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李党争 牛僧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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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李党争，通常是指唐代统治后期的九世纪前半期以牛僧孺、李宗闵等为领袖的牛党与李德裕、郑覃等为领袖的李党之间的争斗。
牛李党争是唐朝末年宦官专权、唐朝腐败衰落的集中表现，加深了唐朝后期的统治危机。
唐太宗时期，统治集团内出现了一种浓厚的“民主”气氛和许多敢于直言极谏，专折廷争之臣。
武则天时期的高压政策，使这种“民主”制度一度受损，在皇族与戚族之间发生了一场争权夺利的斗争，官僚集团内部的矛盾也日趋激化。以张柬之为首的一派最终消灭了张易之张昌宗一派。姚崇宋璟为首的集团掌握了朝政，使皇帝的权威又得到恢复，封建统治集团重新出现了团结局面，“民主”机制重新得以运行。
天宝年间，唐玄宗的进取精神减退，一味追求享乐，荒淫无度，又沉溺于道教与佛教之中，于是出现了李林甫一人“独裁”的局面。李林甫执政晚期，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再度激化，随着一大批杰出的政治人物的被杀而使中央政府和皇帝的地位大为削弱。至李林甫死后，杨国忠为宰相时，唐玄宗权力衰落，一切政务都由杨国忠行使最高权力。
唐太宗时的“民主”遗风被进一步破坏。“民主”的缺失，为牛李党争提供了政治前提。
唐朝繁荣的商品经济，培养了一批精于经营、善于理财之人。因替平定安史之乱积极筹措了巨额军费而势力膨胀，中央官僚集团内部的勾心斗角和争权夺利已使行政工作无法正常进行。朝廷不得不把财政权分为政府职员和财政官衙两部分。但财政官衙又继续闹独立，扩大自己权限，使政务不得不停顿下来。
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局面的形成，使唐朝皇帝完全失去了对官僚的控制。而以赚取最大利润为目的的商品经济渗透到政治斗争中，以各种方法和手段对付一切竞争对手。为了达到政治目的，他们结党营私、行贿受贿、出卖人格和族望等等，所有这一切都为一个目的：争夺权势。因此，唐太宗时的“民主”遗风的丧失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加快了个人争权夺势的发展。
藩镇割据与中央政权的矛盾是牛李党争的重要条件之一。玄宗天宝初年，为防御周边国家的进攻，在东北、西北、西南等地设置了十几个节度使或经略使，总兵力近50万。起初，中央对节度使的选派还很慎重，多用文官并定期轮换。其行政工作及权力由中央官署管辖。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央官署逐渐失去对节度使的控制。节度使的权力不断扩大，以致不仅管军事，还拥有行政、财政、供应等权力，并把权杖伸向中央政府。
736年，牛仙客以兼领朔方节度使河东总管的身份入朝为宰相，标志着藩镇将领势力打入中央政权的开始，并开了藩镇节度使独立行使人事任免权的先河。从此，节度使与宰相可以平起平坐，职权完全相等。与牛仙客同为宰相的李林甫也兼领陇右河西两节度使。其目的是控制京畿一带兵权，以抵御藩镇将领对中央政权的威胁。
牛仙客、李林甫死后，宰相杨国忠与藩镇将领安禄山的矛盾渐趋激化。最后，安禄山发动了安史之乱，战乱平定后，形成了中央与藩镇对立的藩镇割据局面。藩镇拥兵自重的目的无非是割地以求自保私利，因此必然施加其对中央的控制。
