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撷英】闵雪飞｜疾病、渎神与三位一体 ——解读佩索阿—卡

　　原标题：【学术撷英】闵雪飞｜疾病、渎神与三位一体 ——解读佩索阿—卡埃罗的《守羊人》第八首

　　闵雪飞，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西葡语系葡萄牙语专业副教授，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学文学博士，中国西葡拉美文学研究会理事。目前主要致力于葡萄牙语诗歌、后殖民主义与国家认同研究。著有《书写真实的奇迹：葡萄牙语文学漫谈》（商务印书馆），译有《阿尔伯特·卡埃罗》（【葡萄牙】费尔南多•佩索阿），《星辰时刻》（【巴西】克拉丽斯•李斯佩克朵），《隐秘的幸福》（【巴西】克拉丽斯•李斯佩克朵），《梦游之地》（【莫桑比克】米亚•科托）等经典葡语文学作品。

　　摘要：佩索阿一生中创造了两个具有统合特征的“主义”——异名与异教。本文从三个层面展开对异名主义与异教主义的分析：（1）因为个体“疾病”与集体“疾病”的相似性，作家个体层面的异名谱系与社会与集体层面的异教主义具有了同构关系。（2）无论对于异名谱系与异教主义，卡埃罗都是核心。诗作《守羊人》中体现了回到自然、绝对客观与渎神精神，构成了“异教重建”的基础。（3）展开对《守羊人》第八首的解读，论证佩索阿-卡埃罗以何种方式建构了新的异教的三位一体，完成了“异教重建”，为社会“健康”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

　　“疾病”（doença）这个词贯穿了葡萄牙诗人费尔南多•佩索阿的生活与创作，或者说，佩索阿的全部作品都表现为致力于解决个体与社会的“健康”问题。从个体的角度，他创造了一个丰富而复杂的异名谱系；在集体与社会的层面，他试图开启“新异教运动”（Movimento Neopagão Português），希望以此取代已然堕落的文明形态。

　　“异名”的诞生，某种程度上，是佩索阿对自身的精神状态的反应。在写给阿多夫•卡萨伊斯·蒙特罗[①]的信中，佩索阿从心理疾病的角度解释了异名的由来：

　　我异名的精神来源在于我器质性的持续的人格解体与隐藏倾向。这些现象构成了我的精神，对于我与对于其他人，都是很好的：我的意思是，它们并没有显现在向外的、与其他人形成接触的实际生活中；它们向内爆炸，我独自活成了诸多我。如果我是女人——女人的歇斯底里会导致情绪崩溃或类似的状况，阿尔瓦罗•德•冈波斯（最为歇斯底里的我）的每一首诗，对于与人共处，都是一种危险。但是我是一个男人，对于男人，歇斯底里主要表现为精神方面，这样，一切都终结于诗歌与沉默。[②]

　　因为无法外化的歇斯底里，佩索阿选择了诗歌写作；因为内心强烈的分裂冲动，佩索阿将自身变成了一个庞大而持续的“剧院”，确认剧作家才是自己的真实身份：“在诗人、理论家与其他身份的那些并非心甘情愿的面具背后，我本质上是一个剧作家。我天性上的人格解体现象自然地导致了这一界定。在我之前的信里，为了给异名的存在作出解释，我曾提到过这一点。”[③]在1928年发表于《在场》杂志的短文中，佩索阿第一次将异名计划公布于众，肯定了自己的写作是一种“人之戏剧”（Drama em Gente），并着重澄清异名与笔名或假名之间的不同：“佩索阿的写作可分为两种，称为正名书写与异名书写。不能称之为假名或笔名书写，因为事实上并不是。笔名是作者以真实自我进行书写，只有署名不是真的；异名是作者出离自我，是由他创造的另一个完整的个体人格（individualidade）书写，就像他创作的戏剧中的一个人物在说话。到现在为止，费尔南多•佩索阿的异名作品共有三个人创作——阿尔伯特•卡埃罗，里卡多•雷耶斯和阿尔瓦罗•德•冈波斯。应该认为这些个体人格是与他们的创造者完全不同的。

　　根据特蕾莎•丽塔•洛佩斯在1990年的研究成果，佩索阿有72个异名。后来荷兰学者米歇艾尔•斯托克将数字增加到 83个。而按照巴西学者若泽•保罗•卡瓦尔坎迪•菲利奥的宽泛标准，佩索阿共创造了127个异名。通过这个“如宇宙般复数”的异名谱系，佩索阿在文学上实现了“人格解体”。

