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与集体记忆的社会建构

内容提要：
在口述
历史
和集体
记忆
的研究中，最为常见的争议通常发生在两个方面：其一，由个体叙述的历史
究竟能够在何种程度上反映某一群体共同的社会
经历或生命历程？这直接关系到集体
记忆
何以可能的问题。其二，这一集体所置身其中的社会
又是如何将林林总总的个体经历打造成每一个成员彼此相似的共同记忆的？这直接关系到集体记忆是如何建构起来的问题。就第一个问题而言，正是命运共同体为单个个体通过口述
还原集体生活提供了叙事基础，这一基础加之在单个个体形成共同体时所产生的突生机制，使得个体的口述能够超越个体的限制成为带有共同体一致的精神特征的集体记忆。而就第二个问题而言，由亲历者口述而形成的超越个体经历的集体记忆，虽然是一种突生现象，但并不完全是单个的个体自发形成的或随意建构的，它是在个体认同的基础上，以各类社会表征为心理模板而建构起来的。在这样的叙事主张下，不同代际同存一世而形成的突生性质，也同样可以为我们理解集体记忆的传承提供解释基础。
关 键 词
：口述历史；集体记忆；突生性；社会建构
项目基金
：本文系南京大学“双一流”建设卓越研究计划项目“社会学理论与中国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周晓虹，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关于“记忆”的研讨是当下史学理论研究的热门论题。自20世纪70年代，法国史学界关于记忆史的研究开始发轫，口述历史呈现出鲜明的“记忆转向”，在传统史学话语之外努力“让记忆说话”。最近二十年来，与国内史学界日益兴盛的口述历史热潮相呼应，社会学界有关集体或社会记忆的兴趣也乘势高涨①。有鉴于每一叙事的个体总是生活在特定的社会之中，或者说盘根错节的社会结构总是镶嵌于个体的生命历程之中，以至口述历史或通过口述历史呈现的个体记忆就不会是单纯的个人经验的简单累加②，经由哈布瓦赫所说的“社会建构”过程，口述历史成为集体记忆最重要的表征形式。中国社会学自1979年重建以来，与历史学开始发生前所未有的密切关联；而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十年的历史延续，更是为采集口述历史或呈现集体记忆提供了最为恰当的时点和时段③。
在有关口述历史和集体记忆的研究中，最为常见的争议通常发生在两个方面：其一，由个体叙述的历史究竟能够在何种程度上反映某一群体共同的社会经历或生命历程？这直接关系到集体记忆何以可能的问题。其二，这一集体所置身其中的社会又是如何将林林总总的个体经历打造成每一个成员彼此相似的共同记忆的？这直接关系到集体记忆是如何建构起来的问题。我们认为，从社会学角度出发，或者干脆说从涂尔干的社会学主义的立场出发，对上述两个问题的回应都与口述历史和集体记忆的社会建构休戚相关。

一、口述历史与集体记忆的概念梳理
德国心理学家赫尔曼·艾宾浩斯(H.Ebbinghaus)曾这样形容自己作为志业的这门学科的发展历程：“心理学有一长期的过去，但仅有一短期的历史”④。如果借用这句心理学界人人皆知的名言来形容口述史或口述历史，恐怕要比心理学更为妥帖。口述史即亲历者通过口头叙述并传至后世的叙事方式，自上古时代便陆续开始出现在印度、希腊以及中国等文明古国，并通过祭司、游吟诗人和说唱艺人的代代传颂，再经广博(毗耶娑)、荷马和孔子等先贤的整理编撰，成为流传后世的《吠陀》《荷马史诗》《诗经》，也成为人类叙述自己远古历史的最早文本。但此后，随着史官或职业历史学家的产生，普通亲历者的口头叙事开始被正统的历史排斥在外，帝王将相或国家和民族的宏大叙事逐渐成为历史关注的唯一中心，而包括贩夫走卒在内的普通亲历者则成了历史研究中的边缘人。
在长期的“过去”之后，口述历史真正开始自己的学科“历史”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得益于英国社会史学倡导的“自下而上”看历史的传统，以及因录音设备的进步带来的技术上的完备，关注普通劳动者经历的口述史研究先驱们的兴趣获得了宏观和微观两方面的支持。尽管口述史的溯源常常会提及阿兰·内文斯的壮举——1948年他不仅在哥伦比亚大学创建了口述历史研究室，而且也是“口述历史”(oral history)一词的缔造者——但如果考虑到阿兰·内文斯的口述基本来自“白人男性精英”，英国社会史学家保罗·汤普森(又译保尔·汤普逊)的努力就更贴近口述历史的民本原意。换言之，汤普森的贡献并非仅限于他那本被誉为“标准读物和全世界口述史学家旗帜”的著作《过去的声音——口述史》，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他致力于打造一种从工人阶级那里吸取词语和经验的历史，并声辩口述历史正在改变历史的内容和书写历史的过程”⑤。

我们可以从上述两方面梳理1950年代后口述史研究的当代进步：
首先，就改变历史的内容而言，正是口述历史的出现转移了人们的关注重心，并且开辟了许多全新的研究领域。这一进步的实现，可以归因于将历史叙事的对象从国家、民族等宏大客体与英雄人物转向真正构成活的历史的芸芸众生，而“一旦芸芸众生的生活经验能够作为原材料来使用，历史就会被赋予新的维度”⑥。口述史的研究者多次提及，“口述”(oral)和“历史”(history)这两个概念的并置，既标明了口述者与历史记载在传统史学中的隔离性，同时也揭示了当这两个概念组合在一起时可能产生的颠覆性意义。这样一个些微的举动之所以会产生颠覆性的意义，就在于一旦“证据也可以得自下层阶级、无特权者和失败者”，我们就可以“更现实、更公平地重构过去，可以挑战既定的记载。如此行事，口述历史对整个历史的社会信息就具有了激进的意涵”⑦。
其次，就改变书写历史的过程而言，正是口述历史的出现改变了历史为权力单向掌控和书写的性质，赋予了不同的共同体书写自己历史的动机与权力。而一旦“口述史用人民自己的语言把历史奉还给了人民，它在描绘过去的时候，也(就可能)帮助人民朝向一个他们自己锻造的未来”⑧。在这里，“自己锻造”即书写者自身的主体性在上述改变中至关重要。在汤普森曾称颂过的两项个案中，我以为，波兰工矿企业传记群体的形成之所以具有生命力，不仅在于自扎诺斯基(Stefan Czarnowski)起波兰就具有关注集体记忆的长久传统⑨，而且因为1990年代的社会转型也带来了民众重构历史的自主意向；而1960-1970年代中国以“忆苦思甜”或编撰“新四史”⑩的方式呈现的相似的史学尝试最终之所以会流产，和书写者的动机源于外部的政治推动而非共同体自身的主体欲求有关。


由此，弗里德兰德(Saul Friedlander)的那句名言加上“动机”二字才更为确切：“能保持下去的唯一具体历史，永远是那种基于个人(动机)叙述的历史”(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