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联想到比特大陆：中国企业内讧往事
“不要和最好的朋友合伙开公司”，这是电影《中国合伙人》里的一句被广为传播的台词，在剧中黄晓明、邓超、佟大为饰演的成冬青、孟晓骏、王阳相遇、相识，共同创办英语培训学校，并面临重重考验，三人从团结到分裂再到团结，最终实现“中国式梦想”。
这部电影第一版剧本的写作者是徐小平——新东方早期的三位创始人之一，而剧中所讲述的故事也基本“复刻”了新东方的发展历程，除了结尾。
在现实中新东方的三位创始者的结局远没有这么温馨，三人的内讧最后以徐小平和王强的离开而落幕，也许是有感于此，徐小平才写下了本文开头的台词。
不仅是新东方，在世界商业发展史上，企业创始人间的相互争斗鲜有各得善终，更常见的情况是各方撕破脸皮，最终只留下一个赢家。而遭遇到这些变故的企业也有不同的结局，有的企业从此一蹶不振，有的企业消除了隐患反而蒸蒸日上。
当昔日兄弟成为仇敌，彼此的较量也分外惨烈。
创业蜜月期
1984年是一个神奇的年份。
这种神奇不仅存在于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笔下，在传世的《一九八四》中乔治·奥威尔构建了一个荒诞可笑的世界，人们压抑、空虚、集体无意识，所有人都对外界漠不关心，个人的价值被无限否定，这是一个没有生机、毫无希望的世界。
然而现实中的1984年则要精彩的多、有生命力的多：苹果公司推出了划时代的Macintosh计算机，这台采用图形用户界面的电脑启发微软开始研发Windows系统；挑战者号载着的两名宇航员在太空完成了历史上第一次不系绳太空漫步，在空间的尺度上人类更加自由了；在中国，坐着火车南下，去检验已经建设了四年的经济特区成果。
改革开放的春风撩拨人心，日后那些被称为时代“弄潮儿”的风云人物们此时正纷纷蠢蠢欲动，他们不甘于平庸和碌碌无为的命运，决心在中国的商业史上刻下自己名字。
在北京中关村，时年40岁的柳传志也打算投身到市场经济中。对于柳传志来说，从做研究到经商的转变原因很简单，首先他意识到自己确实不太适合做科研，此前他已经在中科院计算所做了13年的磁记录电路研究，虽然做出了一些小成果，但依然寂寂无名。其次，他还有一个更现实的目的是“改善生活”。
1984年11月，一家全称为“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的企业成立，这便是联想集团的前身。由于公司主营业务是承接中科院技术转化，创始人柳传志很快就意识到他们需要一位技术牛人来带队。
联想创业早期办公室
从人才的密度来说，当时中科院可以说是国内顶尖技术人才最集中的单位，但是柳传志要的人不仅要技术过硬，更重要的是擅长将技术商业化落地，这样的人去哪里找呢？
柳传志将目标锁定在前一年刚从加拿大国家研究院做访问研究员回国的倪光南身上。在牛人云集的中科院，倪光南是当时的技术明星，他带领团队研发的“汉字处理技术”让汉字首次出现在计算机屏幕上，这让当时其他先进国家对中国计算机科研人员刮目相看。
除了技术上的考虑，柳传志选择倪光南的另一个原因是两个人本身也是旧交，在五七干校学习时两人曾是室友，也彼此钦佩。
1984年12月，柳传志抱着“三顾茅庐”的决心邀请倪光南加盟担任总工程师，没想到后者毫不犹豫地接受了邀请，顺利的让柳传志不敢相信。
事实也证明，在两人合作的头十年，倪光南的技术遇上柳传志的营销头脑，珠联璧合的组合让联想很快开启了腾飞之路。倪光南研发的“联想式汉卡”很快占领市场，所谓汉卡是由于早期计算机性能不足，为了提高计算机的效率、减少在汉字输入过程中对存储器的频繁访问而研制的一种设备。
