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昆：口述自己走过的路

1987年，姜昆、唐杰忠表演《虎口遐想》
小时候，让我最高兴的事情就是大幕拉开那一瞬间
在整个中国文化艺术界，我可以说是挺幸运的。当我踏上文化艺术道路的时候，正好赶上粉碎“四人帮”，原来被禁锢的那些老演员们一下又登上了舞台，许多在“文革”中已经不见了的文化艺术表演又一次繁荣了起来。对当时社会文艺舞台的形容有很多说法，“文艺的复兴”、“文艺的第二次解放”、“文艺的春天”等等，很多。我呢，就是在这个时候走进了文艺专业队伍。所谓“上有老，下有小”，我就是处在这样的位置上，隐隐约约地感到身上还有很多担子要去挑起来，要传承下去。
姜昆3岁时和爷爷奶奶合影
坦白讲，我走上艺术道路并不是靠“老天爷赏饭”，或者说一步登天。小时候，家境并不好，爷爷曾是民族资本家，公私合营后家产就充公了。父亲是一名小学教师，微薄的工资养活一家人。由于孩子多，妈妈也没工作，就在街道居委会上担负一些事情。父亲是学古典文学的，他特别希望我能够接班，在文学上有所造诣。可偏偏我从小就喜欢拳打脚踢，说说唱唱，与老人家期盼相距甚远。

姜昆和母亲 摄于1952年
细究起来，我说说唱唱的基因还是从母亲那里来的。母亲是一名农村妇女，嫁到城里来以后，对新社会的东西特别感兴趣。我记得大概一两岁的时候，母亲就爱唱“王大妈要和平，要呀么要和平”，当年广为传唱的一首抗美援朝歌曲。父亲这边呢，特别喜欢古代文学。他在家里教我接触的就是“硕鼠硕鼠，无食我黍”，“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但他不教我“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郑卫之风。
1987年，姜昆和父亲练书法
我家旁边挨着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父亲对人艺历史剧特别感兴趣，《武则天》《蔡文姬》《曹操》这些话剧，经常带我去看。小时候，让我最高兴的时候就是大幕拉开那一瞬间，马上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就要呈现在面前了。而最悲伤的时刻，则是演员们出来谢幕，大幕拉上以后，接下来我就又回到贫困的现实生活中，十分失落。一边是戏，那么真切。一边是生活，却让我想要摆脱。
第一次“触电”，是上海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白求恩》剧组来少年宫挑演员，那时我已经在灯市口中学上初一了。话剧组推荐我去面试，见了一面被选上，当时以为可了不得了。电影中我饰演一个晋察冀边区警卫员，在片场拍了15天，之后回家等信儿。结果看到成片后，我足足一个月没出屋。放学回家就往床上一躺，哪也不去，觉得丢不起这人，拍了15天才给了我一个镜头(笑)，喊了一句，一转身，就露了一个后脑勺，别的都剪掉了。

初三毕业，报考音乐学院附中作曲系，一是因为喜欢歌曲，二来自己
听音还比较准，基本上不管哪里的歌，听上几遍我就能唱。1960年代的歌曲爱好者都知道的一本书《外国民歌200首》，在我那届北京中学生当中更是几乎人手一本。不仅介绍外国民歌，也介绍音乐背后的故事，现在说起来也是如数家珍：印度尼西亚的《梭罗河》、苏联民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卡秋莎》，阿尔巴尼亚歌曲《含苞待放的花》，南斯拉夫歌曲《深深的海洋》，朝鲜歌曲《阿里郎》《桔梗谣》，阿根廷歌曲《小小的礼物》，包括加拿大的《红河谷》，以及美国黑人民歌《老人河》、《铁锤之歌》……太多了。
《在列宁的故乡》剧照，这是姜昆最早的剧照
我当“红卫兵”的时候，曾经演过两个话剧，《历史的一页》和《在列宁的故乡》。当时“红卫兵”分成两大派，“四四派”是老兵，“四三派”是造反派。《历史的一页》是“四四派”搞的，《在列宁的故乡》是“四三派”搞的，我算“好文艺的”不分派，都被请去出演了角色。在少年宫话剧团时，方鞠芬老师曾指导我们排过电影《以革命的名义》，我特别喜欢里面一个叫阿廖沙的少年流浪者，拉着手风琴，唱的歌特别符合我那时心境，“有个孩子住在河那边，他天天向往着热带的地方。快乐的像大海，骄傲的像小鸟，他到处唱着一支歌，热带的地方啊，热带的地方啊，我要找到你的方向，我要找到你的方向…

…” 《列宁的故乡》中我也饰演一个类似的角色，也是要拉着手风琴，唱着歌，所以印象特别深。现在有一本书写中国话剧史，认为从1966年到1969年这段时间是空白，可这两出话剧是确有其事的，当年在北京的工矿企业，包括周边农场演了几百场。
1968年，我作为知识青年来到了北大荒黑龙江建设兵团。1969年国庆，就在北大荒度过，那里10月份就已经是严冬了，都穿的是大棉裤、大棉袄，把自己
包得严严的。到了1969年，所有的歌突然都不让唱了。我呢，就是因为在1968年一次聚会中唱了俄语版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当时以为在座的都不懂呢，结果自作聪明让人家听出来，接而被批斗，从团部被下放到连队。《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在当时算“苏修”歌曲，再有当时只要歌词涉及情爱就是黄色歌曲，都不能唱，而况我当时还是以俄语唱的，这不是自找的吗?
我在东北呆了八年，东北方言自然熟极了。1980年，北京突然冒出一段东北话的相声《我与乘客》，里面一句“哎呀妈，猪肉炖粉条子可劲儿造”，很多人都把这当成流行语了，那就是我从东北带回来的。相声是表现一个东北人跟北京公交车售票员之间有了矛盾，吵架。我把在东北生活学到的东北方言嗑，都用在了里面，“你也就是高山点灯，那一疙瘩亮!”“被窝里伸脚丫子，你算第几把手?”可以说从我这开始，东北话是冲破了山海关，被全国人民逐渐了解、喜爱。我大言不惭，也算“功不可没”呢!


我要去说相声
小时候就喜欢听侯宝林和郭启儒的相声，都是通过收音机话匣子。第一次看人家在台上正儿八经表演相声，还是1973年年底。当时郝爱民和和李文华来演出，就在兵团俱乐部。
郝爱民(左)、李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