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务组织）
声明：百科词条人人可编辑，词条创建和修改均免费，绝不存在官方及代理商付费代编，请勿上当受骗。详情
蓝衣社（The Blueshirts），全名中华复兴社，是1930年代的一个内部组织，积极效仿意大利和德国法西斯主义的褐衣党（brown shirts）和黑衫党（Black shirts）。
核心组织“力行社”（全名为“力行社”）最早由一些黄埔军校学生组成，强调拥护蒋介石以建立其“在全国人心目中的至高权威和信仰中心”为目标，自1932年正式成立；到1938年因“发展到过于庞大，而失去其以暗配明的作用”及对日抗战的开始，该社于该年解散。19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后，不少党员的组织曾宣传德国、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领袖与组织思想适用中国时局，而蓝衣社亦为其中主要的组织。
卢沟桥事变后，蓝衣社与中央俱乐部被纳入停战协定中，日方要求撤除所列举的反日团体。于《世界法西斯》百科全书中，关于〈中国〉的条目主要描述的是“被控诉称为法西斯运动”的中华复兴社，应该是具有“法西斯主义风格的”（英语：fascistic）而非“法西斯主义的”（英语：fascist）。
蓝衣社的缘起，竟是一群忧国忧民的黄埔青年才俊。他们在日本留学期间发现日本侵华战争迫在眉睫，而内患积重内乱不已的政府国民或浑然不觉或熟视无睹。蓝衣社创始人四下游说，终于联合军内的一群有志青年，结成社团，肩负起救党救国，抵御外侮的历史使命。这时的蓝衣社与戊戌六君子，黄花岗烈士和秋瑾、孙中山无异，都是壮怀激烈的革命志士。
蓝衣社成立之初，对内励精图志纪律严明，这在腐败成风的民国政坛不啻是吹入一缕清新的气息；对外则是复兴狂飙廉政风暴，锋芒所指贪官污吏日寇汉奸。就抗日而言，东北义勇军的首领马占山是蓝衣社护送去外蒙古，以从而保留了东北抗日力量的火种。蓝衣社还在长城与日寇血战，损失惨重。江南的忠义救国军也是蓝衣社领导的。日本特务组织对蓝衣社恨之入骨，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当然，蓝衣社也是很坚决的，曾重创红四方面军，并对苏区进行封锁，给中央根据地带来极大的困难。从政敌的角度讲，蓝衣社确是我们的死敌；但从该组织的自身逻辑上讲，它与抗日肃贪的宗旨是一致的。
蓝衣社在一群青年精英的努力下，迅速发展壮大，成为三大派系之首。其它两个是CC系和政学系。然而辉煌了短短几年，蓝衣社就衰亡了。
蓝衣社的悲剧在于，这些青年志士的爱国热血为独裁者专制主义所利用，成为他们党同伐异的利器。而当蒋介石利用蓝衣社度过内忧外患之后，又对蓝衣社的发展壮大深感不安。擅长权术的老蒋打击排挤最终解散改编了蓝衣社。蓝衣社更大的悲剧在于青年人自己。他们最初像反抗恶婆婆的儿媳妇，等到自己做了婆婆，并不因为当年反得辛苦而有所改变，反而变本加厉地压迫下一代。如此循环往复陈陈相因直至反抗越重压迫越深。蓝衣社的悲剧也是旧中国青年人的悲剧。历史上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如康有为，又如汪精卫。
蓝衣社的主要人物有所谓“十三太保”（沙陀国王李克用有子及义子十三人，称为“十三太保”，“太保”等于清代的“贝勒”，即“王子”之意），著名的有曾扩情、贺衷寒、酆悌、戴笠、康泽、邓文仪、刘健群等，另外还有潘佑强等几个不著名的人物，其中除刘健群一人外均为黄埔学生。
刘健群在抗战时期因受黄埔系排挤，曾一度出家做和尚（表面的原因是为了失恋）。
曾扩情、刘健群、贺衷寒三人均做过军委会政治训练处处长，主持过部队政训工作（即部队中的特务工作）。