当时联想式汉卡的利润非常丰厚，每张售价高达4000元，利润率超过50%。汉卡的出现对于这家公司影响巨大，1985年公司的销售收入超过300万，随后几年每年的营收达到数千万元。这也是“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后来更名为联想的由来。
一切都看起来蒸蒸日上，直到1991年。
1991年对于全球IT行业来说是记忆惨痛的一年，为了争夺CPU市场，Intel和AMD开始互相杀价，原本售价195美元的386处理器在一两个月内降到50多美元，这对事先已经囤积大量库存的电脑厂商们无疑是灭顶之灾。柳传志后来回忆，当时的电脑厂家绝大多数亏损。IBM裁员4万多人，康柏的股票下跌了70%，而联想也受到冲击，短短三四个月之内，联想在香港的分公司亏损1700万港币。
为了拯救联想，1991年9月，柳传志带领联想高层到泰国开会，按照迟宇宙《联想局》的描写，一向不迷信的柳传志也去拜了当地有名的”四面佛”，许愿度过危机。
就在柳传志为联想危机而祈福时，这一年还有另外几个人的命运也正迎来转折。
同样在中关村，英语系教师俞敏洪正式决定离开北大。在之前由于不满他私自在外授课，北大连续三天用高音喇叭在全校播放这一极端的方式对他进行处分，俞敏洪觉得“既然在北大工资还那么低，不如离开北大出去教书，挣钱会比现在多很多，而且出去以后我再开培训班，也不会有任何人给我处分”。
俞敏洪早期在新东方讲课
从北大出来后，俞敏洪首先选择给培训学校打工，第一年就赚了30万。两年后，他决定自立门户，创办了北京新东方学校，到了1994年新东方一年的收入已达到了上千万。但是俞敏洪并不满足这一成绩，爱看历史的他意识到，“事业能发展多大，要看你的合伙人有多强。”
思来想去，他找到了王强、徐小平等几个人。俞敏洪认为一方面是这些人都是他在北大时的熟人，彼此信任，沟通成本不高；另一方面是这些人的水平比他高。1995年，俞敏洪前往北美说服当时在国外发展得并不顺利的徐小平等人回国一起创业。
在引入王强、徐小平之后，新东方形成了三巨头的局面，大家各管一摊。“包产到户”的方式对于早期新东方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做得越大，拿的钱也越多，因此三个人都充满了干劲。从1996年到2001年，新东方的营收从一两千万元年变成了两三亿元。
在联想遭遇危机，俞敏洪从北大离开的1991年，还有两个人冥冥之中也被改变了命运。
1991年，16岁的少年林宇考上了福建省的重点中学浦城一中，在这里他遇到了少年史文勇，他们被老师安排为前后桌，也因此成为了好朋友。当时的两个人并不知道，在往后的20多年里，他们的命运会纠葛在一起，最终遭遇巨变。
三年高中很快过去，林宇考取了北京邮电大学，而史文勇考取北京大学，作为同乡，两个人依然保持了紧密的联系。由于这种友谊的存在，使得十多年之后，当林宇打算在手机杀毒行业创业时，他第一时间就想到了史文勇。
“最可能成功的技术型公司就是同学创办的公司，因为他们之间的信任是超出商业价值的”，林宇认为，当时世界上最成功的的商业公司例如惠普、苹果、微软、雅虎、谷歌莫不如此。
2005年，林宇和史文勇租下北京邮电大学附近的一所废旧幼儿园开始了网秦创业。办公条件很差，屋子里到处锈迹斑斑，但是两人却不以为意，每天一起工作到很晚，在一起的时间比和家人还长。
网秦创业早期合影，中间为林宇、右为史文勇
