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互联网大厂空运到印度的年轻人：把国内成功产品复制过去

　　作者 沈丹阳

　　编辑 石 灿

　　简安要去印度了，她爸爸妈妈都不同意。

　　妈妈说：“太危险了，咱别干了。”

　　爸爸说：“那个地方，不适合小女孩去。”

　　简安曾在国内一家互联网大厂工作，一次，突然接到调动通知，需要从北美产品线，调到印度产品线。与她一同接到通知的还有数十个人。

　　这种调动应产品线岗位需求而定，全公司都在可调配范围内。它类似于战争时期，上级将领根据战线需求，统一调配兵力，快速投入战争。简安的直属上级给他们下达了类似的命令：出差印度，快速融入印度团队，跟印度人打成一片。

　　在印度设立分部，大规模招揽当地人才，研发团队在中国，一线运营团队在海外，以最短时间抢占印度市场份额。这成了国内互联网大厂的主要目标和策略之一。

　　2017年，国内众多公司乘着一轮政策红利，加速布局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一年后，印度成为它们出海的主战场。2019年，它们刚刚完成初期的探索和经验积累。

　　刘若就是在2019年初前往印度的，她是简安的同事。去之前，她在公司唠叨，“印度很可怕啊，社会新闻经常报道，那里频繁发生性侵案，男权盛行，连国际女游客也惨遭毒手。”

　　她的言辞中带着恐惧、焦虑、疑惑，甚至偏见。但这不怪她，她对印度的了解也仅限于媒介渠道提供的各种碎片信息。

　　落地印度

　　公司安排了人员出差时间表，很快，简安、刘若和几位女同事收到了从北京出差到印度新德里的指令。

　　公司代办签证的效率很高，资料提交上去不过3个工作日，简安就拿到了崭新的签证文件。从公司合作伙伴那里预定机票、酒店更快，十几分钟就能搞定。

　　还没反应过来，她们就踏上了飞往印度新德里市的航班。这时离她们接到指令才过去四天，13个小时后，她们便会摆脱北京寒冷的天气。

　　走出机舱的一瞬间，热浪扑面而来，简安感觉走进了汗蒸房，五官对外界的感知变得迟钝。前往航站楼提取行李的路上，机场广播放着宝莱坞风格的欢快舞曲，通道两侧墙壁上贴着叫不出名字的印度明星的广告，来来往往的印度人穿着颜色明艳的纱丽。

　　简安和几个同事都是第一次来印度，她们带着好奇心不断观察着这个新鲜的世界。

　　走出机场的那刻，眼前的世界又变了模样。出租车拉客区极为混乱，各种“派系”的私家车、出租车、黑车，拥挤地停在一起，一群当地人穿梭在旅客中间，用口音浓重的英语试图拉客。

　　简安一行人担心自身安全，不敢随意跟印度人走，试图用Uber打个车。地图显示附近的交通非常拥堵，叫到的车迟迟无法到达。

　　兜兜转转，她们找到了一个很不起眼的Ticket Office（票务室），并成功叫到了一辆很小的出租车。

　　简安拉着行李箱和同事们一起走向出租车，没成想半路突然窜出一名个子矮小、皮肤偏黑的印度男人，过来要帮简安拿箱子，大有不容拒绝的架势，可这名男子却在朝着另一个方向前进。

　　情急之下，简安大声呼喊叫来了出租车司机，司机与男子用印地语短暂交涉后，拿回行李箱。随后，司机跟简安解释，那名男子也是在拉客，这是他们惯用的方式。

　　这把简安吓得不轻。

　　机场到新德里市中心有一段距离，她们挤在狭小的出租车中颠簸了近一个小时，终于在印度时间凌晨1点抵达酒店，此时是北京时间23点。

　　公司对出差印度的员工很大方，不仅差旅补贴可观，住的也是新德里市内五星级酒店。

　　但是，令她们慌乱的事情很快出现了。

　　第二天刚醒来，简安发现，公司海外公关部给出差印度的所有人发了紧急通知：印巴冲突升级，请所有出差的同事保持联系，并注意自己的安全。

　　据参考消息报道，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地区冲突升级，双方在2019年2月27日发生激烈空战。那段时间，有经验的老同事嘱咐简安一行人，出门在外如有人问起，适当隐藏自己的身份。

