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武汉这场肺炎,我都不知道钟南山院士他们40年前这么厉害!

　　庚子鼠年即将到来之前，神州大地颇不平静。起于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让这个春节有点提心吊胆，每当病魔肆虐的时候，人们不由自主的会想起的，就是救死扶伤的医生，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恐怕就是钟南山了。
         
　　「国士无双」是人们能送给钟南山最高的评价，《人民日报》总结的很好：「大无畏的献身精神、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拯救生命于死神的博爱精神。」在公众眼中，他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以自己的知识、才能与责任成为拯救社会突发灾难的知识分子，更承担了讲真话的符号意义。

　　而又有谁知道，40年前，这位当下最受人崇敬的医学专家，还是别人眼中的一个失败者。

　　被嫌弃的钟南山的失败前半生

　　1980年，钟南山43岁，作为文革后第一批公派留学生，他考得并不好，因为总要值班，没有太多的时间复习，全国统考英文，他只考了52.5分，当时就以为自己没戏了，没想到全国的学生都很差，45分就及格。

　　为了省钱，钟南山和16个同学坐了九天的火车才到英国爱丁堡。火车从北京出发到蒙古乌兰巴托，再到西伯利亚，绕过贝加尔湖，一直往西走，也开往了他的梦想。

　　哪知道，到了英国除了语言问题，还遇到了一个更大的困难，按照英国当时的法律，中国医生资格是不被承认的，所以他们不能单独为病人治病，只能以观察者的身份参加查房和实验。
        
　　在英国人眼中，当时的中国还是很落后的，就连钟南山的英国导师弗兰里教授也告诉他，他根本不需要在英国待两年，待八个月就可以了。

　　为了向英国教授证明自己的能力，钟南山决定进行「一氧化碳对人体影响」的研究。为了取得第一手数据，他决定拿自己做试验：他让护士帮他抽血，然后自己吸入煤气，并逐渐把煤气浓度提高……前后做了800多CC的血后，钟南山终于把研究曲线做了出来。
        

　　这个实验不仅证实了弗兰里教授的一个演算公式，还发现其推导的不完整性，导师看了非常高兴，问他打算干多久，他说「您不是说只给我八个月时间吗？」导师则说「不，你爱干到什么时候都可以。」

　　这已经不是钟南山第一次扭转别人对他的看法了。

　　1971年9月，拖着孱弱的躯体，抱着几本医学书籍，钟南山一脸疲倦地踏上了南下的列车，从北医回到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此前11年的时间里，钟南山都没有从机会从事过医学专业，因为父亲钟世藩是中山医科大学的一级教授，钟南山在「文革」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的后代」，在山东支农，他的脚踝脓肿成一个大球，险些截肢；在河北山区下乡，深仞湍流险些夺走他的性命；「文革」期间回到北医当锅炉工，锅炉房熊熊的火舌，险些烤焦他。

　　让他终于下决心回到广州的原因有两个。

　　有一天，上级向群众号召献血，钟南山毅然报名参加。献出了400cc鲜血的他，晚上还要按时参加锅炉房值班，结果失去知觉，摔倒在炉门口。一位来锅炉房打热水的校工和一群「牛鬼蛇神」救了钟南山。

　　另外一件则是母亲的去世。

　　钟南山的母亲廖月琴毕业于协和医科大学的高级护理专业。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现中山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副院长，是广东省肿瘤医院的创始人。
       

　　钟南山说：「母亲那时工作非常负责任，‘文革’的时候她为什么被人批斗？当时主要是她要保持病房的干净，不让造反派在墙壁上贴一些宣传的东西，因为化疗病人很容易被感染。后来就被安了一个罪名，因此受到批判。」

　　母亲的倔强性格，使她采取了结束自己生命的方法来回答一切诬陷，这段往事成为钟南山心中的最痛。

　　虽然回到了广州，但在此之前，就是在此之前，钟南山也没有什么临床经验，分到医院的时候，他很想当胸外科医生，医院的老医生却说：「钟南山已经35岁了，还搞什么外科。」连钟南山的父亲，也对他毫无信心，经常对着他叹气说：「唉，都36了，真可怕……」，毕竟，一个36岁还没有做过临床的医生，还有没有希望呢？

　　果然，被安排到医院急诊室的钟南山，很快成了整个医院的笑柄，1971年夏天，钟南山所在的急诊室接到一个电话，说广州增城的罗岗有一个肺结核大出血的病人，要立即送来广州会诊。钟南山主动请缨，将患者送回到广州市结核病防治所。

