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35年逃离被拐卖的人生

郭芳丽想在开庭这天穿身不一样的衣服，得是红的，最好是大红色。儿子结婚时她没穿过这么红，女儿出嫁时她也没有，今天，她想为自己穿一次。

37年前，13岁的郭芳丽被从陕西拐卖到山东菏泽，在那里她失去了原本无忧无虑的少女生活，失去了父母的疼爱，失去了尊严，甚至失去了自己的名字。她在监视、欺骗，以及恐惧中被迫生下了孩子，在14岁的年纪就不得不承担起母职，适应起粗糙、琐碎的农村生活。

她用两年时间逃出村子，却逃不出已经被改变的命运。过去的35年里，郭芳丽被困在一个个身份里，作为女儿，她要因为自己的“过错”弥补家庭，成全父亲的面子；作为“妻子”，她在两段“婚姻”里得到的是伤害和欺骗，还要忍受隐瞒过去带来的愧疚；作为母亲，她因为逃离“家庭”、缺席子女成长，始终没能取得两个儿子的谅解。

很多时候，面对支离破碎的生活，她都会在疲于应对中陷于自责，以至于分不清“被拐卖”到底是谁的错。

如今人贩子落网，12月19日案子一审开庭，择日宣判。对她来说这不仅是一场审判，也是一场等待多年的仪式，一次和所有人对话的机会，“现在人贩子抓到了，有一句话我最想说，我想说一切都是因为他变坏的，错的不是我。”

郭芳丽在菏泽市牡丹区人民法院门口。受访者供图

女孩

这几年，郭芳丽过着没有什么波澜的生活，她在西安做住家保姆，雇主待她不错，“像家人一样”。 她和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一起住，大多数时候，屋子很静，时间过得很慢，她养花，养鸟，时常感到憋闷。偶尔她会在一个相亲交友平台开直播，唱歌或者和网友聊聊生活，但不聊感情，更对过去绝口不提。

在郭芳丽的生活里，谈论过去像是一种禁忌。女儿觉得 “不知道能对她说什么，从来不主动提”，母亲 “怕伤害她，很少谈”，郭芳丽想的则是“她们都不理解我，我没法主动说”。时间久了，她感到自己好像身在一座孤岛，渴望找到一条出路，但又警觉地与外界隔绝。

在女儿刘钰眼中，郭芳丽是一个“总把自己封闭起来的人”，过去她用坚硬的外壳包裹起来，甚至像只刺猬。她爱发脾气，对人要求苛刻，也爱“折腾自己”。刘钰曾看到母亲有时晚上不睡觉，白天不吃饭，快速地消瘦下去，却不和任何人讲是为什么。

“那是我在跟自己较劲”，郭芳丽解释，“这些年每次生活不顺，我都会想过去的事情，如果我没有被拐卖过，可能就不会遇到这些困难，也不会过着现在这样的生活”。

在这个命题上，郭芳丽曾做过很多种假设，“如果13岁那年我没有被拐走，我成绩好，现在说不定能当个官。”“如果13岁那年我没有被拐走，说不定会和亲戚一起去上海”。但这些假设她很难想得太远，最终它们总被真切的记忆打断：13岁那年，在上学的路上帮一对陌生夫妇指路，喝了他们给的饮料，然后陷入沉睡，再醒来是在开往山东的火车上。那时她无法预知，自己的人生也会跟着这条铁轨不可阻挡地驶向另一个方向。

郭芳丽短视频截图。图源：视频截图

郭芳丽的生活本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展开，她的父亲心思活泛，上世纪八十年代就买了辆卡车倒腾沙子，赚来了村里少有的黑白电视，有线电话和一家人还算优渥的生活。郭芳丽在父母的宠爱下长大，成绩不错，语文尤其好，或许能考上一个不错的中学。

她有着“不愿被束缚”的性格，“像一个假小子”， “一次能空手翻十几个跟头”。直到现在，她仅有的美好记忆还是上学时偷偷带伙伴去池塘里抓鱼，缠着父亲教自己开轧麦子的农用四轮车。

