山下乡的活动更为顺利的开展。


当时，国家已经实行计划生育，所以很多职工家里只有一个孩子，在城里的生活条件也不算太差。一下子从城市到农村，每天粗茶淡饭，还要从事繁重的劳作，而没有休息天可言，难得下雨天，才能在家休息。在农村，知青们和农民一样，整天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但是一般正劳力的普通农民工作一天可以得到10分，而知青们每天只能得到4、5分。所以，那个时候大家的劳动积极性就高不起来。当然，时间长了，思想也有了变化，与老乡接触多了，劳动也习惯了，养成了吃苦耐劳的精神，工分也会涨到10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