2011年，网秦历史上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在当年的315晚会上，网秦被曝光与飞流公司进行勾结，一边制造病毒一边杀毒，节目播出之后舆论哗然，网秦形象一落千丈；二是顶着舆论的压力，在当年5月网秦登上了纽交所，成为国内移动互联网海外IPO第一股。
就在网秦实现翻转的时候，从北大毕业两年的吴忌寒接触到了新事物比特币，为了验证比特币在国内是不是真的有市场，他先后用比特币在淘宝上买了一双拖鞋和一次云服务内存升级，结果真的交易成功了。
意识到了比特币价值的吴忌寒借钱买了900个比特币，这是他在比特币领域的第一笔投资，这笔投资在2013年给他带来了数百万的回报。他的第二笔投资是购买了“烤猫”蒋信予在深圳成立矿机公司的虚拟股票，这笔投资让他赚了上千万。
不过由于后来购买矿机遭跳票以及参股的烤猫公司遭遇危机，吴忌寒决定自己做矿机。除了吴忌寒自己，他还邀请了在正在创业的詹克团，据说两人当时是在街头偶遇，而詹克团正在街边做推广。
詹克团毕业于清华大学，他在接到邀请后很快就决定加入，在出租车上詹克团就取好了“比特大陆”这一公司名，而备选项是“比特币大陆”。
在此后的几年，吴忌寒和詹克团的携手改变了全球比特币挖矿的行业格局，比特大陆也成为了市场占有率超过七成的霸主。
然而一场致命的危机也在逐渐埋下伏笔。
裂痕酝酿
与其他公司不同，比特大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有两个CEO——吴忌寒和詹克团，但没有董事长。虽然职位相同，但两人在业务上有明确的分工，吴忌寒负责投资、矿池、矿场、矿机市场销售，詹克团负责技术、供应链、生产、AI。
这种看似平等的安排，用意在于平衡两个创始人的利益。据说做决定时两个人曾经有过约定，一件事情一个人同意就可以做，一个人反对就不能做。但是细究一下就会发现，这种安排有个很大的漏洞，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的被他们忽视了——假如一件事情一个人同意，另一个反对呢？
左为吴忌寒，右为詹克团
历史无数次证明了，矛盾往往不是发生在蛋糕不断增长的时候，而是出现在蛋糕不再增长甚至是缩小的时候。
2016年比特大陆研发出了历史上最成功的S9矿机，垄断全球70%的矿机市场，但是瓶颈也随之出现，在随后的两年里比特大陆没能研发出一款新的矿机。据媒体报道，在两年里比特大陆至少有4次矿机芯片流片失败，包括16nm、12nm和10nm的芯片，损失在十亿美金级别。
在发展遇阻的时候，理念、理想、做事风格上都不一样的两个人的矛盾开始显露，吴忌寒希望继续在比特币、区块链领域发展，詹克团则认为发展AI是“理想”。且随着比特大陆困境越来越深，在有限的资源到底如何分配问题上也出现了分歧，两人矛盾越来越多。
面对摩擦两个人在暗地中展开较量，并达成暂时性的妥协：2018年底，比特大陆发生人事变动，吴忌寒退出董事会由“董事”变更为公司“监事”，而詹克团从“董事长”变更为“执行董事”，两人同时卸任CEO。
然而由于詹克团在比特大陆中股份占比达36%，超过吴忌寒，因此在较量中詹克团占得上风，后者逐渐失势，其重视的负责BCH的哥白尼部门以及其他从事区块链员工被裁，甚至曾传出其离开比特大陆的传言。
按照一位前比特大陆员工的说法，2018年12月17日，比特大陆召开高管大会，会议上宣布詹克团担任董事长，王海超担任CEO，吴忌寒卸任一切职务，但依旧留在比特大陆。
事实上，由于企业发展困境引起企业内部矛盾的情况不只是出现在比特大陆身上，在网秦历史上也同样发生了。
在2011年上市之后，网秦在随后几年经历了短暂的黄金时期，先后完成对多家公司的收购，股票翻倍，市值一度超百亿人民币。