曾扩情于民国二十五年任“西北剿匪司令部政训处长”，西安事变时张学良、杨虎城没有逮捕他，他自告奋勇，在西安广播电台广播，号召蒋系军队拥护张副司令、杨主任的主张。蒋介石被释放后，曾扩情也到了南京，上了一个，解释他在西安时行动的用意，在保护蒋的生命，并如何发生作用。蒋介石在呈文的后面批了四个字“无耻之尤”，把曾送到南京卫戍司令部去关了好几个月。
酆悌于抗战初期任长沙警备司令，民国二十七年放火烧毁长沙全城，因此被枪决。火烧长沙城后，谣传放火的目的在出其不意地烧死周恩来将军，因为武汉失守后周将军那时在长沙，而要人则不是到了重庆，就已到了衡阳，放火的命令是湖南省主席张治中与酆悌商定下的，执行者是酆悌。出事后舆情大哗，蒋介石派员去查办，张治中和酆悌商议，由酆悌承认全部责任，张治中可以从中斡旋，理由是如果两个人都牵涉在里面，就没有人好发言，酆悌一人担当了，张治中就有权发言了。酆悌同意这个办法，把一切责任承认下来，并在调查报告上签名画押，查办大员马上取出蒋介石的手令来，上面有八个大字：“查明主犯，立即正法。”酆悌才知道上了张治中的大当，临刑时大骂张治中做了圈套害他（另有人传说：枪决的不是真酆悌，真酆悌放走了。理由是酆悌死后，他的老婆几乎没有哭过。此说不足信，但另一方面也说明蓝衣社常做假事情，惯于偷天换日，所以有此传说流行）。
蓝衣社的工作，可分为：调查（情报）、行动（监视、禁锢以及暗杀）、组训、筹款四大类，尤以情报与行动为主，筹款则比较简单，除财政部拨给军事委员会的巨额机密费，及向各地方军事、行政长官索取报效（实际类于摊派，如借口举办事业，代募股金，或收买货物，代垫货款等）外，主要就是制造贩卖吗啡、等毒品。
抗战之前，上海就有两个大规模的制毒机关，一个在上海北郊长江边的浏河镇附近，是蓝衣社直接经营的；一个设在南市保安队队部里面，是孔祥熙、吴铁城、杜月笙经营的，要缴纳一定的利润给蒋介石作机密费用（即蓝衣社特务费）。后者的开始，是在蒋介石自兼禁烟总监，雷厉风行地禁烟之后，在汉口抄到一批鸦片土，有五十余万两（是四川军阀的，他们贩运这大批烟土，没有和蓝衣社合作，所以被抄没了），蒋介石就交给孔祥熙去制造吗啡，孔即转交给吴铁城（那时的上海市长兼淞沪警备司令）和杜月笙办理。这个吗啡厂就设在南市一个保安队的中队部，当然十分保险，没有任何人敢去碰它。这个事情很秘密，怎样会暴露出来的呢？因为上海市保安队（杨虎统率的）不知道浏河的吗啡厂是蓝衣社开设的，想去发横财，把这个吗啡厂抄没了。后来杨虎和吴铁城知道了，把抄没的东西大部分发还，但“太保”们认为奇耻大辱，就采取报复行为，冲到保安队所保护的吗啡厂去，把毒品和制造机器都搬走了。这样一来，就闹得满城风雨，上海市知道的人就不少。吴铁城因为他的吗啡厂是蒋介石批准的，当然于心不甘，但蓝衣社却提出证据，说五十余万两烟土早已过头了，过去虽是“奉命”，现在却是私造，制毒贩毒成为蓝衣社的独占副业（抗战中期，一九四○——四一年，蒋介石又在川康滇黔各省“严厉禁烟”、没收了二千余万两烟土，结果贴上“军用品”的封条，运到广东去转销于沿海各省，这次由孔祥熙与蓝衣社合作，没有内哄起来）。
组训工作就是各种“训练团”及部队中的政治训练，其目的有二：一、灌输法西斯思想，加强盲从教育；二、监视并侦察受训人员。他们在“训练团”中常发动对政府的批评，蓝衣社份子常首先发言，把一些官吏痛骂一顿，以引起别人说出心中不满的话，因此判定谁是“不稳”份子，加上种种帽子。这一工作，主要由贺衷寒、邓文仪两人负责。贺衷寒在抗战以前任军委会政训处长两年多，还兼任“中央新闻检查所所长”一年多（在贺衷寒之前这一职由中宣部叶楚伧兼任），一开口就骂新闻记者没有“国家观念”，是一个极端狂妄的人。据说他读过很多社会科学和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他读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研究什么问题，而是从一字一句中去找“漏洞”（不顾具体的时间和空间条件），以充实他的理论。抗战后曾任政治部的厅长及第一战区的政治部主任。
