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卓被拐案一审，孙海洋：无论拐卖还是拐骗，伤害都是一样的

4月7日，不少寻亲家长和媒体期待在法院外守候庭审竣事。新京报记者 李阳 摄

4月7日，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被告人吴飞龙犯欺骗儿童罪、吴兆光犯容隐罪一案。受害者家眷孙海洋和符建涛的母亲彭冬英均介入庭审，并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午时12点，孙海洋身穿玄色T恤、背着双肩包走进法院大门。各地寻子家长聚积在门口，手举孩子的画像，高喊“加油”，一边声援孙海洋，一边借媒体撒播寻子信息。“信托我们的法院，必然会重办人街市的。”被媒体和寻亲家长困绕的孙海洋重复说道。

当晚七点，法院公布休庭，择期宣判。

谈庭审：“怀疑人外貌认罪，没有暗示出任何歉意”

4月7日19点10分阁下，孙海洋走出法院后垂头不语，说了一句“但愿全部走失的孩子都能回家”，随后痛哭。在接管记者采访时，孙海洋说，怀疑人吴飞龙在庭审进程中就坐在他前面，翘着二郎腿。吴飞龙当庭认可本身拐走了孙卓，孙海洋追问：“我这么顽皮的儿子连我都带不走，你是怎么把他带走的?是不是给他吃药了?”获得的回应只是“什么都记不得了”。

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新京报记者 李阳 摄

符建涛的母亲彭冬英汇报记者，庭审的几个小时里，本身心很痛，一向在堕泪。

孙海洋的署理状师姚克枫说，吴飞龙固然认罪，但对付许多指控不承认，没有示意出歉意。因此，他们以为吴飞龙此举不属于法令上的认罪认罚。

孙海洋是影戏《酷爱的》中的主角原型，他的儿子孙卓被拐于2007年10月9日。孙海洋回想，当天，他正坐在位于深圳市南山区的自家包子铺屋内瞌睡，老婆彭四英背对着门口切葱姜，4岁的孙卓到表面玩耍，过了一会便不见踪影。

彭冬英回想，在同年12月，她4岁的儿子符建涛也在南山区某小区被拐走。

2021年，符建涛在山东被寻回，同年，孙卓也最终与家人团圆。

警方确认，吴飞龙是昔时实验两起欺骗儿童案的犯法怀疑人。据南山区人民法院动静，公诉构造指控：被告人吴某龙于2007年10月9日、12月28日在深圳市南山区先后拐走被害人孙某、符某某，并将二人带至被告人吴某光的住处藏匿。随后，吴某龙将被害人别离交由其同亲或支属收养。2021年9月27日，公安构造扣问吴某光时，其作假证容隐吴某龙，称符某某是吴某龙的孩子。公诉构造提请以欺骗儿童罪追究吴某龙的刑事责任，以容隐罪追究吴某光的刑事责任。

孙海洋透露，他从警方处相识到，在案发当日，吴飞龙脚穿棕色皮鞋、手提皮包，在包子铺门前用玩具车拐走了孙卓。从此的14年，吴飞龙并未分开深圳，而是在此从事保安等事变。

在苦苦寻子的年代里，孙海洋在深圳的街道上到处张贴寻人启事。他说，吴飞龙就“一向勾当在不远处，而且将偷窃的孩子窝藏于亲戚吴兆光在东莞的住处中”。彭冬英暗示，在庭审中，她第一次知道吴飞龙在拐走符建涛后，还在本身地址的小区里上了两个月的班。

4月7日，开庭前，符建涛的母亲彭冬英与寻亲家长交换。新京报记者 李阳 摄

为了向法院表达重判、重罚人街市的诉求，孙海洋向吴飞龙提起民事诉讼，索赔包括精力丧失费等在内的抵偿金共580万元。在采访的视频中，他暗示：“就算没有钱赔，也要让状师一向追着找他，让他知道偷走一个孩子给一个家庭造成这么大的丧失和危险。”

谈争议：到底涉嫌“欺骗罪”照旧“拐卖罪”

在庭审中，被告人吴飞龙的举动涉嫌“欺骗罪”照旧“拐卖罪”，成为控辩两边争议的核心。

2022年6月，检方在量刑提议书中写道：被告人吴飞龙、吴兆光的举动别离得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2条、310条之划定，犯法究竟清晰，证据确实充实，该当别离以欺骗儿童罪、窝藏、容隐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吴飞龙欺骗两个儿童，性子恶劣，提议判处五年有期徒刑。吴兆光系累犯，提议对其判处二年六个月有期徒刑。

“欺骗儿童罪”与“拐卖儿童罪”在治罪量刑上有所差异。《刑法》第262条划定：“欺骗不满十附近岁的未成年人，离开家庭可能监护人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可能拘役”;第240条划定：“拐卖妇女、儿童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赏罚金;有拐卖妇女、儿童三人以上等加重气象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可能无期徒刑，并赏罚金可能充公工业;情节出格严峻的，正法刑，并处充公工业。”

怎样认定“欺骗”照旧“拐卖”?广东格林状师事宜所杨恩雄状师以为，假如举动人在客观上实验了欺骗儿童的举动，主观上也是存心，最少组成欺骗儿童罪。假如能证明其存在出卖目标，则组成拐卖儿童罪。

河北厚诺状师事宜所雷家茂状师以为，是否存在出卖儿童的举动是判定犯法怀疑人主观意图、组成何罪及社会危害性巨细的重要判定身分。

雷家茂说，基于此，在司法实务中，办案构造若无法把握犯法怀疑人售卖儿童的证据，好比怀疑人拒不认可、未查获资金根据、未抓获参加售卖的上下家等，不敷以认定拐卖儿童罪的，也许会“退而求其次”地认定组成欺骗儿童罪。

姚克枫在接管采访时暗示，“欺骗”照旧“拐卖”是本次庭审的两个要害词，关乎案件的定性和量刑，首要看警方可否找到收养人和吴飞龙之间的买卖营业记录。但在庭审中各方并没有出具相干证据。

4月7日晚，庭审竣事后，孙海洋(左)和署理状师姚克枫(右)接管媒体采访。新京报记者 李阳 摄

孙海洋方以为，在本案中，吴飞龙的举动组成拐卖儿童罪，而不是欺骗儿童罪，只是时隔多年难以探求买卖营业证据。孙海洋夸大：“无论欺骗照旧拐卖，对我造成的危险都是千篇一律的”。

雷家茂说，值得留意的是，欺骗儿童与拐卖妇女、儿童是恒久存在的社会征象。连年来，通过一些案件的曝光，这一话题激发大量网友存眷。在交际媒体上，有些寻亲家庭也表达本身对失散亲人的忖量及面对的逆境，被更多人望见。网友同样体谅：犯法怀疑人到底犯了什么罪，该当怎样赏罚?

雷家茂以为，应依据现行法令划定对他们举办精确的裁量，确保治罪量刑的精确性。可是也该当从头思索罪刑是否平衡、是否切合社会实际需求，可否起到对犯法分子的处罚威慑浸染，以及对公共的警示教诲浸染，若不然需做出响应的调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