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封面｜WeWork崩溃：错在另类创始人还是强势投资人
【划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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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当诺依曼在“创业印度”活动上演讲时，当场引起在印度寻找投资机会的孙正义注意，当晚两人就共进了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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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孙正义第一次选择向WeWork投资的时候，只和诺依曼谈了28分钟，就草草写下对WeWrok投资44亿美元的相应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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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8月，在孙正义对WeWork的投资宣布之后，诺依曼不断加快扩张步伐，推翻了原本计划开设30家新店的计划，坚持要求团队开设60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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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公司高管们试图说服诺依曼要谨慎行事时，他常常会勃然大怒，称他们都是“二流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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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软银进行首次投资以来的15个月里，WeWork公司的规模扩大了一倍，却没有招募到任何新的支持者。公开市场似乎成为筹集新资金的唯一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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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修订招股书的过程中，诺依曼和妻子更多关注的是招股书背面放什么图片，最终他们选择了森林，因为担心海浪可能象征着崩溃。
（本文约8600字，阅读全文大约需要8分钟）
【编者按】从风光的独角兽企业到濒临崩溃边缘，共享办公空间初创企业WeWork似乎只用了几个月时间，事实上公司问题由来已久。WeWork的崩溃不仅仅是因为亿万富翁个人的不良行为，也从侧面暴露出相关风投系统的内部结构存在着严重缺陷。在金钱、奉承和估值飞涨的推动下，诸如诺依曼这样的企业家心甘情愿成为风投附庸，孙正义的投资和支持也让他最糟糕的本能有了滋生成长的土壤。WeWork的兴衰也为我们描绘出这样一幅不可磨灭的画面：一个有魅力但有缺陷的人和一个强有力投资者，两人之间存在着奇怪而复杂的关系，从亲密无间到陷入争论而又戛然而止。
以下为文章正文：
2018年10月3日上午，孙正义高兴地告诉一群投资者，“阳光是上帝的礼物。”此时的他正在印度诺伊达做一场关于太阳能的演讲。这天天气很热，对日本软银的首席执行官孙正义来说，阳光特别灿烂。他关于软银将成为技术和人工智能投资先锋的愿景吸引了全球资本世界的关注。“只要你有土地和阳光……我会带给你不花钱的电，”孙正义如是表示。他表示将向印度太阳能基础设施投资1000亿美元，并许诺将在25年后向当地提供免费电力。
与此同时，远在9个半时区之外的纽约，业务快速增长的共享办公空间初创企业WeWork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亚当 诺依曼(Adam Neumann)正在庆祝近期取得的一系列里程碑式事件：他成为了纽约最大的私人房东；WeWork承诺公司到2023年将实现碳平衡；诺依曼妻子丽贝卡(Rebekah)经营的早教机构WeGrow正式成立。