邓文仪现任“国防部新闻局长”，蒋军中的政训机构现已改变名称为“新闻处”或“新闻室”，“新闻”两字的意义就可想见。上面曾说过邓文仪曾干过情报，这一部分工作被戴笠所并吞了。在这同时，邓文仪还是蓝衣社文化工作的主持者，有一个叫做“中国文化建设学会”的团体，办了几十个刊物，每月的经费达二十万元之多（是民国二十一二年的事）。后因航空署长徐培根火烧飞机场案件，蒋介石派邓文仪去调查，徐培根拿了八万元钞票出来，对邓文仪说：“飞机场的失火事件确是我有意纵火的，我并对你说真话，我挪用公款去做交易所，本想赚一些钱，不料一次次蚀本，累积到两三百万元，无法弥补，所以只好放火，把挪用的款子作汽油、飞机机件、机场设施等报销。造假报销的钱除送在交易所扣我用去外，只剩下这八万元。现在只有两条路：一条是你收这八万元代我弥补过去；另一条则是你不收这八万元，我就一枪先打死你，然后开枪自杀。你如据实报告，我就有性命危险，同是一死，不如请你陪我一陪，做鬼也热闹些。”邓文仪经徐培根一耍流氓手段，吓慌了，就把八万元收进了，事后报告蒋介石，说：“飞机场因汽油太多，储藏不密，天热蒸发而起火。”但另外有人报告蒋介石，徐培根撤职后，在南昌关了一年左右，而邓文仪也一度失宠，不仅原来已预定的南昌市长没有到手，每月二十万元的文化事业经费也取消了，“文化建设学会”就为CC所主持的“文化建设协会”所代替（文化建设协会的实际主持者为后来投敌任汪记中央大学伪校长的樊逆仲云，主要的“理论家”为托匪叶青。叶青在CC系统下虽十分卖力，但并不得意，抗战前后转入蓝衣社后，始被胡宗南优待。六全大会时以有功被提拔为中委）。直到日本投降前后，邓文仪才逐渐取得重要地位。
情报工作与行动分不开，主要由戴笠负责。戴笠（字雨农）在黄埔学生中班次较低，资望较浅，但实权则最大。在抗战之初，戴笠的阶级是上校，但他的部下却有不少“少将”，还有经过他保荐而做民政厅长的，当然他是最得蒋介石信任的。蒋介石对他所以特别信任，其原因之一也是为了他是浙江人。戴笠所主持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为特务的中心机关，其工作分为下列几方面：第一位的当然是对付革命党派与革命民众，其方法为阴谋破坏与血腥，从造谣中伤、挑拨离间、收买威胁、打入内线、做情报、分化破坏，到行刺暗杀，以及勾引极少数败类叛变，还有制造假团体、假冒进步、淆惑群众等，这是阴谋的一套；另一套则为监视、绑架、非刑拷打、劳动集中营，以至活埋枪杀，这是的一套。关于这方面，大家知道得很多，无庸细说。其次是对于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分子、知识分子，或反对的专制独裁者，威胁殴打，强迫解职，绑架囚禁，以至于暗杀，如对杨杏佛、史量才、李公朴、闻一多、马寅初、马叙伦等。其次就是对付地方势力，那些地方势力与蒋介石没有什么分别，同样代表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但不愿为蒋介石所并吞，因此内部有矛盾。蒋特的方法，分为：刺探内情，收买分化，造谣挑拨，配合军事压力，造成内哄，而瓦解分裂之，必要时则加以毒害暗杀，如对浙江省主席鲁涤平及四川的刘湘。刘湘的死得不明不白，已成公开的秘密；鲁涤平则一般人只知道他是中风而死，明白真相者甚少，需稍加叙述：民国二十四年蒋特刺杀史量才于沪杭国道，蒋介石为掩人耳目，令鲁涤平严缉凶手。鲁涤平奉令后果真认真查缉，而这个暗杀案做得并不机密，杭州、海宁一带的人民都知道凶手坐的是杭州警官学校的汽车，主要布置这一暗杀案的是警官学校的教务主任赵龙文（警官学校的校长是蒋介石，校务主任即实际校长是戴笠）。这一来，蒋介石和戴笠都慌了，怕重蹈袁世凯刺宋教仁的覆辙（民国二年袁世凯使代理国务总理内务总长赵秉钧、秘书洪述祖布置暗杀领袖宋教仁于上海北火车站，事后为掩人耳目，令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缉凶。程应将真凶捉到，把赵秉钧、洪述祖等的往来电报和其他证据都抄查出来，加以公布，使袁世凯非常狼狈，结果毒死赵秉钧，洪述祖最后亦被正法），于是先下手为强，将鲁涤平毒死。鲁涤平的猝死，他的如夫人曾看出疑点来，于是第二天她也死了，说是“殉夫”。再其次是监视嫡系与准嫡系，卫立煌赌钱的故事，就是一个例子。
