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35年逃离被拐卖的人生(2)

30多年过去，郭芳丽仍然记得自己那天内心的挣扎，日思夜想的回家机会就在眼前，可她却失去了回去的勇气。她先是想到爸爸，“我爸好面子，回去陕西咋弄，人家把我们家都笑话死了”，又想到妈妈，“我妈要是知道我和人家结婚有了孩子，得多伤心”，然后想到孩子“孩子还没断奶，我走了孩子咋弄”。最后她想到自己，“我已经不是‘大姑娘’了，怕被村里人知道。”

“我不回去，我就不回去”，她和从陕西赶来的民警说。

那天晚上，父亲劝，民警也劝，直到民警告诉她“你妈妈都急疯了，在家里不穿衣服，每天在街上跑，喊你的名字”。她心里一震，难受得说不出话，和父亲约定“就回去两三天看一看，然后回来照顾孩子”后，才同意第二天乘车回陕西。

逃出山村，回归家庭，对被拐卖的女孩来说，这是个还算幸运的结局，但在郭芳丽看来，从山村走出，但她的另一种苦难才刚刚开始。

她记得回家的那天父亲租来的面包车一路西行，到郑州后，车子停下来。父亲告诉她不能在外人面前提起在山东的事，“不能说被拐卖了，不能说生了孩子，说了丢人，我在村子里也是有头有脸的人，抬不起头”。车子到县城后，父亲给她买了新衣服，里里外外都换了一遍。

回到家后，郭芳丽失去的母爱、父爱被加倍还了回来，“一天三顿，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要什么就买什么，所有人都在用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补偿。”

但她也能感觉到这份亲情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她记得自己有时会用仅存的天真和母亲撒娇，母亲没有反应，转而告诉她“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大人”。

更多时候，家人越是对“那件事”讳莫如深，郭芳丽就越被“愧疚”煎熬。一次和母亲争吵，母亲脱口而出“要不是你，家里能变成这样吗？” 逐渐地，郭芳丽把一切过错都算在自己头上：父亲的衰老，母亲的疲惫，以及因为寻找自己“卖车、欠债，只剩下一千多块钱”的家庭。

郭芳丽的母亲向新京报记者回忆，就是从那时开始，郭芳丽变得沉默寡言，“她难受了不会和我们说，自己围着树打转”。也是从那时开始，郭芳丽“把自己封闭起来”，再没有尝试和家人说出自己的心事，直到今天。

那段时间郭芳丽不想见人，也没再回过学校。她记得刚回家时，曾经的玩伴还是会来她家看电视，但每当有人问起与山东有关的话题，她就会愣住，“脸马上就拉下来”，气氛总在那个时刻僵住，几次之后，她和几个玩伴渐渐疏远，陌生。

父亲另有主意。郭芳丽回家不到两个月，父亲怕她跑回山东找儿子，也想尽快让她安定下来，就给她安排了另一桩婚事，招个她未见一面的上门女婿。郭芳丽拒绝，母亲又劝“你现在这个情况，有人愿意结婚就不错了，别等了”。

郭芳丽和前夫、孩子。受访者供图

“我有时想，我要是个孤儿就好了。” 35年过去，郭芳丽还在为当时的妥协后悔，“那时我想的就是忍耐，想着这件事（被拐卖）是我造成的，我只要不给我爸丢人就行，我就想着怎么补偿他，听他的话，维护他的面子。”

就这样，15岁那年，郭芳丽刚刚从一段噩梦般的“婚姻”里逃出，就又仓促地走进了另一段。

“妻子”

郭芳丽对感情的要求很简单，她期望那个人“懂她，理解她的想法，能安安稳稳一起过日子”，但在她的两段“婚姻”里，这都成了一种奢望。

13岁那年被迫和买家李某结婚，他对她像对一件工具。强迫她生下孩子后，李某一家便再不顾及郭芳丽的感受，产子后的第三天，李某去地里收麦，把郭芳丽一个人锁在家中，她饿得不行，只能爬起来给自己做饭。又过了几天，李某还要求郭芳丽给他做饭，晚上李某收麦回家，要是吃到馒头硬了，菜咸了，就要骂，郭芳丽顶嘴，他就要打。

这些阴影也被她带进了第二段婚姻里，她害怕与丈夫亲密接触——那总让她想起李某对她的强迫。每次吵架，丈夫不理郭芳丽的那几天，她才会短暂地感觉放松，因为终于可以和他保持距离。