但是在2013年和2014年，由于遭到浑水公司做空以及林宇涉及“芮成钢事件”被带走调查，网秦遭遇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危机，网秦股价从25.9美元的最高点暴跌至8美元左右，多次被股东集体诉讼。在2014年年底，林宇卸任董事长兼联席CEO，史文勇接任董事长。
在自救失败后，林计划带领公司以私有化名义退市，史却希望保留上市公司，双方的不同意见又加剧了内部矛盾。
真正让两个人产生矛盾的是一家网秦收购的飞流公司。2016年A股企业王子新材计划收购飞流，给出的估值为50亿人民币。林宇和史文勇在飞流公司分别占股78%和22%，按照媒体的说法，林宇在卸任之后希望得到这部分的股份，但是史文勇却认为，飞流的股份属于网秦公司的资产，两个人都只是代持。
因此对于这部分股权的归属，两个人展开了争夺。按照史文勇的说法林宇表示要给史文勇25亿人民币，让他走人，自己来接手。2016年林宇要求回到网秦，继续担任董事长职务，林宇称史文勇也答应移交职务并签署了在12月31日生效的辞职书。
到了2016年11月，王子新材称由于国内证券市场环境、政策等客观情况发生了较大变化，重组条件不够成熟，终止50亿并购飞流。
随后发生了林宇描述的“绑架”事件。
在企业中，经济利益纠纷并非罕见，但是真正让事情变得复杂的往往不是明确的制度，而是某些说不清道不明、无法具体量化的东西，比如友情。
新东方发展到2001年的时候，俞敏洪发现自己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由于实施三个合伙人独立经营的政策，新东方与其说是一家企业还不如说是几家独立企业的合体——每个版块都有自己的负责人，只需要每年交出总收入的15%。
但随着新东方的壮大，“公地悲剧”出现，对于公共事务没人愿意出钱。俞敏洪认识到，以个人利益为先导的企业长远发展和管理就变得很难，“一直坚持包产到户，估计新东方到最后也就是分开发展的几家小公司而已。”
2011年，新东方开始调整企业架构。但是由于三个合伙人是朋友关系，没有上下级的管理秩序，这场变革并不顺利，没有人愿意放弃手中的权力，纠纷开始出现。
如何调整公司的长期发展和个人的利益，联想也走过弯路。
在联想的头十年，是倪光南和柳传志的“蜜月期”，在联想内部柳传志曾强调倪光南的特殊地位，他表示倪光南是1，其他人是0，只有倪光南说的都是对的。
左为柳传志，右为倪光南
但是到了1991年，倪光南和柳传志的多年友谊出现裂痕，原因在于随着处理器性能的增强，汉卡的存在变得越来越没有必要，联想的汉卡业务开始衰落。于此同时，柳传志慢慢摸索出“贸工技”的发展战略，与倪光南坚持的技工贸发生矛盾。
在研发的路线上，倪光南一方面推崇快速迭代，上一个型号还没回本下一个版本就出来了，一方面他的研发范围越来越广，除了汉卡，倪光南还决心研发主板和主板芯片、打印机芯片、程控交换机，甚至是操作系统、处理器都想做，成本与利润的矛盾越来越大。
“有高科技产品，不一定能卖得出去，只有卖出去，才有钱。”1994年在倪光南提出与复旦大学、长江计算机公司等合资成立芯片设计中心时，柳传志否决了，这是他10年来第一次对倪光南说“不”。
点燃危机的第一根火柴已经燃烧起来，惊天动地的剧变即将到来。
彻底决裂
当曾经并肩奋战的创业伙伴变成了敌人，经常出现的一种结局是：某一方彻底退出。
在矛盾公开化之后，倪光南和柳传志的斗争愈演愈烈，柳传志撤换财务总监倪光南反对；倪光南提议将80人的程控机事业部改成子公司，柳传志制止。