当孙正义近两年前第一次投资WeWork时，诺依曼和孙正义就成为了合伙人，并因为某种原因而兴高采烈。他们相信，他们即将完成一笔200亿美元的交易，收购WeWork的其他投资者，并为新的扩张计划提供满盘资金。这一安排将使WeWork得以在数年时间内不必上市，实现业务增长的同时且不用受到华尔街分析师、共同基金经理或其他投资者的审查。此外诺依曼希望，这次不同寻常的投资将使WeWork的估值达到470亿美元，是一年前的两倍多。更重要的是，这还将增加两人的财富。孙正义可以将这笔交易作为其投资策略成功的证明。而诺依曼将加入美国企业家精英俱乐部，其中的成员有Facebook创始人马克 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也有Uber的特拉维斯 卡兰尼克(Travis Kalanick)。
与此同时，参与其中的还有第三人，他就是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Mohammad bin Salman)。本·萨勒曼是孙正义最大的投资者。两年前，他向孙正义成立的千亿美元愿景基金投入了近一半的资金，高达450亿美元。这个鲁莽而有争议的投资工具为世界上最大的创业公司提供资金，其中的投资对象包括WeWork、Uber、DoorDash和字节跳动。当年10月，本·萨勒曼曾公开表示，他打算再投资450亿美元。他称将于10月份晚些时候，在利雅得参加一个名为“沙漠中的达沃斯”(Davos in the Desert)的沙特金融会议，期待孙正义的到来，而诺依曼也是被邀请的一员。
但在这段时间，随着软银股价承受的压力加大以及孙正义最大支持者问题的增加，孙正义开始重新考虑向诺依曼的投资承诺。两人一直在争论交易完成后谁将最终控制WeWork。在圣诞节前夕，孙正义打电话给诺依曼，告诉他原计划的交易取消。这让诺依曼感到非常震惊和沮丧。尽管随后他设法谈成了一笔修改后的20亿美元交易，但诺依曼感到更多的资金压力，于是做出了另一个决定命运的举动。2018年12月28日，诺依曼提交，注册WeWork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两人当时都不知道，这一举动敲响了WeWork的丧钟。2019年8月14日，已经更名为We Company的WeWork发布了招股说明书，该公司有问题的管理决策历史和糟糕的财务状况被公之于众。五周后，在市场、负面新闻和公司压力的打击下，诺依曼推迟了公司上市计划。一周后，他又辞去了首席执行官的职务。在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诺依曼就从准备庆祝价值650亿美元的首次公开募股变成被一家濒临破产的公司扫地出门。
We Company如果破产，后果相当残酷。随着现金的耗尽，该公司不得不竭力争取新的融资。其正在裁掉数千名相信诺依曼所许愿景的员工，对他们来说，现在的诺依曼成了一个恶棍。就在这些员工为寻找新工作而焦头烂额发简历的时候，诺依曼却带走了17亿美元，这也是他与孙正义在2019年10月下旬所达成最终协议的一部分，该协议要求诺依曼离开董事会，并放弃对公司的控制权。孙正义虽然仍是软银的掌舵人，但损失最大。他必须扭转We Company现有的不利局面，证明向公司投入185亿美元完全是合理的。他还在努力筹集1080亿美元的第二只愿景基金来投资新的创业公司。但潜在的合作伙伴和投资者对他的判断提出了质疑：孙正义对诺依曼的判断怎么会错得这么离谱？
We Company的崩溃不仅仅是因为诺依曼个人的不良行为。它暴露出风投系统的内部结构存在着严重缺陷，而这个系统影响着全世界几十亿人。风险投资曾是全球金融市场的一个小参与者，如今却成为了公司发展和技术革新背后的主要力量，而正是这些公司和技术重塑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它影响着我们的工作、交通和生活；它促使投资者刺激创始人以惊人速度发展公司、主宰市场、消灭竞争对手。在金钱、奉承和估值飞涨的推动下，企业家们心甘情愿成为风投附庸。亚马逊、苹果、Facebook和谷歌已经为如何不惜一切代价赢得市场份额定了标准和目标，甚至一切行动都不惜牺牲权利、隐私和公平。在We Company，孙正义的投资和支持让诺依曼最糟糕的本能有了滋生成长的土壤。一位We Company高管曾回忆，一次会议上诺依曼公开声称要将We Company打造成一家“垄断企业”。当这位高管指出这个词暗指不公平、可能非法的商业行为时，诺依曼耸耸肩，表示将来他会用别的词来替代它。