　　在路上，患者又从口中咳出黑红色的血，患者出血的频度和色泽与肺结核咳血有些不同，但钟南山还以为患者是肺咳血，就把患者送到了结核病防治所。第二天才查出来，病人只是消化道呕血。别人在背后对钟南山指指点点，不无讥讽地说:「作为钟世藩的儿子，连这点常识都不知道，连咳血和呕血都区分不了，还当什么医生，搞什么急诊？」
        
　　没多久，钟南山被调入慢性支气管炎研制小组，那时没有哪个人愿意搞慢支，治疗办法也不多，这在医院的很多人看来，是个提前退休的地方。

　　但钟南山是个到任何一个地方都不会消极的人，他开始用自己学的生化知识分析白痰、黄痰的成分，这个研究就是收集样本，又脏又累，有一次，钟南山和罗锭芬下乡调研，一早就起床，钟南山骑着单车，罗锭芬坐在后面拿着农民的痰，钟南山一边在广州闷热的天气里狂蹬车，一边对坐在后边提心吊胆的罗锭芬说：「你要拿好那个痰，要誓死保卫那个痰」。

　　从赤脚医生到卫生厅长

　　就在钟南山为了不被嘲笑而苦学，以致于体重掉了12公斤，誓死保卫一口痰的时候，在浙江绍兴夏履镇夏履桥村，一个父亲因患眼疾无法劳作，全家生活靠母亲卖山货维持的家庭，正迎来大喜事。

　　这一天，村里的赤脚医生李兰娟被推荐到浙江医科大学读书，这个前夏履中学的代课老师，从此走上了一条从赤脚医生到院士的坦途。

　　在此之前，因为家里实在太穷，已经从夏履小学被保送到绍兴第一初级中学的李兰娟，差一点放弃了学业。在老师的坚持和帮助下，她才继续了学业，中考时，她以全市名列前茅的成绩考入了省重点高中——杭州第一中学（现在的浙江省杭州高级中学）。

　　顺利高中毕业的李兰娟，还没来得及参加高考，「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响应号召的李兰娟积极报名去黑龙江，因为身体不是很好，没被批准，便回到了老家夏履桥，乡里安排她到夏履中学做代课老师。业余时间，她用针灸为乡亲治疗腰背疼痛。她说，山区乡亲们因常年劳累，多数人患有腰背疼痛毛病，听说针灸能治疗疼痛，为了能为乡亲们做点好事，在回乡前她便联系浙江省中医院学起了针灸。短短几个月时间，她将整本经络书背得滚瓜烂熟。「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医学，在这之前，我对医疗知识完全是个门外汉。」李兰娟说。

　　教了三个月书后，村里组建农村合作医疗，因为李兰娟会针灸疗法，大家都希望她来做合作医疗的「赤脚医生」。「当时真的很矛盾。代课老师每个月的工资是24元，相当于每天能有8毛钱，而‘赤脚医生’每天只有5个工分，相当于1毛钱。收入相差甚远，家里日子又捉襟见肘。但对医学的挚爱，让我无怨无悔地选择当‘赤脚医生’。」

　　就这样，李兰娟成了整个村里离不开的医生，并被推荐上了大学。
       
　　当钟南山在英国吸煤气的时候，李兰娟所在的浙江省正面临重型肝炎的肆虐，病死率高达80%。李兰娟一心想要救人，苦于治疗方法有限，只能看着一个个鲜活的生命逝去。「有个20多岁的年轻人进院不到10天，黄胆迅速上升，消化道出血，昏迷，没小便，人很快没了。」李兰娟说，「当初，我们工作的314重病室似乎是被施了魔咒一样，进去的人很少能活着出来。」

　　不久，又一位重症肝炎病人因为消化道大出血，离世时浑身血淋淋的，连家属都不敢接近。李兰娟为病人擦洗身体，穿好寿衣，在胸前别好记录纸。在帮忙搬运遗体时，她的手指不小心被别针戳破了。

　　这是相当危险的事情，肝炎患者有可能会很快传染给李兰娟，但她迅速将血挤掉，将遗体送入太平间后，再给自己打预防针。「我没有治好他，得让他一路走好。」多年以后，回忆起这件事，李兰娟仍然觉得很沉痛。

　　可能让李兰娟有些尴尬的是，在接受采访时，一句「新型冠状病毒怕酒精不耐高温」，成了某些酒鬼开怀畅饮的理由之一，这个和肝病斗了大半生的医学家，如果知道这件事，情何以堪呢？