　　这个南亚次大陆上的陌生国度，需要简安适应的还有很多。

　　公司到印度出差的所有人基本都住在同一家酒店，这样方便一起结伴通勤。冲突发生当天，简安与同事们在酒店大堂集合准备出发，她意外地发现女同事们的穿着打扮惊人一致：头戴鸭舌帽、脸上挂着口罩、身穿男性化的大T恤和牛仔裤、清一色素颜。这与简安印象中的北京靓丽都市白领反差很大。

　　她也是其中一员。

　　这时她突然意识到，这群被互联网大厂派遣到印度出差的人群中，竟有70%都是女性。

　　这些姑娘大多出生在1990年—1997年间，拥有欧洲、美国、澳洲留学经历；入职大厂初期，都服务于英、美、德、法、意等出海产品；在印度出海产品潜力爆发、一跃升为公司国际化高优市场之际被转岗，成为实现公司最新蓝图的一线海外运营人员。

　　他们经常要在新德里和北京之间往返，过着常人难以理解的“双城生活”，不能在下班之后随意外出，也无法吃自己喜欢的食物、见想见的人。

　　印度分公司设立在新德里的CBD园区。这里聚集着包括毕马威、德勤、普华永道 、德意志银行等众多国际公司的印度分部。摩天大厦林立，现代化设施完备，与众多国际一线城市并无区别。

　　但这样的景象，也仅出现在CBD园区。

　　下班之后，简安和同事们一起坐车回酒店。一路上，窗外的景象变化如同穿梭时空，从摩登都市到城乡小镇，再到目之所及的荒凉，很多印度人衣衫褴褛地住在街道边简易搭建起来的帐篷中。

　　如此变化，不过20分钟车程。

　　大多海外印度运营员过着“酒店——公司”两点一线的生活，下班后，彼此的陪伴和闲聊，算是为数不多的消遣方式。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如简安这样，在印度活得战战兢兢。也有人在这片热情而奔放的土地上，感受到了爱和希望。

　　活成印度人

　　“我一直信奉一句话：只有眼皮贴近地面，才能看见草根。”陈宇是实践派，不喜欢坐办公室。

　　他是江西人，先后进入科技巨头传音和金立。2015年研究生毕业，开始去非洲做市场调研，西非的尼日利亚、东贝利、肯尼亚，北非的摩洛哥、埃及，都有他的足迹。期间，他还辗转去了中东地区和南美洲地区。

　　走过20多个国家后，2016年，他将目光放到印度。

　　“印度是一个超级性价比市场，我在2015年底就很关注它，2016年开始常驻当地。不过，那时候没考虑到印度之后出现的互联网出海热，更多是我自己对跨文化事物的兴趣。”在印度待了近四年，陈宇频繁地行走在印度的城市与乡间。

　　他是时代的见证者，目睹了近年来发生在印度翻天覆地的变化。

　　2016年11月8日，印度总理莫迪向全国宣布了废钞令，举国轰动。按照财政部的指示，11月11日至12月30日期间，银行可以收存被废除的货币，时令一过，纸钞就会变成废纸。

　　印度全国各地的银行门口排起长队，陈宇下班时间不算早，但每日经过银行门口时，仍会觉得震撼。

　　大部分人都遇到过银行新钞供应不足，开业没多久即关门的情况，部分没能兑换新钞的人在银行门口闹事、打砸银行，一片混乱。

　　那段时间，有一个趋势很明显。由于现金供应不足，Paytm一下就起来了！

　　Paytm相当于印度的支付宝。陈宇说，这意味着印度的移动支付时代随即到来，“大家都在用Paytm，我们也在用。”

　　废钞后，Paytm抓住商机，积极寻找合作伙伴，简化支付过程，派出多达1万名培训师奔赴到印度小商店，教店主使用Paytm，推动移动支付落地。

　　废钞令过去仅半年，Paytm在印度便斩获了2.25亿移动钱包用户，全国境内约有500万商家支持Paytm付款。其首席财务长Madhur Deora宣称，Paytm的竞争对手从来都不是信用卡，而是现金。