　　佩索阿出生于十九世纪末，一如同时代很多处于“世纪病”阴影中的哲学家与文学家，佩索阿也致力于批判社会的病症。通过半异名贝尔纳多•索阿雷斯之笔，佩索阿在《不安之书》（Livro do Desassossego）中描述了时代的焦虑与特征：

　　当我所归属的那一代出生时，世界已经不再为拥有心与魂的人提供援助。前几代人摧毁性的工作令这个我们为之降生的世界不再具有将我们安放于宗教秩序之中的安全感，也不再拥有把我们归并于伦理秩序中的支撑，同时失去了平静，令我们在政治秩序中无法找到路途。我们于彻底的形而上学焦虑、绝对的道德苦恼与完全的政治不安中降生……但我们父辈的批判主义失败了，如果说它把成为基督徒的不可能性传承给我们，但却并没有让我们继承拥有这种不可能性的满足感；如果说它传承给我们对已建立的道德模式的不信任，但并没有把面对道德模式与人道生存规则的无动于衷传承给我们；如果说它将政治问题变得不确定，却没有在面对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时让我们的灵魂变得无动于衷。我们的父辈心花怒放地摧毁，因为他们生活的时代对于过去依然有坚固的反射。正是他们摧毁的一切给予社会以力量，让他们尽情摧毁而且没有感觉到大厦的倾覆。我们继承了摧毁及其结果。[④]

　　佩索阿认为，一神论成为了文明的病征与堕落的象征。共和党人虽然摧毁了天主教形式上的统治，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破坏天主教的信仰，也没有做出任何有效的政治与社会建构，因此，西方社会处于迷茫与失败之中。对此，佩索阿给出了解决方案：世界需要摆脱基督教一神论的控制，建立一种如同希腊罗马时代奥林匹斯的众神一般的多神信仰，亦即异教主义（paganismo）。

　　正因为个人之病与集体之病的相似，作为解决方案的异名主义与异教主义之间形成了相互支撑的关系。无论是个体层面的异名还是集体层面的异教，都是对一元主义的拒斥，这与佩索阿成长与教育的多元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费尔南多•安东尼奥•诺列加•佩索阿1888年6月13日出生于里斯本，这一天是圣安东尼奥日，因此家人将他的第二个名字取为安东尼奥。佩索阿幼年丧父，七岁时随母亲投奔在南非开普敦担任领事的继父，在迥异于祖国葡萄牙的文化中长大。他生命中的第一个异名，名叫Chevalier de Pas[⑤]，是一个法国人，由此可见，从诞生初期，异名便具有朝向多元与普世开放的特点。佩索阿在南非的爱尔兰天主教学校接受了维多利亚式的教育。关于自己的成长与教育经历，佩索阿是这样讲述的：

　　我的童年与第一青春期，我在英国人的国度里居住并接受教育。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外传》是我的一切，它杰出而又无所不包，因此，直到今天，我还一读再读，仿佛全然记不起来。在我的第二青春期，莎士比亚与弥尔顿控制了我的灵魂，还有他们的那些大小不一的阴影，作为配角的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也在其中，我同他的灵感一同生活。我在里斯本度过了可以称之为第三青春期的年岁，我在希腊与德国哲学家的氛围里生活，还有法国的颓废诗人，而瑞士的活力与对诺尔道《退化》的阅读迅速地把他们荡涤出我的灵魂。[⑥]

　　可见，英语教育和英国文学在佩索阿的生命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佩索阿文学生涯早期的绝大部分诗作、后期的一部分诗作以及相当多的随笔是用英语写成。“重返里斯本”之后，古典文学与包括葡萄牙文学在内的欧洲大陆文学才陆续进入他的阅读视野中。因此，为了理解“异名谱系”与“异教主义”之间的关系，在进入以葡语进行创作的三个主要异名之前，需要先行考察一个嵌入其英语教育与南非成长背景里的“个体人格”——亚历山大•瑟琦（Alexandre Search）。