蓝衣社中如果那一个人想自己形成一套势力，或代替蒋介石做了比较重要的机密工作，那就要遭杀身之祸。前者如杨永泰之死，后者如唐绍仪的惨遭横死。抗战以后，蒋介石为刺探日寇的“和平”条件，叫唐绍仪在上海与土肥原住来，土肥原要唐绍仪“出山做总统”，谈好了许多方面可以“自主”的条件，后来又到北平去劝吴佩孚，要吴佩孚做“副总统”，吴佩孚也敷衍他：“如唐少川上台，我也可以考虑。”土肥原回东京覆命，说“唐、吴均肯出山”，日本政府就命令土肥原来华“导演”这出傀儡戏，而唐绍仪以刺探日本态度的目的已达到，向蒋介石报告了，任务已完，拒绝与土肥原见面。土肥原无法交代，就通过陈中孚与蓝衣社合作刺唐，而蒋介石正要杀唐以灭口，于是把七十几岁的唐绍仪用利斧劈死。唐死后，蒋介石政府下了一道褒奖令，但刺唐的凶犯被上海法租界捕房逮捕了，因为是“中国政府机关人员”，以“驱逐出境”送到宁波完事。为了这件事，法租界捕房的督察长曹某也被蓝衣社暗杀了。最后则为国际情报，除派遣大批特务出外做“见习领事”与“领事”（从民国二十六年开始）之外，没有什么特殊业绩。
以戴笠为首的蓝衣社特务系统，除军统局与中美合作所两个（实际是一个）公开特务机关外，还有几个重要部门：第一是警察，从杭州警官学校开始，逐渐遍及各大都市，这一方面以曾任内政部次长、警务署长的唐纵为第一号狗头，戴笠死后即由唐纵负责。第二是武装部队，抗战时期为“忠义救国军”，日寇投降后大部分改编为“交通警察总队”；这一部分原来是抗战开始时戴笠与杜月笙合作搞起来的，绝大部分为地痞流氓，抗日毫无用处，殃民则有余，因此声名狼藉，为了与顾祝同的部队矛盾重重，互相攻讦，蒋介石曾一度要取消它，戴笠发急了，就求救于胡宗南，由胡宗南推荐马志超当“总指挥”，才算保留下来（抗战时期还有一个“交通监察处”，旅客往来，特别是买飞机票，一定要经它批准，但实际上即由军统局兼办，不过有一个公开名义而已）。第三是联络参谋与谍报参谋，上自军委会军令部，下至各级参谋处，大部分是军统局可以直接指挥的特务。第四是宪兵，所谓“中央”嫡系的宪兵团几乎全是特务，不过其中有一部分则和戴笠系统有矛盾（因争权夺利），不能完全指挥如意。
以“铲共义勇队”起家的康泽，资格虽高于戴笠，但他极端死硬顽固，而且专信任他的四川同乡（最相信是同县而又是中学小学时同学的），只要是同乡同学，不论是怎样饭桶，都得到重用。抗战以后就担任“青年团”的组织处长，三青团是他的势力范围。虽然其他部门也渗杂一些康泽系统的人，因为大部分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蠢才，所以作用并不大。
蓝衣社领袖贺衷寒提出“第二期革命”：“削藩”以统一国家、重整军备以抗战、禁烟、反腐败、复兴农村，“第二期革命”后为蒋介石接受并提倡。
蓝衣社理论家刘健群：我们的党现在似乎对群众的愿望变得毫无兴趣，党不仅变得远离群众，而且在许多地方，简直被群众所痛恨。党的混乱、党的软弱无能、党的颓废，已经到了非整治不可的地步！
蓝衣社发起人：滕杰（黄埔四期、曾在日本留学）第一任书记长，蓝衣社真正的灵魂，其妻子也在蓝衣社。
蓝衣社领袖：贺衷寒 （黄埔一期）(第二任书记长)因西安事变中主张武力解决，蒋介石一直耿耿于怀，终不得志。
蓝衣社重要人物：戴笠。原是街头混混，后加入蓝衣社。后受蒋介石青睐，任蓝衣社特务处处长，发展为军统局局长。
蒋介石为蓝衣社拟定的“宗旨”：革新教育、开发实业、调剂劳资、统制工商、平均地权、扶助耕农、唤起民众、注重道德、崇尚礼仪、创造武力、夭志劳动、誓服兵役、恢复领土、还我主权。
“第二期革命”的主旨是重塑作为革命党的形象和灵魂，但是这个以法西斯主义为指导的革新工程并未获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