We Company和软银的数十名高管和内部人士在本文中透露了很多细节。由于担心遭到两家公司的报复，当中的许多人要求匿名。诺依曼在IPO计划公布之前，还接受了两次正式采访。那些经历We Company兴衰的人们所分享的故事，描绘出一幅不可磨灭的肖像：一个有魅力但有缺陷的人和一个强有力的投资者。孙正义和诺依曼之间存在着奇怪而复杂的关系，两人如何从亲密无间到陷入争论而又嘎然而止。
请对陌生人微笑
“他看到我在台上讲话，”去年冬天的一个早晨，诺依曼在回忆起孙正义如何走进他生命中时这样回忆道。那是在2016年1月一个名为“创业印度”(Startup India)的活动上。当时WeWork的估值为120亿美元，但只有不到75个办公地，印度市场一个都没有。作为在会议上发言的条件，诺依曼坚持要和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进行会面。在当天的一张照片中，诺依曼穿着传统的印度服装，面带灿烂微笑，他和他的父亲都穿着卡其裤，打着领带，和莫迪坐在一起。
当时出席会议的孙正义是来印度寻找投资机会的。一个月前，他宣布了向印度初创企业投资100亿美元的计划。他已经资助了一位年轻的印度企业家里特什·阿加瓦尔(Ritesh Agarwal)，这位22岁的泰尔奖学金(Thiel Fellowship)获得者正在创办印度版的Airbnb。
但当场引起孙正义注意的是诺依曼。
诺依曼身高1.9米，有着一头乌黑的长发和轮廓分明的颧骨，这让他很容易在众人中脱颖而出。他的演讲也是如此。“对于这样一个精神国度，”诺依曼望着台下的一群商界和政府领导人说，“我对自己所听到有关估值、融资、泡沫和建立大公司的言论感到惊讶。这不该是目标。目标该是找到你真正喜欢的东西，确保它背后有意义，确保它能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那天晚上，诺依曼和孙正义共进晚餐。
当时的诺依曼还不为人知。但业内津津乐道于58岁的日本大亨即将创立一只新风投基金。这个价值1000亿美元的投资工具被称为愿景基金，将帮助孙正义在全球数字化时代打造庞大的初创企业集团。孙正义期望通过愿景基金塑造和主导下一场由人工智能推动的技术革命，进而重塑全球市场和行业。孙正义有时会使用日语短语gun-senryaku来指代自己的投资策略，意为排成队形飞行的群鸟。为了实现这个梦想，孙正义需要一批像诺依曼这样的狂热企业家，愿意接受巨额的资金，也愿意承担巨大的风险。
在接洽诺依曼的过程中，孙正义一开始表现得遮遮掩掩。2016年3月，弘毅投资牵头对WeWork进行了一轮融资，但孙正义并没有参与其中。和诺依曼见面后的几个月来，他似乎并没有表现出多少兴趣。
同年12月，孙正义在访问纽约期间要求参观WeWork位于曼哈顿的总部。他没有说自己打算投资，只是说他以前从来没有投资过这类企业，对于WeWork的业务很好奇。
WeWork员工回忆说，那天诺依曼很紧张。孙正义比原定时间迟到了近两个小时。当他最终到达WeWork总部时，却告诉诺依曼自己只有12分钟的参观时间。诺依曼竭尽全力向他介绍公司情况。没走多远，时间就到了。但孙正义让诺依曼上了他的车，这样两人就能继续交谈。
坐在后排的孙正义拿出一台iPad，草草写下对WeWrok投资44亿美元的相应条款。他在文件底部画了两条横线，在其中一条上签上自己的名字，然后把iPad递给诺依曼，让他在另一条线上潦草写下自己的名字。诺依曼把协议的照片保存到手机里。
“当孙正义第一次选择向我投资的时候，他只和我谈了28分钟。”诺依曼今年1月份这样回忆。当时，诺依曼对孙正义的崇拜依然如初见。他回忆起孙正义告诉他:“我有种感觉，你是我见到的另一个马云。”众所周知，马云在2000年2月将孙正义的2000万美元投资转化成了价值超过2000亿美元的阿里巴巴。孙正义在对诺依曼的推崇之词中也暗含着一条指示：有朝一日诺依曼将会像马云那样兑现承诺。
步履维艰
诺依曼一向咄咄逼人，要求苛刻，是那种在自己还只有屈指可数几处办公地的时候就想拥有100处办公地的企业家。2017年8月，在孙正义对WeWork的投资一经宣布之后，诺依曼更加激进。
与其关系密切的员工表示，孙正义“更快”行动的劝告让诺依曼变得更加浮夸。一位高管回忆道，创始人与孙正义面谈归来时显得很沮丧，因为孙正义告诉他公司发展得还是不够快。诺依曼不断加快扩张步伐，甚至于达到了危险的地步。他推翻了原本计划开设30家新店的计划，坚持要求团队开设60家。“你必然能够想象这给团队带来了何种压力，”一名曾与诺依曼共事的员工表示。