786年，崔造曾提出把所有行政权都集中到宰相府署的主张，因遭到以浙西节度使韩滉为首的节度使们的反对而未能实行。唐顺宗王叔文王伾改革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藩镇将领的反对。唐宪宗时的宰相武元衡也因要攻打淮西节度使而被平卢节度使的刺客刺杀。这时的皇帝和中央政权早已失去了昔日的权威，而唐太宗的“民主”遗风，又常常使失势的宰相得不到应有的处理，只是让他们出任一方节度使；而得势的节度使反而又入朝为相。它不但不利于矛盾的解决，反而更加助长了中央与藩镇、中央官员与中央官员之间的斗争。升为宰相者为保相位极力勾结部分官僚、宦官。甚至一些地方节度使，互为表里，竭力抑制出为节度使的政敌再度入朝为相；出为节度使者，则利用在地方上的权势肆意聚敛财富，买通中央一些官僚、宦官，联合某些节度使互为声势，处心积虑地想恢复失去的相位。皇帝大权旁落，又无力控制局面，致使党争愈演愈烈。整个官场成为官僚、宦官、藩镇将领的争权夺利的竞技场。因此，藩镇割据势力与中央政权的矛盾就成为牛李党争的重要条件之一。
宦官集团的内部斗争是牛李党争的总后台。宦官专政是唐后期历史上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唐宦官势力的膨涨，侵害了官僚集团的利益，于是官僚集团便与宦官集团展开了一场争权夺利的斗争。史学界把这场斗争称为“南衙北司”之争。然而，如果把“南衙北司”之争用于安史乱后到宪宗诸朝，还有其准确真实的意义；如果再用于宪宗以后诸朝，就不太符合历史实际了。因为透过顺宗时的“二王八司马”事件，文宗时的“甘露之变”，“南衙”（官僚）已经完全为“北司”击败。牛李党争的两派官僚集团，已经完全依附于宫廷中宦官势力之下。
唐宪宗在位时期，有一年长安举行考试选拔人才，举人牛僧孺、李宗闵在考卷里批评了朝政。考官认为两个人符合选择的条件，便把他们推荐给唐宪宗。这件事传到宰相李吉甫（李德裕的父亲）的耳里。李吉甫见牛僧孺李宗闵批评朝政，揭露了他的短处，对他十分不利。于是李吉甫在唐宪宗面前说，这两个人（牛僧孺、李宗闵）与考官有私人关系。宪宗信以为真，就把几个考官降了职，牛僧孺和李宗闵也没有受到提拔。但此事却引致朝野哗然，大臣们争为牛僧孺等人鸣冤叫屈，谴责李吉甫嫉贤妒能。迫于压力，唐宪宗只好于同年将李吉甫贬为淮南节度使，另任命宰相。这样朝臣之中分成了两个对立派。但此时李德裕、牛僧孺尚未进入朝廷供职，所以派系斗争色彩尚不浓厚。
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年），礼部侍郎钱徽主持进士科考试，右补阙杨汝士为考官。中书舍人李宗闵之婿苏巢﹑杨汝士之弟殷士及宰相裴度之子裴撰等登第。前宰相段文昌向穆宗奏称礼部贡举不公，录取都是通过“关节”。穆宗询问翰林学士李德裕、元稹李绅，牛僧孺他们也都说段文昌所揭发是实情。穆宗派人复试﹐结果原榜十四人中﹐仅三人勉强及第，钱徽、李宗闵、杨汝士都因此被贬官。于是，李、杨等大为怀恨﹐从此“德裕、宗闵各分朋党，更相倾轧，垂四十年”。双方各从派系私利出发，互相排斥。
唐文宗太和三年（829年），李德裕改任兵部侍郎。宰相裴度推荐李德裕担任宰相，未成功。李宗闵通过宦官的关系当上宰相，将刚刚入朝的李德裕调出，牛僧孺任义成节度使。
唐文宗太和四年（830年），李宗闵引荐牛僧孺入相。曾经推荐过李德裕的裴度辞相，出为山南东道节度使。
唐文宗太和五年（831年），吐蕃维州守将悉怛谋请降。西川节度使李德裕派兵入据其城。牛僧孺令缚还悉怛谋及从者，被吐蕃官吏尽杀于维州城下。
唐文宗太和六年（832年），李德裕入朝任兵部尚书。京兆尹杜悰向李宗闵提出建议，通过推荐李德裕任御史大夫的方法，与李德裕修好。得到李宗闵的同意后，杜悰造访李德裕，提出这一方案。李德裕非常高兴。但李宗闵在与杨虞卿商议后，终止了上述方案，错过了这个很可能是双方和解的最好的机会。
唐文宗太和七年（833年），李德裕升任宰相，将杨虞卿、张仲方、张元夫、萧浣等牛党人物降职，出为地方官。不久，李宗闵出为山南西节度使。
唐文宗太和八年（834年），当权的李训、郑注为了排挤李德裕，再次引荐李宗闵入相，之后，李德裕出为镇海节度使。
此后在唐穆宗、唐敬宗、唐文宗三朝，除去大和九年（835年）甘露之变前前夕，牛李两党都被当时掌权的反宦官的李训郑注排斥朝外﹐大体上是两党交替进退，一党在朝，便排斥对方为外任。唐文宗曾有“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的感慨。
开成五年（840年），文宗死，牛党和他们依靠的宦官所支持的继承人未能继位，另一派宦官拥立唐武宗即位﹐牛党失势。李德裕自淮南节度使入为宰相，开始了李党独掌朝政的时期。牛党被排斥出朝廷之外，其领袖牛僧孺、李宗闵虽然早已身在外地，也被贬职流放。李德裕虽在会昌年间讨平泽潞叛乱﹑破回鹘﹑废佛教等几个方面作出成绩，但他独断专行、排斥异己的作风不但为反对派所憎恨，也为宦官所不满。