　　亚历山大•瑟琦拥有希腊人的名字与英国人的姓氏，是一个英语诗人。作为佩索阿第一个重要的“个体人格”，认领了佩索阿青少年时期（1903年-1910年）在南非写下的所有诗作。佩索阿用英语写下了他的生平：“1888年6月13日出生于里斯本。任务：其他三人无法写下的一切作品。”佩索阿让亚历山大•瑟琦与他自己拥有同样的生辰与出生地，从而故意抹杀了文学人格与其创造者之间的界限，因此，可以认为，瑟琦代表了他的“英伦自我”与文学准备期。学者伊薇特•森特诺（Y.K.Centeno）认为，亚历山大•瑟琦的地位是“前异名”（pre-heterónimo），他不是一个独立的文学“个体人格”，而是成为了诸异名不同世界观的先行者与宣告者，以此构成佩索阿独特的“人之戏剧”不可或缺的一部分[⑦]。在署名为亚历山大•瑟琦的早期诗歌实践中，佩索阿形而上学思想及其他体现在成熟作品的思想已经有所显露，其中也包括对神的态度。佩索阿安排了亚历山大•瑟琦的早死，并以一首悼亡诗为这位英语作家盖棺定论：

　　这首悼亡诗里凸显了佩索阿将亚历山大•瑟琦安排为前异名的动机与目的。必须有一个原型人格，先于诸多异名，显示出不信人、神与自然的怀疑主义态度。通过亚历山大•瑟琦的死亡，佩索阿埋葬了自己的“英伦自我”，进入“我的祖国是葡萄牙语”阶段，决定放弃成为英语诗人的初衷，只以葡萄牙语创作。瑟琦的死去，标志着葡语异名时代的来临，也标志着原型人格的分裂，更多更强大的不信神者由此诞生。

　　佩索阿发起的“葡萄牙新异教主义运动”的主要承担者为阿尔伯特•卡埃罗、阿尔瓦罗•德•冈波斯、里卡多•雷耶斯、费尔南多•佩索阿与安东尼奥•莫拉，同时，诸异名的性情与任务也在参与异教的构建中再一次强化与凸显。

　　在《回忆我的导师卡埃罗》这篇文章中，阿尔瓦罗•德•冈波斯阐释了异名之间的关系以及异名与异教的关系：

　　我的导师卡埃罗并非异教徒；他是异教本身。里卡多•雷耶斯是异教徒，安东尼奥•莫拉也是异教徒，至于费尔南多•佩索阿，倘若不是内心如同一团乱麻，也会是异教徒。然而，里卡多•雷耶斯是性格上的异教徒，安东尼奥•莫拉是智识上的异教徒，我是反叛上的异教徒，亦即脾气上的。卡埃罗身上没有对异教的解释：有的只是同质。[⑧]

　　在“新异教主义运动”之中，异名者阿尔伯特•卡埃罗、阿尔瓦罗•德•冈波斯、里卡多•雷耶斯与正名者费尔南多•佩索阿作为诗人，构成了一个四边形，每个人代表了一个面向，从而凸显出单数的基督与复数的诸神之间的矛盾。阿尔伯特•卡埃罗坚持部分，拒绝整体，是异教主义的核心。围绕着卡埃罗，他的“门徒”沿着不同的轨道发展了异教主义。与“自然诗人”阿尔伯特•卡埃罗相对的是正名者费尔南多•佩索阿。佩索阿相信天主教，但他的方向是融合了其他教派精神的神秘主义，从而构成了异教中的“异端”。阿尔瓦罗•冈波斯是亚历山大•瑟琦所代表的英伦精神的继承者。他是一个葡萄牙人，但是在英国格拉斯哥留学，谙熟新科技与现代的一切，喜爱游历四方。通过惠特曼式的颂诗，冈波斯从现代主义这个方向发展了异教主义。与冈波斯相对的是里卡多•雷耶斯，作为古典学者，他承袭了亚历山大•瑟琦名字中的古典象征意义，通过回返诸神并立的古希腊罗马时代发展了异教主义。雷耶斯曾写下诗句，表明对于基督的态度：“你，基督，我并不恨你，也并非不喜欢你/我相信你，就像相信更古老的神祇。”正如诗句所示，雷耶斯的任务是要调和基督教与异教之间的矛盾。哲学家安东尼奥•莫拉作为《众神的回归》[⑨]的作者，探讨了异教与基督教之间的关系，说明了异教的本质及形而上学、伦理、美学与政治，为异教主义提供理论支持。安东尼奥•莫拉代表着一条曲线，在他的参与下，异名系统才能最终“化方为圆”，成就“异教主义”最终的圆满。

　　无论在异名谱系还是异教主义运动中，阿尔伯特•卡埃罗始终占据着核心地位，他是诸多异名的“导师”，和其他异名相比，以作品完整度而论，作为“导师”的阿尔伯特•卡埃罗是佩索阿思考得最为完善的一个异名。佩索阿交代了他的生与死，拥有完整的诗作，甚至安排了在他死后诗作集结出版，这个任务由里卡多•雷耶斯承担，并为诗集撰写序言。