开设一个WeWork办公地所涉及的后勤工作多如牛毛：协商租约、设计场地、获得许可、扩建、寻找租户，还要针对特定社区进行营销。从美国休斯顿到澳大利亚墨尔本，WeWork到处都在进行业务扩张。但其间存在的主要问题可能会被忽视，或者是被公司疯狂发展的势头所掩盖起来。
高管们表示，当他们试图说服诺依曼要谨慎行事时，他常常会勃然大怒，称他们都是“二流玩家”。一位前经理回忆道，在试图说服诺依曼重新考虑一项特别战略后，自己当场就遭到诺依曼的斥责，后来原有的职位也被剥夺。与诺依曼发生争执的其他人常常被禁止参会，被刻意忽视，甚至被冷落。一名员工表示:“你会因为反抗他而受到惩罚。”
世界上很少有人能像诺依曼那样有这么多机会接触到孙正义。孙正义不仅财大气粗，更是所看重企业的盟友、知己、梦想家和支持者。“亚当和孙正义有着特殊的关系，”WeWork前首席财务官阿蒂 明森(Artie Minson) 2018年秋天时这样说。诺依曼的父母在他7岁时就离婚了，他的大部分成长时间是和母亲一起度过。诺依曼不想让对他寄予厚望的导师失望。孙正义还任命了两位高级副手——软银副董事长罗恩 费舍尔（Ron Fisher）和前高盛合伙人马克 施瓦茨（Mark Schwartz）——进入WeWork董事会。员工们说，施瓦茨是WeWork办公室的常客，有时会出席运营会议，常常在诺依曼和其他高管办公室附近的一个小房间里工作。
长期以来，诺依曼一直保留着一份草稿纸，上面是他和联合创始人米格尔 麦凯维(Miguel McKelvey)勾勒出的公司早期构想，内容涉及该公司如何发展成为住宅地产WeLive、银行WeBank，并进一步拓展到诸如WeNighbor和WeCities等其他各个领域。与此同时，孙正义帮助诺依曼和他的团队把自己想象成下一个亚马逊。通过将WeWork定位为价值上万亿美元的巨头，诺依曼和孙正义共同创造了一种说法，在理论上可以证明WeWork的估值飙升是合理的。“孙正义是一名绝地武士，”诺依曼在今年1月份这样说，“作为一名绝地武士，他拥有许多超能力。”
在孙正义的鼓励下，诺依曼继续疯狂进行收购，在6个月内就收购了5家公司，其中包括管理建筑项目、改善销售和市场营销的科技初创公司。诺依曼还决定将公司定位为一个技术平台。他明白这将有助于提高其估值，因为科技公司比房地产公司的吸引力更大。诺依曼还从苹果公司聘请了一位受人尊敬的产品经理，并开始讨论WeWork将如何在办公空间的地板上安装传感器，将会员活动转化为可以由人工智能分析的数据。人工智能也是孙正义的兴趣之一，它可能会为那些愿意支付WeWork费用的公司提供某种见解。
诺依曼还在抓住机会重新打造WeWork，使其超越办公空间的范畴，涉足教育、健身、社交聚会、体育和休闲领域。在2018年的某个时候，诺依曼曾与沙特就将WeWork服务纳入“Neom项目”(Project Neom)进行过谈判，后者是本·萨勒曼力主的红海沿岸258万公顷建设项目。他告诉一位高管，这笔交易可能价值数十亿美元。当时诺依曼已经打造出We Company的蓝图：一个关于WeWork、WeLive、WeLove、WeCongregate、WePlay和WeGrow的联合体。
自顾不暇
尽管诺依曼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孙正义肩头似乎也不轻松。到2018年秋，愿景基金已经向全球数十家初创企业投资了数百亿美元。其投资速度和规模令硅谷和其他风投界感到敬畏。但这也不断推高了人们对愿景基金需要带来巨额回报的期望值。
为了使他的计划得以实施，孙正义需要更多的钱。
2018年10月，孙正义前往沙特阿拉伯与本·萨勒曼私下会面。儿子从未公开透露过他与王储的谈话内容，当时后者的处境岌岌可危。孙正义离开沙特阿拉伯时，并没有得到沙特方面要投入更多资金的承诺，但沙特也从未正式撤回450亿美元的承诺。
这时的诺依曼渴望得到孙正义许下的200亿美元，但要求保留自己对公司拥有的最终投票权。诺依曼对WeWork拥有100%的控制权，他打算保留这一权力。这是一个在两人之间争论很激烈的问题。诺依曼觉得自己有足够能力来左右他的导师，于是他开始规划新的机会，其中就包括将公司重新命名为“We Company”。他计划在2019年1月份举行的WeWork全球峰会上宣布这一消息。
