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书籍史”的探索 ——《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编著记
原问题：逾越“书本史”的试探
“文汇念书”图，据完颜麟庆《鸿雪姻缘图记》第二集复刻。资料图片
《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 程章灿 主编 南京大学出书社
《发蒙行为的买卖：〈百科全书〉出书史（1775-1800）》 罗伯特·达恩顿 著 商务印书馆
【编书者说】
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久长而光辉灿烂的文明，联贯至今，从未隔离。浩如烟海、情势多样的中国古代文献，在中汉文明传承进程中施展了重要的浸染，它们是文化的载体，承载着汗青的影象，生生不息，成为中汉文明一大特色。十卷本的《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就是以文献为切入点研究文化，从文化视角来研究文献，前者夸大文化研究的实证基本，后者突出文献研究的宏观视野，对付熟悉中汉文化的形成进程及其特点，熟悉中国古代文献的成长变革及其文化代价，这一研究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纵观五千年中汉文明史，造纸术与印刷术的发现，早已被公认是敦促人类文明重大超过的不朽孝顺。现实上，早在造纸术和印刷术发现之前，中国古代就有了甲骨契刻、简帛誊写、金石雕刻等文献出产方法，开创了源远流长的笔墨誊写传统，也建立了坚硬深挚的文献汗青传统。《尚书·多士》最早用笔墨记实确认了这一传统：“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这个传同一方面表此刻中国古代文献数目极夥，以现存古籍文献（不包罗出土文献）而言，即不下二十万种。另一方面，中国古代文献范例异常富厚，除册本外，文书、卷子、档案、信札、石刻、左券、账册、字画等纷歧而足。中国古代文献在誊写、建造、印刷与畅通等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绩，作出了庞大的文化孝顺，吸引后人对中国古代文献史睁开全面而深入的文化研究，同时也为这种研究奠基了坚硬的文献基本。
1.文献是人与物的交集
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文献既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突出的文化史征象，具有重要的文化史研究代价。狭义的文献一样平常指书本或有笔墨、图像的载体，广义的文献外延较广，包罗统统人类标记实体。文献是头脑常识的载体，其基础属性是“精力”与“物质”的团结。文献的这一属性抉择了它自己也是一种重要的文化征象，不只以自身的内容记实传承文化，并且以自身的物质情势嵌入广义的文化史架构之中。据《论语·八佾》记实，孔子最早行使“文献”一词，他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敷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敷征也。文献不敷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宋代大儒朱熹在《论语集注》中表明“文献”这个词，明晰指出：“文，文籍也。献，贤也。言二代之礼我能言之，而二国不敷取觉得证，以其文献不敷故也。文献若足，则我能取之以证吾言矣。”这是“文献”一词的经典表明。
在这个话语系统中，“文献”包罗文籍与圣人两个方面。文籍是记录文化的载体，圣人是传承文化的主体，文籍与圣人亦即物与人的深刻交集，恰切的显现了文献的文化本质。环抱着文献的建造、出产、衍生、阅读、离合、畅通、行使等进程，各类社会群体与汗青力气参加其间，纵横交织，在文化与文献之间形成无数交错联络之点。经过这些联络点，既可以看到被文化史所塑造的文献征象，也可以看到被文献史所凸显的文化特征。这正是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研究主要出力的偏向。
中西学术传统都很重视对付文献自己的研究，由此发生了目次学、版本学、订正学、书志学、藏书学等文献学相干学科，图书馆学、金石学、汗青文献学等学科也常常涉及对古代文献的研究。涵盖订正学、目次学、版本学和典藏学等学科的中国古典文献学，素来以清算图书为己任，尤重考镜源流、辨章学术，为往圣继绝学，示意出凶猛的连续文化学术的汗青义务感。详细而言，订正学显现了古代誊写与撒播的方法与特点；目次学显现了文献的社会文化配景与学术头脑源流；版本学显现了文献的物质文化形态；典藏学显现了文献离合传承的轨迹及其社会文化人缘。它们都为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研究提供了名贵的学术文献资源，个中所蕴含的文化自觉和汗青意识，更为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头脑文化资源。
跟着20世纪初中国粹术当代化的发轫，中国古典文献研究中的文化自觉越发明明，其代表作有王国维《简牍检署考》、孙德谦《汉书艺文志举例》《刘向校雠学纂微》、陈登原《古今文籍离合考》、余嘉锡《古书常规》等。厥后又有刘国钧《中国书史简编》、张秀民《中国印刷术的发现及其影响》等，它们发动了一大批关于书史、印刷史的研究，但此类研究如故侧重于书本物质形态自己，对文献的文化史意义的抉发不足深广，还谈不上体系的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研究。
2.“书本史”的文化观照及其不敷
自20世纪西方新史学降生以来，出格是社会史、文化史观照视角鼓起往后，开始呈现以社会、经济、文化代替传统汗青编纂学叙事存眷的倾向。文献，出格是书本印刷成为被存眷的热门之一，书本史研究于是应运而生。1958年，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家费夫贺与马尔坦出书了《印刷书的降生》，从宏观角度解答印刷术发现对整个欧洲汗青的深远影响，为书本史研究导夫先路。20世纪中期往后，广义汗青研究的“文化转向”进一步明明，图书的阅读史、接管撒播史、商品商业史，出格是图书对社会文化影响的研究成为一种重要的学术思潮，其代表作是美国史学家达恩顿所著《发蒙行为的买卖：〈百科全书〉出书史（1775-1800）》，以18世纪狄德罗《百科全书》为个案，从出书进程及其畅通角度，切磋图书出书与发蒙行为的互动汗青。其突出孝顺在于提出了“书的汗青”的重要代价，将书本的撒播进程视为领略头脑、社会以及汗青的最佳途径及计策。
简而言之，西方学者的这些“书本史”研究，差异于图书馆学、目次学和版本学意义上的“图书史”，它是一种文化史的观照，其焦点是将书本领略为文化汗青中的一股力气。书的建造气象怎样，由谁建造，为谁建造，作者与出书商之间的相关为何，国度意识形态怎样影响书本的出书，头脑理念又怎样通过书本而撒播，书的价值与书的商业环境怎样，书本的撒播与接管的社会结果怎样，读者的阅读手段与参加性奈何，国度文化政府的势力巨子及其影响力如多么等。这些题目意识的发生，使二十世纪六七十年月以来的今世书本史研究开始逾越传统的文献学研究，并成为一个专门学科。这一学科的内在是：在文献书本存在的持久时段内，用最普及、最完备的视角来对待它，探讨其社会坚守、响应的经济和政治好处、相干的文化实践与影响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