　　阿尔伯特•卡埃罗的诞生直接关涉着“异名谱系”的诞生。在1935年1月13日寄给阿多夫•卡萨伊斯·蒙特罗的信中，佩索阿陈述了“异名”产生的过程。他想捉弄一下萨—卡内罗[⑩]，因此决定创造一位性格复杂的田园诗人，就在他觉得难度太大准备放弃的一刻，难以置信的事发生了：

　　那是1914年3月8日——我走近一张高台，拿过一张纸，开始写，我是站着写的，只要有可能，我总这样写。在一种我无法定义的狂喜状态里，我一下子写出三十多首诗，那一天是我生命里胜利的日子，我再也没这样过。我起了个题目：《守羊人》，接下来，某个人在我体内出现了，后来，他有了个名字：阿尔伯特·卡埃罗。请原谅我说出这么荒唐的话：在我的体内诞生了我的导师……阿尔伯特·卡埃罗就此显形，随后，出于本能与潜意识，我为他找到了一些门徒，就这样，我创造了一个不存在的团伙。[11]

　　这是佩索阿从“神启”的角度，为异名的诞生提供的又一个解释。尽管后来的研究者通过手稿分析，证明了这个场景并没有真实发生，实际上只是佩索阿自我神秘化的方式，但是，这一段书信无疑证明了《守羊人》在整个异名谱系中首要与发端的地位。《守羊人》标志着卡埃罗的诞生，随后，其他异名与他相遇、交谈、接受教育，并写出了相应的代表作，从而获得了真正的生命。正名者佩索阿在同一天稍后写出了组诗《斜雨》，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在这个“胜利的日子”之后，阿尔瓦罗•德•冈波斯写出了《胜利颂》，一首具有强烈现代主义风格的颂诗，与前期以颓废主义为特征《烟草店》和《鸦片》风格上全然迥异；里卡多•雷耶斯之前并不写诗，在遇到导师卡埃罗之后，才开始了诗歌创作。

　　佩索阿的这番精心安排不禁引起了读者的好奇。阿尔伯特•卡埃罗到底有什么禀赋，竟然可以在异名谱系与异教主义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

　　在序言中，里卡多•雷耶斯对自己的导师不吝赞美：“卡埃罗的作品代表着异教在绝对本质意义上的完整重建，希腊人或是罗马人都不曾做到，因为他们生活于异教之中而无需去思考它。卡埃罗的作品与异教并非思考得来，甚至不是感觉出来的，而是在与我们身上的那些比感觉或理性更深刻的一切共处中生活出来的。”[12]异教重建是卡埃罗最为重要的任务。首先，需要对基督教文明进行彻底的清算。反天主教精神是佩索阿从其言称的“父辈”——共和党人——那里继承的政治遗产。葡萄牙的共和党人具有强烈的反教权思想。1910年，葡萄牙末代国王曼努埃尔二世退位，成立共和国，共和党人组建政府，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共和党人通过政教分离、贬抑教会等方式破坏了天主教在尘世的统治，但是并没有揭露基督宗教根本性的堕落实质，因此，也无法拥有令人满意的社会建构。这种只有摧毁而却没有建构的恶果延时地反映在佩索阿的时代，因此，在诊断时代病症时，佩索阿才会说出：“我们的父辈心花怒放地摧毁，因为他们生活的时代对于过去依然有坚固的反射。正是他们摧毁的一切给予社会以力量，让他们尽情摧毁而且没有感觉到大厦的倾覆。我们继承了摧毁及其结果。”作为后果的承受者，佩索阿需要完成父辈们没有完成的事：第一，揭露基督教的堕落实质；第二：形成积极的社会文化建构，对于佩索阿，即为“异教重建”。佩索阿的辩思路径如下：无需通过事实来揭发基督教的堕落，因为它就是“堕落”本身，因为“基督教诞生于罗马帝国衰落时期”。天主教是所有的基督宗教中最为卑劣的一种，新教比天主教要少一些堕落，因为“某种程度上，新教通过潜在的北方异教强加了某种纪律”，因此，既然“基督教是罗马堕落的宗教”，那么，“生活在基督教之中的人，依然生活在衰落的罗马帝国之中。”之后，佩索阿消解了基督教的独立性，把基督教并入了异教之中，将其视为希腊罗马异教的堕落延伸，而不是一种宗教，这样，“异教重建”的必要性与必需性便显现了出来：“为什么要进行异教重建？一切取决于我们是把基督教看成一种宗教，还是把它看成希腊罗马异教的堕落延伸。如果它是独立的宗教，那么异教重建则毫无用处，只是在历史之墙上张贴了一张抗议野蛮的胜者的檄文。但是，如果基督教只是堕落，那么异教的重建将会激活潜在异教那垂死的身躯。”[13]