　　「我才不要当兽医」

　　钟南山参加公派考虑的那一年，在山西应县，工人家庭的子弟高福参加了高考，在此之前，他曾有个到银行工作的机会，但放弃了，从此之后，中国少了一个银行家，多了一个传染病专家。

　　高福高考那一年，化学题目非常难，他看到卷子，几乎丧失信心，还趴在桌上睡了几分钟。后来他调整好心态继续做题，「没交白卷，拿了四五十分，不然考不上大学」。他没有考上第一志愿，而是被调剂到山西农业大学兽医专业。

　　谁能想到，一个未来的生物学家，化学竟然才考了40分呢？

　　高福不想做兽医，想做科研。从大一下学期起，他就定下目标改考传染病学专业。
        
　　在小县城长大的高福，18岁前没有接触过英语，英语成了阻碍他考研的绊脚石。所以，在学习本专业和传染病学、微生物学的同时，高福最主要的目标就是攻克英语。为了提高词汇量，他甚至背过词典。1980年，加上助学金一个学期10元钱就够伙食费的年代，他却敢借钱180元买个收音机，只为了学好英语，为了学习，他甚至改变了性格：上大学前，他是能说会演的文艺宣传队骨干，上大学后，他是默默学习，以至于同学们都以为他是个书呆子。

　　高福人生的头43年，和大部分人一样，从老家考到北京，留高校任教，申请到哈佛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作为学者学成归来成为微生物所所长。

　　直到43岁这一年，组成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移动实验室检测队，赶赴非洲塞拉利昂开展埃博拉出血热检测工作。

　　出发前一晚，高福回家时才说，已经报名去塞拉利昂。此行出远门，高福叮嘱家人，不要告诉年迈的父母。第二天一早，他和家人告别，从北京前往西非，和另外62人组成的P3移动实验室检测队奔赴一片没有硝烟的战场。这支63人的团队，因为不可预计的危险，他们中甚至有人在出发前写好了遗书。

　　就在他们出发的同时，由于担心感染，美欧和日本的援助组织却正在撤走大批医务人员及志愿者。此行多少有了些壮烈的意味。

　　身处埃博拉疫区一线，每天都在经历生死考验。刚到西非不久，高福就发了五天烧。「我的专业知识告诉我，我并没有感染埃博拉病毒。不过我还是自觉在宾馆里自我隔离了一个星期。」这件事，四年后他才敢首次向大众披露。

　　你们都知道的管跑跑

　　就在高福苦练英语的上世纪80年代初，生活条件还没有根本改善，当李兰娟正为了肝病而绞尽脑汁的时候，江西南部的赣州，艰辛的生活和肺气肿病正在困扰着这里的人们。

　　在梅江边上的革命老区宁都县梅江镇，客家人，农民管永彬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肺气肿已经转化为肺心脑综合征，此时正握住匆匆从省城医科学校赶回来的六儿子的手，声音颤抖地嘱咐他：「你要好好学习，好好做人，将来为国家做贡献!」

　　父亲的去世，让16岁就考上医学院的管轶感受到了深深的痛苦，父亲本来患的是一种简单的病，由于当时医疗条件差，医生的技术水平不高，才使父亲的病恶化，这个客家穷孩子于是有了当上一流医生的愿望。
        
　　至此之后，管轶发了疯一样学习，有一次，管轶的一个初中同学带孩子到南昌看病，顺道去江西医学院看他。当时正是午休时间，同寝室的人告诉他，这个时候管轶肯定在宿舍楼顶层的楼梯过道间。同学顺着楼梯找到了四面漏风的过道，果然看见一个人裹着军用大衣在那里埋头读书。南昌的冬天，气温在零下几度，楼梯口更是寒风刺骨，同学见到管轶竟一时语塞，管轶却说：「这样的地方安静，才好读书啊!」

　　最终，管轶考取了全年级综合成绩第一名，被江西医学院留校任教，随后，又考入中国医科大学儿科研究所，师从同样经历传传奇，从军医到儿科呼吸专家的张梓荆教授。在北京那三年，他没有去过故宫，没有登过长城。至今，他到北京去都找不到东南西北。

　　研究生毕业后，因为一贯的人缘不好，管轶被分配到汕头大学任教，直到再次考入香港大学流感研究所。

　　真正让管轶爆得大名的，还是2003年的非典，来自对钟南山的支援。

　　2003年，2月18日晚，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已经正式宣布，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报告，通过电镜观察发现两份死于本次肺炎病人的尸检肺标本上有典型的衣原体包含体，肺细胞浆内衣原体颗粒十分典型。广东省部分地区非典型肺炎的病原基本确定为衣原体。