　　这一大事件背后，有中国互联网大厂的身影。

　　早在2015年9月，阿里巴巴及旗下蚂蚁金服就战略性投资了Paytm。据虎嗅报道，阿里与蚂蚁金服持有Paytm股份总额高达40%。

　　那之后，中国互联网大厂陆续从幕后走到台前，Tik Tok、Helo、Bigo Live、VMate等众多出海产品开始涌向印度市场，陈宇也从移动硬件设备公司奔向了互联网大厂。

　　他的足迹也深入到了印度的下沉市场。

　　陈宇去过印度偏远地区，那里生存条件比较艰苦。他说，住过最好的酒店，毛巾是黑的，蟑螂遍地跑；在哈比尔邦的首府巴特南，很难打到车，代步只能通过街边的三轮车，与8、9个印度人挤在一起，开车的师傅看见他会咧嘴一笑，说一句 “Welcome to India”。

　　常人难以忍受的艰苦环境，陈宇并非感受不到，只不过，他有自己的一套“适应办法”。

　　很多出差到印度的同事抱怨当地的食物无法下咽，陈宇把他的“饥饿疗法”介绍给了同事。

　　“我会让我自己保持饥饿感。比如本该中午1点吃饭，我会拖到3点。足够饿的时候，吃什么都很香。”

　　对于在多国历练过的陈宇来说，印度像个游乐园，他活得很肆意，把自己沉浸到印度肌理中。四年里，他跟印度老铁一起玩耍，吃路边摊儿，跟当地人一起去乡间，在水塘子游泳。

　　“可能我个人体质比较好，没有那么多的问题。在印度，也没有在非洲染上疟疾的风险。”陈宇说，他走过世界那么多地方，印度是他觉得包容度很高、人民淳朴善良的国度。

　　在那里的日子，圆了他小时候仗剑走天涯的武侠梦想。

　　无论是简安等人在印度的万般不适应，还是陈宇在当地的如鱼得水、肆意畅快，他们都还有工作要做，要与印度运营团队合作配合，实现出海产品的真正本地化。

　　冲突与矛盾

　　又到交周报的日子了，简安一打开同项目组印度同事的周报文档，一片空白，什么内容也没有。

　　简安不知道对方的文档为什么会一片空白。她没有直接质问原因，而是在群里提醒对方，尽快交周报。

　　写周报需要从产品后台调数据，对方私信简安，让她教教自己，在后台查询数据的流程和方法。其实，简安此前已经教过对方很多遍，

　　刘若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

　　“我真的非常不理解！这些印度同事是真的学不会，还是故意在跟我们对着干？”刘若说，除了手把手教同事，她还写了非常详细的图文说明，但他们还是会重复询问相同的问题。

　　自接触印度市场以来，公司几乎每天都有从北京轮值出差到印度的中国员工，他们需要在现场指导、配合印方工作，北京总部也会通过视频通话，与印度团队保持信息同步，但双方的配合度与工作效率差强人意。

　　这一点，与印度同事私下关系还不错的子昂也有体会。

　　子昂擅长社交，刚转到印度市场时，他一度觉得自己英语不是很好，加上印度英语口音比较重，听懂很费劲。但通过与印度同事下班后的小聚和聊天，他很快克服了沟通障碍，还顺带着打入了印度团队内部。

　　原来，他们负责的那款出海产品是在印度突然火起来的，超出公司的预期，公司还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但依旧决定快速投入人力物力，拓展当地市场。子昂、刘若、简安他们这批人，是公司在短时间内召集起来的“应急性部队”。

　　印度本土的员工，也是“应急性部队”。他们大多以突然转身的方式，从当地各大media house （可理解为传统媒体）转到中国互联网大厂的印度分部。

　　此前，他们的工作状态节奏慢、偏保守；如今，节奏快、强度高，一切与科技前沿看齐，其中落差很大。

　　他们就像2016年前后中国传统媒体人，转型初入互联网时，迷茫，压力大，无所适从，需要在极短时间里，适应一套全新的法则和玩儿法。光转身不行，思维和方法论也要转。

　　印度同事的这种落差无法通过短期培训来补齐。中国职场中对于Word、Excel、PPT等基本办公软件的使用已属于大众技能，但在印度还没有得到普及，建立在这些基础技能上的培训也变得百无一用。