　　其次，异教重建还需要神话（mito）的介入。如若没有神话，就不会有宗教，异教重建也不可能成功。佩索阿认为：“基督教本质上是教条主义，因为它有既定的原则，在其偏狭的限制下，信徒不得不遵从。异教则不是这样。它想象性的创造活动不会感到束缚。它可以创造一个美丽的神话，如果它真的是美的或者暗示的（？），它将进入到宗教中。而在基督教中，不可能拥有这样的与生命的人性通联。天主教有编造玛丽亚在人前显灵的自由，但是对人的美德却有着严格的规定。神话（Mito）这个词有两个向度。有些神话作为历史讲出，而有些神话作为神话讲出。因此，异教徒是其神祇的自觉的创造者，而基督教徒没有这种自觉，也无意于此。”[14]阿尔伯特•卡埃罗作为异教的正统，他必须恢复神话诗学的功能，以此让基督教化的奥林匹斯重新变成异教。《守羊人》正是这种观念的具体诗学实践。在第八首中，卡埃罗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圣婴基督神话，消解了旧的基督教三位一体，建立了新的异教的三位一体。

　　尽管《守羊人》这个名字仿佛暗示着返回西方世界久远的牧人诗传统，但真正的实现路径是通过现代主义。在《守羊人》的最前面，有一个献辞，指明将诗集献给色萨里奥•维尔德。色萨里奥•维尔德致力于从日常的角度写作现实主义诗歌，作品亦带有强烈的象征主义特征,因此，成为了葡萄牙现代主义诗歌的先驱者。他从两个方面启发了阿尔伯特•卡埃罗的诗学视角转变：第一，回到自然。色萨里奥•维尔德一方面在城市中的五金店工作，一方面忙碌于乡下农场中的水果生意。在他的笔下，城市与乡村呈现出二元对立的关系：现代化的城市是恶与堕落的象征，而乡村与自然则是天真与纯洁的象征，意味着对于城市所代表的现代文明所引发的疾病的超越。作为异名，阿尔伯特•卡埃罗的人物设定直接参考了色萨里奥•维尔德，二者显示出某种相似之处。卡埃罗是里巴特如的农民，长期生活在乡下，几乎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在文化和美学水平上都和他的创造者相距甚远，因此，他才有可能躲开文明的“污染”，在与自然的共存中，成为与“异教同质”的导师。通过卡埃罗，深受城市文明影响的佩索阿达到了“人格分解”的最高境界。

　　第二，采取一种绝对客观的观看态度。卡埃罗成为异教奠基人的方式不仅在于回到自然并讴歌自然，而且在于体察方式的变化：采取观看的方式，只是感觉，而不思考，甚至不去感觉。这种视角变化同样从色萨里奥•维尔德那里继承。在其代表作《一个西方人的感受》中，一个纯粹的客观观察者第一次成为了诗歌的抒情主体。在《守羊人》的第三首中，卡埃罗清楚地表明了对色萨里奥•维尔德的理解与对其视角的欣赏：“我真为他难过！他是农夫，/却被城市囚禁于自由里。/而他观看这些房子的方式，/他注视这些道路的方式,/属于会观看树木的人，/属于低头注视走过的道路、/凝望田野上的花朵的人。”[15]卡埃罗在手稿中用铅笔添加上了最后两行：他就是这样，他所说的一切/都是从这里出发。从绝对客观的视角出发，卡埃罗重新定义了观看与思考之间的关系，并将之扩展为一种创世纪与世界观：“我相信世界就像相信一朵雏菊，/因为我看到了它。但我不去思考它，因为思考是不理解……/创造世界不是为了让我们思考它/（思考是眼睛害了病）/而是让我们注视它，然后认同。”[16]佩索阿认为，经历了2000多年的基督教统治后，人类再也不能轻易地返回众神居住的世界，因为单一神祇的基督宗教造成了西方人思想意识的绝对理性化。因此，为了重新建立神与人之间的关系，首先要返回一种使多神的存在成为可能的本质。“重建异教，作为第一个智识的行动，是让希腊人与罗马人纯粹的客观主义重生”[17]，这是卡埃罗最重要的任务。《守羊人》成为了这种绝对客观主义的具体诗化结果。跟从导师卡埃罗，佩索阿与外在世界发生关系的方式完全不同了，从而将加在城市的文明人身上的历史和文化的重负降到了最低。