回想起第二段婚姻，郭芳丽并不想把错误全都推给前夫，因为在最初的几年里，她和丈夫隐瞒了自己被拐的往事，也无法把感情和信任带入婚姻。她清楚，对两个人来说，这都是一种悲剧。

有时郭芳丽会梦到山东的孩子已经长大，她说梦话，喊“龙龙，龙龙”，丈夫醒来问她龙龙是谁，她骗丈夫，“不认识，梦里梦到的我咋知道是谁”。很长一段时间，“愧疚”都主导着郭芳丽的情绪，她因为隐瞒往事陷入自责，因此甘愿忍受婚姻里的种种不如意。

郭芳丽与丈夫生了一双儿女，看上去日子过得也还算平静。她承担起养家责任，倒粮食、卖水果，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一天能赚1000多块钱。”她也因此“补偿”了大家庭，买回了村里的第一台彩电，VCD、音响、洗衣机，“只要家人开口，我都拼命给。”

但看似平静的生活还是被打破了。因为李某一直寄信到陕西，骚扰郭芳丽的生活，那段被拐卖的往事最终还是暴露出来。这加剧了夫妻间的裂痕。

“我要是哪儿做的不合他意了，他能一个月都不理我。”郭芳丽回忆。那时郭芳丽有过很多有可能改变生活的想法和机会，“我亲戚让我们去上海棉织厂，他不同意。我想学厨师，以后开饭店，他不同意。”

这段婚姻最后以丈夫的出轨告终，丈夫留下了女儿，偷着带走了儿子，自此再没有音讯。

也是离婚那一年，村民得知她被拐的往事，又听说她和丈夫离婚，各种风言风语越传越甚。有人说她还在和山东的“丈夫”保持联系，“有人说我在外面当小姐，有人说我被老头儿包养了。”“被拐卖”成了一种耻辱，她不再符合村民对“好女孩”的道德要求，转而承受着各种恶毒的猜忌。

又一次在婚姻中受伤，为了成全家人小心翼翼保守的秘密被揭穿，用隐忍换来的“正常生活”被轻易击碎……经历这些后，郭芳丽一直的坚持开始崩塌。她的“愧疚”逐渐转化成一种怨恨，“为什么我付出这么多，还是没人理解，还是会受到伤害？”

她开始用一种极端的方式保护自己，拼命想要找回丢失已久的“自尊心”。为了离婚，她甚至割腕自杀。那个她曾经日思夜想的家乡，也成了她“最厌恶的地方”，她毫不犹豫地选择逃离。

往后的日子里，她一直一个人生活。她销售工作做到区域经理， “一天换一身衣服”，保持着精致的妆容。但对于追求者，她会坚定地认为对方“图谋不轨”，然后拒之千里。

母亲

从两段不圆满的“婚姻”里走出，她最挂念的就是三个子女。

大儿子十个月时，她就被父亲从山东救回陕西，从此再未见面。十年过去，离开陕西老家后，郭芳丽第一个念头就看孩子一眼。

但对她来说，菏泽是心底挥之不去的恶心和恐惧。她把漂泊的第一站选择在菏泽，“因为离孩子近。”她不敢去村子，在市里住下，抵着厌恶给买家李某发电报，让他带着孩子过来见面。

那一年孩子十岁了，见到郭芳丽，眼里只剩陌生和埋怨。后来她得知，大儿子从小就被教育，是妈妈抛弃了他和父亲。

“我亏欠他，会尽我最大的能量去补偿他，但也只能多给他钱。”郭芳丽说，“他恨我就恨吧，我问心无愧。”

2017年大儿子在老家结婚，请她回去，“我死活不同意”。后来她拗不过儿子“结婚要录视频，改口仪式需要父母”的说辞，勉强答应。

那是她近30年后第一次回到被拐卖的村子，同样是婚礼现场，甚至她的名字又变成了“李萍”。但这一次，婚礼仪式刚结束，她在现场就直接走人，没有人能够阻拦。

“我的任务完成了是吧？”她对儿子说，然后把自己身上仅有的1万多块钱留给了他，自己仅留了路费。

多年独自一人来往，“爱憎分明”成了她的待人之道，甚至对自己的子女也是如此。

大儿子婚后不久，郭芳丽过去帮忙带孙子。她以为儿子当了家长后会更理解自己，就叫来儿子和儿媳，哭着讲完了这些年自己的遭遇，可“儿媳妇听哭了，儿子却一点反应都没有”。

后来，她感到自己像个“外人”一样被处处排斥，“我是来制造耻辱来了”。一次因琐事争吵，她愤然出走，再也没有回去。后来，因为一次争吵，她把儿子联系方式拉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