接着，另一场预料之外的灾难袭来。2018年12月19日，软银旗下的日本移动通信公司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募集资金180亿美元。事后看这一选择相当不合时宜。全球股市当周出现暴跌，跌幅创下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大值。软银子公司的股票在上市第一天就暴跌15%，创下日本历史上新股发行的最差表现。
继这次灾难性的IPO之后，孙正义告诉诺依曼，他们原本计划的200亿美元交易现在缩水成了20亿美元。表面上看诺依曼对这一消息泰然处之。“我们希望以少花钱多办事的公司形象示人，”他当时这样说。
但事实上诺依曼很紧张。内部人士表示，他在办公室的行为越来越古怪。他去了加利福尼亚。他做出的很多决定让他周围的人感到困惑和沮丧。例如，在夏威夷与巨浪先锋莱尔德·汉密尔顿（Laird Hamilton）一起冲浪后，他决定用公司资金向后者的莱尔德超级食品公司投资3200万美元。
2019年初，新成立的We Company资产负债表上有60多亿美元，但消耗现金的速度比注入现金速度要快得多。自软银进行首次投资以来的15个月里，该公司的规模扩大了一倍，却没有招募到任何新的支持者。诺依曼一直不愿让自己的公司公开上市，他不想接受财务审查。但是，公开市场似乎成为筹集新资金的唯一选择。
做你喜欢做的
今年四月份的一天，天气晴朗，诺依曼漂浮在印度洋中央的一块冲浪板上。当周是他40岁的生日，他来到马尔代夫和家人以及最亲密的朋友一起享受欢乐时光。这是一次奢侈的旅行。作为庆祝活动的一部分，他在一个环礁上的度假胜地招待了客人，这里可独家通向世界著名的冲浪胜地Pasta Point。
诺依曼经常谈到冲浪在他生命中所扮演的角色，他声称自己曾驾驭过5米甚至更高的巨浪。但那些看过他冲浪的人说，水中的诺依曼周围有很多教练和向导。他自己通常不会划水入浪，而是雇了专业的水上摩托把他拖来拖去。一些大型的离岸冲浪需要这样做，但对于小规模冲浪来说，被拖来拖去常常会被视为怪异且不必要。这就相当于在山丘上进行直升机滑雪。
不过，作为We Company的首席执行官，诺依曼不能只关注海浪。回到纽约后，公司首席财务官阿蒂 明森(Artie Minson)和其他高管告诉诺依曼，他必须亲自决定公司是否上市。明森当时正准备与银行家会面，并要求诺依曼签字确定。诺依曼一度担心他们的计划会泄露出去，公司需要控制其文件走向。当冲浪向导帮他越过巨浪时，诺依曼终于下定了决心。
一旦做了IPO的决定，诺依曼对公司前景感到越来越兴奋。据多个消息来源称，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和妻子丽贝卡呆在纽约长岛附近阿马甘塞特(Amagansett)的一处房产中，对公司招股书反复进行修改。他们想让共同制定招股书成为两人共同打造“提升世界意识”使命的见证。夫妇两人仔细讨论一些细节，比如是在文件的背面是放一张海浪照片还是森林照片，最终他们选择了森林，因为他们担心海浪可能象征着崩溃。这对夫妇还决定，如果诺依曼出了什么事，丽贝卡应该帮助挑选她丈夫的继任者。“亚当唯一的老板是丽贝卡，”一位高管如是指出。作为回应，诺依曼的发言人写道:“丽贝卡和公司其他人一起负责招股说明书中的品牌内容。招股书是由公司、承销商以及顾问共同编写的。亚当审核了招股说明书，并在他认为合适的地方提出了修改意见。”
今年7月，诺依曼为IPO路演进行了一次彩排，邀请一批精挑细选的华尔街分析师到场。熟悉这场活动的人士说，这是典型的诺依曼式演讲：他站在一群人面前讲述自己的故事，而妻子丽贝卡则坐在第一排。他谈到投资者应该如何将We Company与早期的亚马逊相提并论，当时亚马逊也只是销售图书和音乐。他承诺，We Company很快就会超越原来的办公空间租赁业务。诺依曼说亚马逊现在的市值为9000亿美元，如此对比We Company 650亿美元的市值看起来很划算。
一位知情人士说，一些分析师事后要求与他合影。这让诺依曼认为IPO路演是成功的。诺依曼没有预料到的是，在大肆宣传之后，分析师和投资者意识到他并没有给出任何真实的数字。投资者们已经私下切切私语，说公司业务并不稳定。更大的担忧随之而来：7月中旬，《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是《WeWork联合创始人通过出售股份和贷款套现至少7亿美元》。在华尔街看来，这是一个主要的危险信号，表明投资者对We Company的前景缺乏信心；同时也对董事会的监督提出质疑。诺依曼发言人通过电子邮件表示:“亚当获得了5亿美元的信贷额度，这样他就不必出售股票。这实际上是长期持有公司股票，并对公司未来充满信心。”