　　《守羊人》第八首发表于《在场》（Presença）杂志1931年1-2月期，是一首自由体长诗，共162行，以曲线]这首诗是佩索阿神话诗学的具体实现，集聚了“异教重建”最重要的三个元素：回到自然、绝对客观与渎神。佩索阿自称，“我于坐立不安与极大的反感中写下了《守羊人》第8首，那里有幼稚的渎神与绝对的反唯灵论。我本人既不渎神也不是反唯灵论者。然而卡埃罗是。”[19]

　　在这首诗中，“绝对的反唯灵论”的第一个突出表现是感觉主义。这是一首感觉主义的杰作。感觉主义是佩索阿创造的最后一个具有统合特征的诗学“主义”，佩索阿希望通过它统合所有的对立面。对“感觉主义”最好的概述是阿尔瓦罗•德•冈波斯的这行诗句：“通过一切方法来感觉一切，成为所有事，成为所有人”[20]。在《守羊人》第八首中，“感觉”并不仅作为书写的内容存在，而且构成了一种外在形式，形成对读者的要求。诗作从第一个诗行开始，便以各种方式邀请读者进入到感觉之中：“春末的一个中午，/我做了一个照片般的梦。/我看到基督来到人间”。“春末”与“中午”呈现出一个明澈而怡人的时间，非常适合抒情主体进入自然之中。“照片”这个词引导读者进入了一个视觉的文本，进入到佩索阿创造的感觉世界之中。从“我看到基督来到人世间”开始，佩索阿-卡埃罗开始了神话的建构，并让读者成为了见证。跟随抒情主体的注视，读者全程观看了基督的活动：“他沿着山脊走来，/重新变成了孩童，/在青草中奔跑，打滚，/摘下鲜花，然后扔掉，/他的笑，远远就能听到。”通过“山脊”、“青草”与“鲜花”这些词语，自然的背景功能再一次得到强调。通过孩子的笑声，听觉加入到文本之中，与视觉共同强化了感觉。

　　圣婴基督具有双重性，既是三位一体中的第二个位格，也是一个独立的人物，拥有符号化的形象与生平，这些是基督教信仰的基石。从第4行开始，基督来到了人间，拥有了与正统基督教迥然不同的身世。基督重新变成了孩童，丧失了神性，取得了人性。而且，他拥有真实的形象与动作，也就是说，圣婴基督被异教化了，并通过接下来的一系列描述，抛弃了所有的基督教特性。

　　圣婴基督通过异教化，“从天上逃了出来”，变成了一个和“我们太像了”的人，从而抛弃了“爬上十字架，永远地赴死”的圣子神格；圣婴基督“不许有父有母，/就像别的孩子一样”，由此摈弃了圣父神格；而圣灵成为了“世间唯一的丑陋的鸽子”，呈现了动物化过程，变成了一个形象。一如圣婴基督，圣灵也被异教化了，这样，圣灵的格也丧失了。不但基督丧失了所有的神格，作为另外一个基督教信仰的基石的圣母，在卡埃罗的笔下，不要说神格，连女人都不能算，“她是只箱子/把他从天上带下来。”

　　“天上的花朵、树木和石块，/一切都是假的，一切都不和谐”，这与佩索阿在《守羊人》组诗中对自然中花朵、树木、石块的赞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一如色萨里奥•维尔德的“城市”与“乡村”，在卡埃罗的笔下，“天上”与“自然”也构成了二元对立。“天上”受到了基督教的污染，所以“一切都不和谐”，是无法与“青草”“鲜花”为代表的“自然”相提并论的。同时，通过“花朵”“树木”与“石块”，这两行诗与《守羊人》第五首中的诗句建立了有效的联系：“如果上帝是树，是花，/是山脉，是月亮，是太阳，/我为何要称他为上帝？/我会称他为花、树、山脉、太阳与月亮。”这样，天上的上帝融入了自然之中，取得了具体的形象，从而完成了异教化，彻底消解了基督教特性。