双方的攻讦甚至发展到举报工作作风和经济问题的层面，倪光南不断向上反映柳传志涉及经济方面的重大问题，“一个问题调查清楚了、解释完了就又来一个问题，不把我打入监狱绝不罢休”，柳传志称，倪光南是有意的中伤。
1995年6月，倪光南和柳传志之间的关系迎来终局。联想集团总部中科院作出的“判决”认为，在联想的研发和立项方面，“不能由科技人员最后说了算，要由企业总负责人根据市场和公司的情况做决策”，柳传志应该有更大的发言权和决策权，倪光南被免去在联想集团公司总工程师职务。
但是这一结论，并没有消解内外的疑问，当年宣读这份文件的曾茂朝在多年之后也坦诚地表示：倪光南的出局并非由于发展路线出了问题。
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后来也表示，二选一的时候只能选柳传志，和倪光南同等水平的科学家，人数多于和柳传志同等水平的企业家。企业家在中国是稀缺资源。
在某种程度上这一结局影响了联想之后二十多年的发展——沿着贸工技前进的联想成为了国际PC巨头，但也因此在移动互联网时代饱受外界批评。
相比早期联想的内讧，网秦的内部争斗在惨烈程度上有过之而无不及。
2018年9月10日，网秦创始人林宇在朋友圈发文称自己此前被绑架长达13个月，遭遇非人折磨带 20 多公斤手铐，九死一生，并称史文勇史嫌疑很大。随后林宇带30个身着黑衣的安保人员，进入位于网秦办公大楼接管公司。
从共同创业的高中同学变成仇敌，这种戏剧化情节突然出现在现实当中，震惊行业，随后涉事双方展开了口水战。
这场持续多年纠纷让凌动智行（2018年网秦改名凌动智行）雪上加霜，2019年1月纽交所以凌动智行的股价“异常低”为由将其除名。
不过和网秦的内讧导致公司一蹶不振不同，新东方则通过对公司治理改革，还获得了更大的发展。
在俞敏洪的收权过程中，暗地互相制造麻烦、使绊子是常有的事情，比如徐小平想上一个雅思项目，找俞敏洪谈了一年半才谈下来；另一边，俞敏洪做出的一些决策也出现无人执行，或者故意唱反调的情况。俞敏洪曾说过，在新东方，没有任何人把他当领导看。
甚至在媒体报道中，有这样一则场景：俞敏洪在得知徐小平带员工反对他的改革后，直接让人把徐小平的办公室占了。在这场乱哄哄的斗争中，徐小平被被赶出过董事会，王强辞去过董事长职务，俞敏洪也失去过CEO的位置。
最终这场新东方的内讧以徐小平和王强的出局作为结局。2006年新东方在纽交所上市，徐小平离开创立了真格基金，在投资圈大展拳脚。
而对于眼下的比特大陆来说，吴忌寒和詹克团的决裂阶段已经到来。
10月下旬，在詹克团出差期间，吴忌寒实施了密集的“夺权”行动。10月28日，北京比特大陆科技有限公司发生了工商变更，法定代表人由詹克团变更为吴忌寒，吴忌寒还接替了詹克团执行董事一职。
10月29日上午，吴忌寒向比特大陆员工发送内部邮件，宣布解除詹克团在比特大陆的一切职务，即刻生效。邮件要求比特大陆任何员工不得再执行詹克团的指令，不得参加詹克团召集的会议，如有违反，公司将视情节轻重考虑解除劳动合同；对公司经济利益造成损害的，公司将依法追究民事或刑事责任。
面对吴忌寒的主动挑战，在沉默一周后，詹克团也在11月7日展开反击。其在朋友圈发布的《让我们一起努力，共渡比特大陆非常时期》一文中提到，“当巨变来临的时候我才知道，在影视剧里发生过无数次的，被自己曾经最信任的合作伙伴，一起奋斗的兄弟，背后狠狠捅刀的桥段真的会发生。”詹克团还表示会通过法律途径尽快回到公司，“如果有人一定要战争，我们就给他们战争”。
正如吴忌寒此前在朋友圈所言，比特大陆已经注定要成为商业史上公司控制权争夺的经典案例，到底谁将出局，时间会给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