　　出海产品本土化的工作，在中印团队的拉锯战中持续着。

　　北京团队想尽办法拆解工作内容，在最大程度上，让它们变得易于理解、便于操作；同时，也在不断完善对印度团队工作的考核与监督机制。

　　这个过程中，印度团队并非处于停滞状态，他们也试图跟上北京团队的思维。

　　“不得不说，工作量在不断增加，我们在逼着他们进步。因为一个处于成长期的产品，平台大了之后，自然会有很多细枝末节的东西向外生长，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子昂说。

　　产品在成长，印度团队的工作量也在增加，不断有印度同事向子昂抱怨工作压力很大，但他也没办法去解决这种情况。

　　不论是中方团队，还是印方团队，他们都处于一个阵痛期里。

　　对于中方团队来说，需要适应的不只是环境，还有一线运营工作催促的极速成长与裂变。

　　公司有很多国家（地区）的产品线，不同产品线，分有不同组别。子昂初到印度组时，隐约感觉到，带他的小组长好像在“培养接班人”，需要他在极短时间内摸清组内的一切工作，并着手开始交接。

　　子昂走马上任后的第一个项目，是把IPL(印度板球超级联赛)的相关内容，运营到他所服务的海外产品上。板球起源于英格兰，虽然被誉为“贵族运动”，却并未在欧美国家流行。由英国带入印度后，在当地盛行开来，成为印度人最关注的体育赛事。

　　IPL也是所有印度内容产品，争相占领的体育赛事资源。

　　与其他小组负责的内容不太一样，板球赛事运营涉及版权，整个产品线都处于快速增长阶段，并没有专门负责体育版权的人，对外沟通的相关事宜便落在子昂身上。

　　“那段时间真的就是在苦撑，每天都是北京时间起床，印度时间睡觉，持续了大概四个月。”他说，“我不仅要负责对外的版权，还要负责整组对内的运营工作，需要跟各方确认站内线上的体育活动展位资源。”

　　子昂对板球并不了解，只能求助于印度团队，借用他们的专业知识推进IPL项目，了解什么样的板球内容才是好内容，但他们对板球的了解也不深，对项目的帮助十分有限。

　　向外求助无效，子昂开始自主探索。

　　他发现，虽然他服务的那款出海产品使用印地语，但是判断站内内容优劣，创作者质量高低，并不需要完全依赖语言，只要有一套内容规则就行。

　　“事情其实很简单，A发了一句话，B发了一串话，C不仅发了文字，还发自拍，并主动参与话题讨论，D就更厉害了，他已经不是简单地剪辑球星视频了，还亲自在球场上打板球并拍下来，上传到我们的话题讨论中。” 这一方法有个特点，谁发的内容多，形式广，谁就有可能是优质创作者。

　　这是他靠数据摸索出来的运营经验。

　　中方海外运营在用一种接近“野蛮生长”的方式，实现自我驱动和变革。他们不断在南亚次大陆上深耕，探索当地的文化与用户习惯。

　　中国互联网大厂出海印度的不仅是产品本身，还有承载着大厂基因的工作机制、身上带有鲜明互联网行业特征的一线从业人员。在大厂的工作经历，让他们全副武装去到海外，以同样的理念从零开始，打造“印度大厂员工”养成计划。

　　但拉扯着一起向前，也许是中印团队现阶段逃不掉的宿命。

　　上游或下沉

　　“我觉得自己在下沉。” 简安的一个同事对她说。

　　在一线运营的岗位做久了，很多人会有喘不过气的感觉，像是一直在海里潜水，除了平移，只有上游和下沉两个选择。每个人都害怕下沉，可“下沉”却是如今整个互联网行业的主题。

　　巨头们早已将国内一二线城市的市场份额瓜分殆尽，开始穿越下沉市场，“拼多多红包”、“淘宝盖楼”、“春节期间集生肖卡片”，花样繁多的线上活动为互联网大厂缴获了众多三四线城市用户。