唐武宗会昌元年（841年），武宗召李德裕入朝为相，信任有加。之后数年间，李德裕对李宗闵、牛僧孺等一再贬黜。牛僧孺
唐武宗会昌六年（846年），宣宗即位，为了夺回朝政大权，故出李德裕为荆南节度使。此后，宰相白敏中等人一再贬黜李德裕。李宗闵病故。
长达四十多年的“牛李党争”，以牛党元气大伤、苟延残喘，李党被贬谪为地方官，宦官、藩镇的势力大增，而宣告结束。
牛李党争对唐代政局有其一定的影响，这场统治阶级内部的宗派斗争，导致社会各种矛盾也开始趋于尖锐化，
牛李党争不但影响到中晚唐政治格局、政治文化的演变，而且参与塑造了中晚唐诗风，同时在牛李党争中产生的一种具有攻击倾向的文学作品。
两党政治争夺战，开始于唐宪宗，互有更迭，大致来说，唐穆宗、唐敬宗二朝为牛党得势之时；及至唐文宗时，党争最烈，有时两党之人同朝为相。唐武宗时，为李党全盛时期；宣宗时，则为牛党全盛时期，宣宗以后牛李党争不复载于史册。
两党人士虽然在政治上互相倾轧，然其不似今日政党，有党纲、党员名册，为政治理想而争，牛李党争的性质为权力之争，两党的差异性除出身背景不同外，最重要为对边患和藩镇问题的争议，主战、主和的不同。
牛李党争虽和内廷宦官党派之争互为表里，然自甘露之变后，宦官们自成一气，同类相聚，不再让外朝大臣有所依附，虽使得牛李党争自宣宗以后不再出现，然却使得外朝大臣转而依附拥有地方兵权的藩镇，酿成崔胤结合朱全忠杀尽宦官之举，朝政大权落入藩镇手中，加速唐朝走上灭亡之路。
牛李党争是唐朝后期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宗派斗争，是政治腐败的一种表现。从表面看，牛李党争似乎是庶族官僚与士族官僚之间的权力斗争，实际上两党在政治上也有深刻的分歧!两党分歧的焦点主要有两个：一是通过什么途径来选拔官僚；二是如何对待藩镇。
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认为牛党代表进士出身的官僚，李党代表北朝以来山东士族出身的官僚。他们之间的分歧不仅是政见不同﹐也包括对礼法﹑门风等文化传统的态度之异。史学界大体上认为牛党是新兴的庶族地主，而李党则是没落的门阀世族。
唐史专家岑仲勉认为所谓的“李党”，应该指的李宗闵党。在他看来，李德裕无党。他的主要证据有：
武宗即位后，重用李德裕，将杨嗣复李珏两位宰相罢免。这二人被认为是牛党。此时李德裕并没有乘机落井下石，而是力劝武宗对他们从轻发落。在李德裕任宰相时，有人向武宗推荐白居易担任宰相。李德裕认为白居易年龄太大，建议武宗拒绝。但他同时又推荐白居易的族弟白敏中，而白敏中被认为是牛党的重要人物。事实上，白敏中后来确实参与了迫害李德裕的活动。
尽管白居易和很多李党成员（元稹、李绅等）私交密切，但要命的是，他和李党头号李德裕的关系十分糟糕，这使得他无法向李党靠近从而保持中立。因此，白居易不得不属于牛党。
王玉群，牛李党争原因新探[J]，许昌师专学报 (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第 18 卷第 1 期
赵翼 陔余丛考 卷二十：《唐书》传赞云：僧孺、宗闵既当国，排击所憎，权震天下，人指曰“牛李”。则当时所云牛、李，乃谓牛僧孺及李宗闵，而非德裕也。《李德裕传》：始李吉甫为相，牛僧孺、李宗闵对策，痛底当路，吉甫诉于上，考官皆得罪。德裕则吉甫子也，宗闵、僧孺之怨德裕始此。《李宗闵传》：钱徽知贡举，宗闵托所亲于徽。德裕白上，以为今年取士不公，宗闵坐贬，由是嫌忌益深。是犹第李与李相怨耳。及裴度荐德裕可相，而宗闵先已当国，虑德裕继入，遂引僧孺同秉政。由是僧孺德宗闵而与德裕为难，是僧孺之仇德裕，本由于附宗闵，此即所谓牛、李者也。《杨汝士传》：汝士为虞卿弟，牛、李待之甚厚。益可见牛、李之李乃宗闵，而非德裕矣。若以李为德裕，则僧孺、德裕方相仇，乃又俱善待汝士乎？《通鉴》：德裕出为浙西观察使，八年不迁，以为李逢吉排己而引牛僧孺为相，由是牛、李之怨愈深。此李又指逢吉，然亦谓德裕之怨逢吉、僧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