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复兴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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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民族复兴社简称复兴社，是革命同志力行社的外围组织。强调“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推行对领袖蒋介石个人崇拜，加强蒋介石嫡系对军队军官的思想控制。是以黄埔系精英军人为核心所组成的一个带有情报性质的军事性质团体。由于复兴社干部模仿意大利黑衫军纳粹德国褐衫军，均穿蓝衣黄裤，故又称“蓝衣社”。

　　一九三三年九月，在该社领导下成立了一支谍报武装部队-别动总队；一九三四年又建立了一个外围组织——忠义救国会。 一九三八年四月复兴社取消，其成员在自愿原则下，加入了新成立的青年团。附：现在中国有学生网络爱国主义社团“中华统一复兴社”（URSC），也简称“复兴社”，但不同于“中华民族复兴社”。“复兴社”成立后，不仅在军事方面掌握一部分力量，在文化宣传方面也四处出击。1933年12月成立针对知识分子的“中国文化学会”，以扩大影响。复兴社还出版《中国革命》（作为机关报）、《我们的路》和《青年旬刊》、《前途》等杂志，鼓吹法西斯思想。还有两个刊物。 图为复兴社成员合影。前排右起：邓文仪、杜心如、曾扩情贺衷寒桂永清

　　其宗旨在滕杰的一份《计划书》中提到：应该“在无声无息（极端秘密）的原则下，以黄埔学生为骨干，结合全国文武青年之精英，切实把握民主集权制之原则，来建立一个意志统一、纪律森严、责任分明和行动敏捷”的坚强组织。并希望依靠这个组织，整肃腐败、唤醒民众、抵抗外侮，最终“复兴我中华民族”。

　　干事会为社员代表大会闭会后的执行机关，下设人事、组织、训练、宣传、特务、总务等处。特务处后来成了扩组军统局的基础。

　　监察委员会下设书记、调查、审核等处。支社是省（市）一级领导机构。支社下设分社，分社由三个以上的小组组成。

　　该社发展社员，一般先经其外围组织革命青年军人同志会和革命青年同志会（一九三二年该两会合并改组为中国青年革命同志会）会员中物色吸收。凡参加该社者，须经社员三人介绍，并填表、宣誓。

　　力行社社长、“蓝衣社”的最高领袖。1932年1月，他决心赞助只有六十余名成员的力行社的秘密组织。在他的支持下，力行社很快发展成员约三百名，其下属组织成员更多达五十万。

　　力行社创始人、首任书记。他富有热血而忍辱负重、兢兢业业，是力行社、“蓝衣社”历史上最没有争议的首脑。1931年7月，他甘冒杀身之祸，与未婚妻陈启坤发起了力行社；一年多以后，力行社、“蓝衣社”发展成员万余人，他却被蒋介石免去了书记职务。

　　力行社灵魂人物之一、第二任书记。他曾是黄埔学生的政治领袖，并被视为蒋介石“接班人”的主要人选。在他的手上，力行社发起了第三级组织“中华复兴社”，成员多达十余万。但为了避免他的坐大，蒋介石支持康泽组建了效仿德国党卫队的“别动队”，使以康泽为首的西南人势力，与贺衷寒为首的湖南人势力从此势均力敌、相互抗衡。他对蒋介石渐渐怨恨。西安事变中，他成为武力解决的主要代表，试图取蒋以自代。但蒋介石活着回来后，他被视为有“狼子野心”，从此毕生不得志。

　　力行社唯一的非黄埔魁首、第三任和第五任书记长。他以一介文人身份，提出“蓝衣社”构想、试图将中国法西斯化，由此得到蒋介石的赏识，被笑称为蒋介石“螟蛉子”以及另一个接班人人选。但他与力行社的其他首脑关系紧张，特别是他散发小册子《中国蓝衣社》、使外界普遍认为力行社是“蓝衣社”后，更如此。为此，他曾被戴笠追杀。

　　力行社第四任书记长。他是蓝衣社的“留欧派”首领，1934年夏天出任力行社书记长。他任内表现平平，却卷入了一桩非常重大的政治事件，那就是“刺汪案”。为避免外界误认为自己杀人灭口，蒋介石留下了他的性命，1938年10月，他以“长沙大火”的借口被冤杀。

　　力行社第六任书记长。他曾任蒋介石侍从秘书，年仅27岁，却负责军长师长人选的荐任审核，是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但1934年夏天，他因为CC系政学系的联手陷害，失去了一切权力。1936年8月，他被任命为力行社书记长，但对蒋介石也异常怨恨。几个月后，在西安事变中，他与贺衷寒一同成为武力解决派的主角。

　　他是戴笠的主要助手，但与戴笠面和心不和。他代表了特务处中亲近力行社总社的力量。西安事变后，他被任命为力行社书记长，但已是“看守”书记长。

　　力行社第八任书记长、“别动总队”总队长。他被誉为民国罕见的“组织天才”之一，1933年夏天，他组建了效仿德国党卫队、权势熏天的别动队，被视为毁灭瑞金的元凶之一。他也被视为蒋介石最有力的接班人之一，但不久后，他明白了自己与蒋介石只是互相利用关系。1948年5月，他在襄樊被解放军逮捕时，蒋以为他一定会“自杀殉国”，为此开了两次追悼会，但这时候，他已在西柏坡总结自己的反动思想、并痛骂蒋介石了。

　　力行社特务处处长。力行社、蓝衣社解散后，他的特务处被改组为军委会调查统计局，即“军统”。 1931年秋天，他参与发起力行社后，开始了自己的发迹。他先是被任命为特务处处长，两年多以后又兼并了邓文仪的“调查课”，成为民国主要的特务首脑。1936年，他控制了中国的警察系统，开始效仿德国纳粹希姆莱的“政治警察”制度，被称为“中国希姆莱”。更重要的是，在西安事变中，他与力行社其他人物态度截然相反，跑到西安“殉难”，从此深得蒋介石的信任。

　　台湾良雄的《戴笠传》认为，没有力行社，就没有戴笠，“即使说力行社只成就了戴笠一人，亦不为过”。

　　力行社是复兴社的核心组织。力行社设有特务处，由戴笠任处长，郑介民任副处长。活动范围最初在军事系统，以后逐渐扩大到其他各个方面。有孙常钧负责的宪警训练班、刘健群主持的军委会政训班等，培养嫡系力量。复兴社还以军委会政训处为总机关，通过各部队政训体系实施监军，并通过在各省开设的“国民军事训练委员会”，对高中以上的学生进行军训。

　　该社发展社员，一般先经其外围组织“革命军人同志会”（以潘佑强为书记）和“革命青年同志会”（以康泽为书记）（1932年该两会合并改组为“中国青年革命同志会”）会员中物色吸收。凡参加该社者，须经社员三人介绍，并填表、宣誓。

　　复兴社成立后不久，便与CC派发生矛盾，被迫退出文化教育领域，解散中国文化学会。此后，复兴社的活动归并为三个系统：贺衷寒的政训系统、康泽的别动总队，以及戴笠的特务处（后发展成为军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