与此同时，一些投资者了解到，We Company最早的风投公司标杆资本并没有参与后续的融资，这意味着其并没有增加对公司的投资。据一位内部人士透露，标杆资本合伙人、We Company董事会成员布鲁斯 邓利维(Bruce Dunlevie)越来越担心诺依曼的行为和判断力，包括诺依曼在IPO之前套现股份的决定。
公司成立多年来，来自银行家、金融家和房地产大亨的反馈都很积极，这让诺依曼很难理解这些负面言论。今年4月份邓列维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还没有在水面以下发现雷。”“公司很幸运，没有发生真正负面的事情。”
都是凡人
最终，诺依曼于2019年8月14日上午发布了We Company的招股说明书。他没有预料到华尔街的反应。招股说明书几乎立刻就被业界里里外外嚼烂了，分析师们开始更多关注该公司的问题：巨额亏损——仅在2019年上半年就损失了9亿美元；诺依曼对公司的巨大控制权——他的投票权是其他人的20倍；丽贝卡在公司未来发展中的核心角色；470亿美元的巨额债务。由于批评人士指责软银首席执行官人为抬高了We Company的估值，不仅诺依曼受到了嘲笑，孙正义也被拉下水。8月底诺依曼飞往东京与孙正义交涉。他们共同讨论了软银提供更多资金的可能性，看是作为IPO的一部分，还是直接取代IPO。与诺依曼密切合作的内部人士表示，他仍在期待孙正义来拯救他。
此时的诺依曼并不知道自己很快就会失业。9月18日，《华尔街日报》又发表了一篇有关诺依曼行为的报道，其中包括他在一架国际私人飞机上吸食的轶事。孙正义在加州帕萨迪纳参加投资组合首席执行官峰会时得知这个消息，这让他坐立不安。毕竟在日本是非法的，而且跨境毒品运输表明诺依曼缺乏基本判断力，并会引来责任问题。
在紧张局势持续数周后，很多投资者要求诺依曼辞职，其中也包括孙正义所任命的董事会成员。9月24日，诺依曼辞去首席执行官一职。“诺依曼的统治结束了，”一位内部人士表示。诺依曼和丽贝卡的办公室很快被改造成了公共会议场所，丽贝卡的粉色沙发和诺依曼的冲浪海报都不见踪影。至于诺依曼和孙正义的关系，丽贝卡于10月16日通过发言人发送的电子邮件中表示，“他和孙正义以及他的团队保持着定期联系。”10月下旬，孙正义敲定将以95亿美元的价格收购We Company，并剥夺了诺依曼的任何公司角色或权力。
在诺依曼辞去首席执行官一职后，孙正义迅速开始对We Company采取行动。他在东京的一家WeWork办公地工作了四天，对公司业务的每一处都进行了调查。孙正义和他的团队分析了WeWork成员使用空间的频率和时间。一位知情人士表示:“最终我们意识到，并非所有人都一直在工作。”“所以你可以像航空公司卖机票一样出售办公空间。”他们现在正在修改公司的战略和运营，目标是在18个月内实现现金流入并盈利。
孙正义在WeWork办公地呆了一周后，飞往沙特阿拉伯面见本·萨勒曼。他们在红海海岸边的一艘船上相遇，凝望着新打下的地基。据知情人士透露，到目前为止，这里有高尔夫球场、一座宫殿、一条飞机跑道和一些餐厅。接近软银的消息人士表示，公司正在与沙特就第二只愿景基金进行积极谈判。软银已经承诺投入380亿美元。
11月6日，软银报告当季净亏损64亿美元，这是软银集团14年来首次录得季度亏损，其中愿景基金录得近90亿美元的运营亏损。在回答一位金融分析师关于WeWork和孙正义对诺依曼信心的问题时，孙正义坦言:“我还是太宠溺亚当了，又一次得到了严厉的教训。”但总的来说，孙正义并不甘于失败，他说每次失败会带来数次成功，并将自己的投资记录与其他风险投资家进行了对比。“道路没有改变，愿景没有改变，战略也没有改变，”他说。“我们所能做的就是继续前进，继续前进。”
随着孙正义的前进脚步，其他一些投资项目也吸引了他的注意力和资源，比如自称是“世界上增长最快连锁酒店”的Oyo。创始人阿加瓦尔在孙正义的帮助下积极扩张业务。过去的两年里，Oyo已经打入中国、日本、欧洲和美国，目前已经在美国的21个州和60个城市开展业务。今年8月份，阿加瓦尔收购了拉斯维加斯的猫头鹰赌场酒店，并宣布将斥资3.35亿美元在欧洲进行业务扩张。
更重要的是，去年10月阿加瓦尔宣布计划从红杉资本和光速资本这两个早期风险投资者手中回购价值20亿美元的股票，此举大大提升了Oyo的估值。这笔通过其他投资者融资的交易，将该公司的价值推至100亿美元的新高。在阿加瓦尔身上，孙正义似乎又找到了一个更年轻的自己。（皎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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