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记忆的易错性是否限制了口述历史？

尽管这个词偶尔也会被用来形容游吟诗人，但直到20世纪40年代，“口述
历史
”一词才和“访谈”联系在一起。当时，一位曾在哈佛大学受过教育的波希米亚人约瑟夫·古尔德（Joseph Gould），浪迹于纽约格林威治村一带，人称“海鸥教授”（“海鸥教授”含贬义，是一种嘲讽的说法——译者注）。古尔德四处搜集他所谓的“我们这个时代的口述
历史
”。作家约瑟夫·米切尔（Joseph Mitchell）在1942年的《纽约客》（New Yorker）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描写古尔德的文章。他在文中说，古尔德以记录普通人的故事为奋斗目标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人们说的就是历史。”古尔德认为，“我们以往认定的历史——君王后妃、条约、发明、大战役、斩首、恺撒、拿破仑、哥伦布、威廉·詹宁斯·布赖恩，都只是官方的历史，而且大部分都是虚假的。我要记录平民大众的非正式的历史——他们如何谈论自己的工作、爱情、食物、纵欲狂欢、困境和忧伤。对于这种尝试，我甘愿付出生命的代价。”这样的追求使古尔德获得了许多免费吃喝的机会，然而在他死后，人们没有发现任何口述历史笔记，除了“口述历史”之名外，他没有留下任何东西。
另一位由记者转行的历史学者艾伦·内文斯（Allen Nevins）于1948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第一座现代口述历史档案馆。早在十年前，在《历史入门》（The Gateway to History）一书中，他就曾提出重振历史研究，进行“有系统地从还健在的美国风云人物口中和文件上，获取他们最近60年来参与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全部记录”。内文斯认识到现代交通和通信的发展将使人们不再写信和记日记，因而他创立了哥伦比亚口述历史研究室。这种新的做法引起了一些人的反感，他们认为口述历史不够严谨，太过“弗洛伊德式”。到了19世纪60年代，内文斯的后继者路易斯·斯塔尔（Louis Starr）指出，“口述历史”这一词语已经深入人们的日常语言，以至于当它出现在报纸上时，首字母已经是小写，而不必用大写来提醒读者的注意。

“不管人们喜欢与否，口述历史已经被大众接受。”斯塔尔宣称，“它已经成为通用词汇。”
1954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成立了类似的口述历史档案馆，1958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图书馆也跟进成立了同样的机构。1960年，杜鲁门总统图书馆宣布了第一个总统图书馆口述历史项目。肯尼迪总统图书馆在肯尼迪遇刺后不久，甚至连图书馆都尚未破土兴建时就开始进行访谈项目。口述历史很快就成为建立总统档案资料的标准做法。1967年，口述历史协会（Oral History Association）成立，会员遍布全美与世界各地。
1969年在英国录音学会（British Institute of the Recorded Sound）的一次会议上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这就是四年以后成立的口述历史协会的前身。1972年，在伦敦帝国战争博物馆成立了声音记录部，专门收集和保存男女军人的口述证词，因为这些人“缺乏意愿、机会和文学技能”将无法给历史留下任何其他形式的记录。英国的历史工作坊（The History Workshop）运动，旨在促进劳工和女权主义的历史，把口述历史视为将弱势群体融入历史叙事的工具。这一推动力使英国的口述历史在社会史中占有比美国更重要的位置，因为美国的口述历史项目始于政治、军事和商业史上的杰出人物。口述历史项目扩展到每一个大陆，许多国家都成立了口述历史组织。1987年，在英国牛津大学的一次集会上成立了国际口述历史协会（International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该协会每半年在世界各地集会一次。

在过去的20世纪最后几十年里，世界范围内政治与社会的变化使历史学家们面对着剧烈的社会变革和档案资料的缺陷，这些资料通常反映的是名誉扫地的前政权。亚洲和非洲的新兴民族国家发现文字资料反映的是以前殖民宗主国的意识形态，因此，他们利用口述历史来复活被掩埋了的民族身份认同。当苏联解体之际，俄罗斯和东欧的口述历史学家已经开始搜集长期以来遭受政权压制的私人证词，用以重新审视和重写这些地区不足采信的官方历史。在巴西和阿根廷，口述历史项目集中在军事独裁统治时期被国家恐怖主义残酷虐待的那些人的经历上。同样，后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也转向使用口述历史来寻找真相和治愈创伤。很多国家的访谈者都发现，当面对压迫与和解的话题时，口述访谈是一个关键的工具。
保加利亚历史学家丹妮拉·卡尔文（Daniela Koleva）在东欧剧变后不久就开始了口述历史访谈，当时她和她的同事们意识到生活在眼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感到一种独特的文化和一整套生活方式在一刹那间消失了，它只存在于受访者的记忆
中，我们想把它记录下来，留给后代，只是为了让他们能够了解。”
人类
记忆
与口述历史的关系
统计学家内特·西尔弗（Nate Silver）表示，人类
的大脑可以存储相当于3兆兆字节（terabytes）的信息。“然而，这仅仅是IBM公司宣称的目前世界上每天产生的信息的百万分之一。因此我们必须非常谨慎地筛选我们要记忆的信息。”

同记忆打交道是有风险的，但是访谈者责无旁贷。每位访谈者都有关于那些访谈得太晚的人的故事，他们的记忆已经模糊、暗淡，甚至完全消逝了。偶尔也有些经历能抵消一下这种遗憾，有些受访者记忆奇佳，能清楚地记起故人往事的点点滴滴，而且与其他证据对证无误。埃利斯岛博物馆一位收集移民口述史的访谈者发现：“年老的受访者可能记不住女儿的电话号码，但自己当年下船时的情形却历历在目，记得清清楚楚。”
1961年，美国传奇棒球手泰·柯布（Ty Cobb）的去世驱使劳伦斯·里特（Lawrence Ritter）开始尽可能地访谈依然健在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棒球运动员。他行程几千里追寻这群老人，而他们也与他分享了自己非凡的记忆宝库并能够生动地讲述。他说：“同我谈话的很多老人，搞清楚他们所有重孙名字的速度，远远比不上回忆起1906年芝加哥小熊队（Chicago Cubs）的击球顺序的速度。”但是，他们不是翻来覆去讲同一个故事的老人。“是的，这些年来我从没有说得这么多，这么好，”曾经在20世纪之交为底特律老虎队（Detroit Tiger）打过球的“瓦霍山姆”（Wahoo Sam）克劳福德说，“我很少见人，即使见也很少谈论有关棒球的事。”作为一个持怀疑论的研究者，里特到旧报纸中去核实他听到的故事，老球员的描述几乎无一例外地得到了证实，只是偶尔有美化之词，为了“使某个观点更有戏剧性，强调对比或揭示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