　　在圣婴基督的旧有形象解体之后，在耶稣基督在天国中悲惨的遭遇被揭示之后，他已经不可能再遵从其他人为他安排的既定命运，即“爬上十字架，永远地赴死，/戴上一顶荆棘的王冠/让钉子刺穿双脚与头颅，/任破布束缚在腰间/就像插图上的黑人”。诗人为他找到了一条新路：逃向太阳，/沿着攫获的第一缕阳光下凡。他偷取了三个奇迹，用第三个奇迹创造了十字架上永在的基督，“把他钉在天堂的十字架上，/让他成为其他人的榜样”，从而使这个基督之神成为了一位里卡多•雷耶斯颂诗之中的“多余之神”与“缺乏之神”[21]。基督旧有的形象完全解体，基督神话消亡。而孩子用第二个奇迹“创造了自己，永远的人，一个孩子”，从此，一个新的神话形象具有了创建的可能。

　　在之后的诗行中，一方面，佩索阿-卡埃罗开始创造新的圣婴的神话；另一方面，继续摧毁基督教的三位一体神话。新的圣婴基督是个“喜欢笑的孩子，漂亮且自然”，而且是一位教导者，“他教会了我一切。/他教会我去观看事物。/他指点我花中所有的一切。/让我看到石头是多么的有趣,/人们要把它拿到手中，/慢慢地端详。”阿尔瓦罗•德•冈波斯在《回忆我的导师卡埃罗》中，讲述了几个学徒与导师之间，针对“石头”所展开的哲学辩论。不同的人对“石头”的哲学性有着不同的看法，在“石头”的实体中，蕴含着无限与多元，象征着包纳一切的宇宙。必须将石头拿在手中仔细观看，而不去思考它，通过这个行为，佩索阿-卡埃罗再一次强调了绝对客观的重要意义。而且，这些行为都以具体事物为依凭，是对教条的基督教的反对。

　　从第4行到第63行，基督/孩子都没有发出声音，没有言语，只有行动，这一切都是诗人自己的客观观看。因为“我”实际上在“做梦”，抒情主体可以升天入地看到一切的全能行为得到了合理的解释。而且，这一切都是孩子的教导，以此，诗人将自身变成了绝对客观的等价物。

　　从64行到第二条曲线行，孩子成为了一个诉说者，开始主动讲述天堂中的种种不堪。神圣家庭丝毫不神圣，而是如同人间的小资产阶级家庭一般无聊。上帝是粗鲁的人，又蠢又病，“总往地上吐痰,/还爱说下流话。”圣母没有任何高尚的爱好，“织毛线消磨永恒的下午”。圣灵不但是一只愚蠢的动物，而且还不讲卫生，“用它的喙又抓又挠，/它停栖在摇椅，弄污了线团”。这一切如此荒唐，与普通人接受的基督教教义相距甚远，但因为孩子的主动讲述，这一切成为了他的亲身经历，读者无法不相信天堂中竟是如此地丑陋。

　　孩子告诉诗人，“天堂的一切如教堂一般愚蠢”，将天堂贬抑到了尘世。接着，孩子以直接的方式发出了终极质疑，他怀疑上帝是万物的创造者：“上帝一点也不明白/他所创造的事物——/真的是他创造的？我真怀疑——。”孩子举出万物（自然）的例子，戳破了上帝的谎言：万物并不称颂上帝的光荣，因为它什么歌都没有唱。如果他们唱了，就是歌手，而不是万物了。自然并不因为上帝而存在，它只是存在而已。通过这种绝对客观的精神，上帝的造物主地位遭到了否定，自然的地位获得了提升。

　　“后来，说上帝的坏话累到了，/圣婴耶稣在我的臂弯里睡着了，/我抱着他，回到了家。”男子怀抱婴孩的场景，不禁让人联想起天主教的圣安东尼奥形象。联想到诗人佩索阿出生于圣安东尼奥日，而且因此取名安东尼奥，诗歌的第一句“春末的一个中午，/我做了一个照片般的梦”便突然获得了意义。这是一个悠远的天主教神话。圣安东尼奥在睡梦中遭遇耶稣基督，并蒙受神启。此刻，一个新的神话构成：诗人费尔南多•安东尼奥化身为圣安东尼奥，但这并不是基督教的圣安东尼奥，而是异教的，因为他在梦中与异教化的圣婴基督相遇，并被他启示，这就是：“他教会了我一切。/他教会我去观看事物。/他指点我花中所有的一切。/让我看到石头是多么的有趣，/人们要把它拿在手中，/慢慢地端详。”这样，继以渎神为己任的圣婴基督之后，诗人，绝对客观视角的代言者，也获得了异教的神格。