　　当国内下沉地区被一举拿下之后，互联网大厂开始眺望“国际市场”这片更广阔的区域。从地缘、历史与文化的相近性来看，南亚次大陆和东南亚都是最好的选择。

　　“Sink or Swim (上游还是下沉)早已不是互联网公司纠结的选择，这些市值预估几百亿的大厂只会觉得sinking（下沉）的速度不够快，必须dive into the deep(沉到海底)。” 简安的同事曾这样形容过互联网大厂穿越下沉市场的状态。

　　南亚次大陆、南美洲、东南亚......只要互联网尚未被充分开发的世界地区，都被称为“蓝海”。这些地方，蕴藏着巨大的经济利益。

　　在蓝海中，互联网公司不断把国内成功的产品复制过去，本地化之后，再次在异国他乡爆火。

　　那些被互联网大厂空运到“蓝海”的人，还有上游的机会和力气吗？

　　“一直都有离开的打算，也一直在为离开做准备。”包括简安在内，很多印度市场海外运营都有这样的想法。

　　如果一个海外团队的老员工，在一段时间里格外用心带新人，一定程度上，他可能想走了。

　　不过，子昂并没有下沉的感觉，他认为这份工作让他在金钱与精神两方面，都得到了正向收益。

　　长期出差印度，能获得不菲的差旅补助，加上工资，可以“傲视”大多数同龄人。而在印度当地工作久了之后，反而成了激励他向上游的动力。

　　只是，这样的状态究竟可以持续多久呢？

　　主战场的热度总有一天会褪去，印度市场的互联网大局，也会在大厂的厮杀中趋于稳定。而那个时候，这些一线海外运营又该何去何从？

　　很多印度海外市场的人已经有这种职业危机感了。

　　有三种可能摆在他们面前：第一，在印度市场做出些成绩来，变成可以主导产品项目的人；第二，随着大厂的人员变动，消失在出海行业；第三，跟着大厂的脚步继续向前，去开辟更广阔的市场，比如非洲。

　　“整个出海行业，其实就像一场游击战。说得好听点，我们是风口浪尖的弄潮儿。可事实上，我们也是牺牲者。”子昂用两个词定义了他的身份。

　　即便收入还不错，但他不知道自己还可以牺牲多久。目前在行业内看到的现实，足以让他重新审视自己当下的职业，是有继续下沉的勇气，还是及时止损？

　　目前，支撑着子昂停留在出海行业的动力之一，是一直以来都很支持、理解他的直属上级。这位前辈已在出海行业摸爬滚打了5年多，是大家眼中“注定要一辈子做出海”的人。他也是个已成家的中年人，离开行业的成本会很大。

　　“可我觉得，报答他最好的方式，也许是不要成为他。”说出这句话，子昂带着失落与无奈。

　　对这群潜水者来说，上游的代价同样很大。

　　海外运营想做国内市场，很难被认可。行业内普遍认为国际市场与国内市场有着天然的屏障，在海外市场中所积累的互联网经验，并不能顺利地嫁接到国内产品上。即便简历上写了 “曾做过亿级DAU印度产品”，在国内也不算什么。

　　很多从大厂海外产品线离职的人，都有这种认知，甚至被总结成了“行情”。

　　上游还是下沉？逐渐变成了一种集体焦虑。

　　不过，这种焦虑，在一群更“豁得出去”的人们身上并不存在。

　　经过初期“单打独斗式”的拓展，陈宇在印度的团队逐渐壮大起来，有中国人，也有印度人。他们不断地用双脚丈量着印度的每一寸土地，每到一个地方，都去加深对当地人的了解，去学校、集市、寺庙观察，丰富自己对印度的认知。

　　有人就不一样了。

　　简安没让这种焦虑陪伴她太久，果断选择离职。在辞职后的四个月，她投递了92个互联网行业的职位，投向国内产品岗位的履历全都石沉大海，约她面试的都是出海运营岗位，最终拿到offer的都是印度市场。简安突然醒悟，自己在这个行业的下一站可能还是印度。

　　她太迷茫了，家人帮她去算了个命。算命先生预测，如果简安坚持下去，未来一定会在业界变得“小有名气”。

　　简安觉得这个预测很可笑，她想到了前同事曾说过的一句话：“我们很像透明箱子中那些不断滚动的双色球，滚来滚去，也不一定轮到我。”

　　（编辑赵思强对本文亦有帮助，文中人物名字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