但这一切在一夜之间被剥夺了。那天夜里，下了火车，又倒了几趟汽车，到了一个陌生的镇子后，人贩子带着她在一家招待所住下。这是她第一次离开父母，她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离家多远，巨大的无助和不安笼罩着她。半夜，人贩子闯进她的房间，她拼命地挣扎大叫，叫醒了人贩子妻子，才躲过一劫。

第二天，前一晚的恐惧仍未散去，她想的全是“快点逃离这两个人”。当一个又黑又瘦的中年男人出现，拎起她的书包要带她回家时，她没有太多抗拒。

郭芳丽记得那晚很黑很冷，她坐在自行车后座上，被五六个人骑车围着。她不敢逃跑，也不敢做声，更不知道自己将被带到哪里。在土路上颠簸两个多小时后，自行车驶进村子。

买家领着她走进一处院子，里面挤满了人。从寂静的村路，瞬间进入一个喧闹、吵杂的院子里，郭芳丽又陷入另一种恐惧。她记得那些人说着她听不懂的陌生口音，每个人都把头凑上来看她，像打量一件商品。她被领进堂屋，墙上挂着喜字，孩子冲她大喊“看媳妇，看花媳妇”。她再也忍不住，转身想要逃跑，却被锁进屋子。

她就这样被迫成婚，没人再把她当作一个13岁的女孩，甚至都没人问过她的年龄，她和村里的妇女一样，洗衣、做饭、干农活，生孩子。所有少女时期该有的活力、幻想，都被粗糙的日常生活掩埋。她的脸被太阳晒黑，手上生起老茧。

可她会像所有离家的孩子一样，想家，想爸妈。晚上，她躲在被窝里哭，白天，她经常看着西边的方向，希望有天爸爸出现在那条路上，把自己带走。

事实上，郭芳丽被拐卖的两年，父亲从没停止过寻找女儿的脚步。他把家里的生意停了，卡车卖了，欠了债，四处打听女儿的下落。家里的舅舅、姨妈也都参与进来，跑到山西、河南等地找人。

但他们很难有收获。在山东，郭芳丽几乎失去了自由，“白天有人跟着，上厕所都有人看着，到了晚上就把门锁死”。她甚至失去了名字，“他姓李，就让我也姓李，给我起名叫萍，让所有人都叫我‘萍儿’。”

郭芳丽也想过逃出去，为了创造与外界接触的机会，她不惜用惨烈的方式折磨自己。她想去县里医院，就喝下煤油，结果被村医洗胃，吐净；她吞下铁钉，吐血，又在村里被灌药吐出。她故意与李家所有人交恶，剪断老三媳妇织布的线，换来的却是更多的打骂和更少的外出时间。

郭芳丽还记得，一天晚上同样被拐来的老三媳妇找到她，问她敢不敢喝酒，“敢我就帮你给家里写信”。半瓶白酒一饮而下，郭芳丽便没了意识。醒来时自己光着身子躺在床上，旁边是买家李某。一个月后，郭芳丽经检查后确认怀孕，在14岁的时候被迫成为了一名母亲。孩子农历四月出生，地里的麦子刚熟，李某给孩子取名叫龙龙。

被李某侵犯、怀孕，击穿了她最后的防线。曾经渴望回家的念头被羞耻感和无力感代替，“父亲知道我怀孕了会怎么样？我有了孩子会不会给家里丢脸？”怀孕也带来身体和心理上的变化，为了孩子，她逼着自己接受叫做“萍儿”的生活。

在山东的两年，郭芳丽黑了，瘦了。她试图摆脱关于这两年的记忆和痕迹，但有些东西永远留了下来，她学会了山东话，陕西话却渐渐没那么熟练，为孩子她学会了针线活儿。

有些失去的东西再也回不来了，逃回陕西后，她没有了同龄人的无忧无虑，而是会在雨天不自觉地检查院子里的衣服有没有收，她会给家人做鞋，那是连母亲都不太熟练的技能。

女儿

15岁那年的正月，郭芳丽终于等到了逃离的机会，她在赶集时借口上厕所，趁机给家里寄了信。一个半月后，父亲从陕西赶来带她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