　　至此，旧有的基督教的三位一体被破坏殆尽，崭新的异教的三位一体呼之欲出。从第二个曲线开始，诗歌进入了一个新的层面：召唤出第三个位格，完成异教的三位一体。孩子与他共同居住在山腰，这是一种共融（comunhão）。此处，佩索阿-卡埃罗揭示了三位一体的构成：他（孩子）是人，是自然，也是神。真正的圣婴基督具有神、人与自然三个位格。在这一段中，抒情主体说出“这个如人也如神的孩子/就是我诗人普通的一日,/因为他与我在一起，而我永远是个诗人”，最终表明了自己的诗人身份，神话诗学的构建就此成为既成的事实。

　　在读到“新生的孩子与我同住，他一只手伸向我，另一只手伸向全部的存在，/这样，我们三人沿着路走，/跳着，唱着，笑着”之时，新的三位一体摆脱了抽象，获得了具体的形象，由自然、异教之神与代表绝对客观的诗人组成。这便是异教的核心。此时，异教的重建已经取得了巨大的突破，但按照异教的传统，尚需一个启引仪式（iniciação），才能最终成功。所以，诗人（我）“哄他入睡。/我抱着他，走进房间,/我哄着他，慢慢地脱掉他的衣服/就像遵循一种洁净与母性的仪式/直到他赤身裸体。”经过这个仪式，异教重建全部完成。

　　至此，卡埃罗与前异名亚历山大•瑟琦的不同逐渐凸显出来。亚历山大•瑟琦不相信任何事物，为众神、众人和自然抛弃。作为前异名，他必须死去。新异教的核心与领袖将由卡埃罗，这个成功统合了人、神与自由，构建了新的三位一体的诗人来承担。

　　在最后，一如亚历山大•瑟琦，佩索阿-卡埃罗也谈到了自己的死亡。卡埃罗要求孩子复制启引仪式，就像他曾经对孩子做过的那样：“孩子，当我死了，让我变成孩子，最小的人。/把我拥入你的怀抱/带我回到你的家。/脱掉我疲惫的人的存在/把我放在你的床上。”通过交换与启引仪式，诗人取得了与异教的圣婴基督同样的神格，也成为了异教之神。当诗人揭示出这其实并非是死亡，而是重生之时，可以自然地联想到了里卡多•雷耶斯在诗集序言结尾处的大声呐喊：“伟大的潘神复活了”。卡埃罗以共融的方式，从圣婴基督那里接受了以死亡实现救赎的命运，以自身的死亡，成就了潘神的复活，宣告了基督教时代的结束与一个绝对客观的崭新时代的到来。

　　[①] Adolfo Casais Monteiro（1908－1972）：葡萄牙诗人、文学评论家与小说家。蒙特罗与佩索阿之间一共有12封通信，这封日期为1935年1月13日的信最为重要。

　　[⑨] 关于Antonio Mora，这里根据是佩索阿信件中的陈述。实际上佩索阿非常犹豫是否让António Mora真正诞生，所以《众神的回归》有的时候，署名是Ricardo Reis，在而佩索阿声称的完全属于António Mora的独著，他并没有给他写出来。

　　[⑩] Mário de Sá-Caneiro（1890－1916）：葡萄牙诗人，佩索阿密友。在父亲的资助下，与佩索阿一同创办《俄尔甫斯》杂志。萨－卡内罗短暂的一生中写下大量的诗歌与评论，与佩索阿共同成为葡萄牙现代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

　　[12] 费尔南多•佩索阿：《阿尔伯特•卡埃罗》，闵雪飞译，商务印书馆，2013，p2

　　[15] 费尔南多•佩索阿：《阿尔伯特•卡埃罗》，闵雪飞译，商务印书馆，2013，p10

　　[18] 本文使用的诗歌译文皆出自商务印书馆2013年出版的《阿尔伯特•卡埃罗》，闵雪飞译，商务印书馆，2013，pp.21-32

　　[21] 出自里卡多•雷耶斯的颂诗《潘神没有死》，内容如下：悲伤的基督/没杀别的神/是多余之神/或缺乏之神。参见闵雪飞《伟大的潘神复活了——简论费尔南多·佩索阿及其主要异名阿尔伯特·卡埃罗的创作》，载《上海文化》2013年第3期。

　　本文首发于《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文学研究”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