　　权威部门的定性，让钟南山倍感压力，此前他一直坚持原因「属病毒感染引起的肺炎」，而在当时的中国大陆地区，他几乎得不到支援。

　　无奈之下，由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的郑伯健牵线，管轶正式认识了钟南山，因为郑伯健是钟南山的学生，从此之后，管轶也称钟南山为「老师」。

　　钟南山还是很赏识他认来的这个学生管轶的，他曾经说：「管轶很聪明，在香港是很出名的一位微生物学家，也是禽流感方面的研究专家，一直在用心探索。」
       
　　而另有一个隐情的是，管轶在协和读研的时候，学的是儿科，是钟南山父亲的正门小师弟，就是研究呼吸道传染性疾病的，后来又做过10年医生，并不怕呼吸道传染疾病。

　　这之后的事情，很多人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在钟南山和管轶的配合下，不但第一次确认了SARS病毒，还在日后第一个确定了果子狸是携带者，蝙蝠是病毒的中间宿主。

　　但这也引起了国内专家的不满。

　　上海《外滩画报》当年发布过一篇长文，质疑钟南山为什么只把标本给香港大学。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所所长毕胜利认为，如果病毒所一开始就能拿到足够的SARS标本，在寻找病原上，中国也许会成为世界第一了：「光标本的获取，就和有关方面协调了近两个月。从疫情一开始，我们便和广东方面协调，原定鸡蛋大小的标本，到手里却变成黄豆粒般大小了。」

　　和毕胜利有同感的是中国军事科学院的曹务春教授：「2月12日，我以军事科学院流行病研究室主任和全军疾病控制中心负责人的身份去广东疫区采集标本，但当地相关人员已经将病毒标本的采集层层封锁，通过正式渠道很难采集到标本。几经周折，好不容易有家单位答应提供标本，但当我们在机场拿到标本后才发现，这其中并没有我们必须要的病人血清、肺组织、分泌物等，而仅仅是一点点口水。」

　　中科院基因组研究所所长杨焕明则说：「为了研究SARS病毒的基因测序，我们数下广东，结果都是无功而返。」
       
　　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屏在接受采访时气愤地说：「我们5月份才拿到SARS病毒标本，这还是全国防治非典指挥部科技攻关组给我们说情的结果。」

　　那双明亮又不甘心的眼睛

　　40年，足以让一个没有临床经验的人成为一流的呼吸科专家，让一个赤脚医生成为院士和卫生厅长，让贫穷的农村孩子成为一流的微生物学者，不管此时此刻，是光环还是质疑，这条成为顶级医学家的道路，需要机缘巧合，需要天生智力，更需要不懈努力。

　　40年前，在王安石的老家，江西抚州南城县，一个普通人家的孩子出生了，抚州历史上曾经是沙眼重灾区，这个孩子的母亲就是一位沙眼患者，7岁时，他亲眼目睹医生用细针，从母亲的眼睛里一颗一颗地挑出了20多颗白色的结石，从此立下志向，要成为一名眼科医生。

　　他像管轶一样的天才，17岁就以抚州地区前十名的高考成绩考入北京医科大学；他有李兰娟那样的仁爱之心，专门研究眼科的疑难病症，葡萄膜炎、骨髓移植术后的眼睛病毒感染、艾滋病的眼睛病毒感染，做难度系数大的眼底手术；他有高福那样的赤子之心，放弃德国高薪挽留，自愿归国后，主动参加「健康列车」，回到家乡江西抚州乐安，在乐安的偏僻郊区吃住3个月，为当地贫困百姓实施免费的白内障复明手术近千例；他甚至有钟南山那样的敏锐科研能力，是国内少数主攻葡萄膜炎的优秀眼科专家。

　　在他身上，已经有了和钟南山、李兰娟、高福甚至管轶一样成为顶级医学家的潜质，甚至，还要更好：他是眼科权威黎晓新最钟爱的弟子，98篇SCI，40岁不到就是主任医生，博士生导师。

　　17年前的非典，他是刚毕业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住院医，这所医院，是当时感染非典最多的地方；而今天的武汉肺炎，可以肯定的是，他也会是冲在一线的。

　　当人们看到，这次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可能会通过眼膜传染的时候，会不会想起，此时正躺在病床上，可能从此不能再拿起手术刀的，这个从履历到人格，近乎于完美，几乎百分之百会成为中国未来眼科最重要的中流砥柱人物的医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