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陵野老”与杜甫的郡望情结
杜甫自号“杜陵野老”，偶然亦自称“杜陵野客”“少陵野老”“杜陵平民”等。杜甫以此为号，大抵在天宝十年前后，及至其暮年漂浮荆楚时，也多用此号。而其自入蜀到归天所作的怀乡诗，吊唁的除了少年时所居的巩县和洛阳外，多是长安及其四面的光景，可见其对杜陵的感情。这种感情，不只仅关涉乡关之思，更是与其郡望情结密不行分。
“杜陵野老”“少陵野老”之“杜陵”“少陵”均是来自杜氏从西汉以来形成的郡望。杜陵为汉宣帝陵，少陵在唐前称“小陵”，为许后之陵，南去杜陵十八里。林宝《元和姓纂》卷六“杜氏”：“汉御史医生周，本居南阳，以豪族徙茂陵；子延年，又徙杜陵。”此为杜氏定居杜陵之始。后分成两支，一支留在北方，一支渡江南下。杜甫所属的一支为京兆杜氏的襄阳远支，祖先在晋宋之时南下，定居襄阳，直到杜甫五世祖杜叔毗随梁宜丰侯萧循降西魏方归北方，因此在唐代一向被目为襄阳杜氏。《旧唐书·杜甫传》言其“本襄阳人，后徙河南巩县。”而其从祖父杜易简和祖父杜审言传亦言其“襄州襄阳人”，宋之问有《三月三日于灞水曲饯豫州杜长史别昆季》诗，其序曰：“言辞灞浐，将适荆河。恋旧乡之乔木，藉故园之芳草。”但搬家襄阳的杜氏自南朝开始就经常自称为“京兆杜氏”。《梁书.杜崱传》：“杜崱，京兆杜陵人也。其先自北归南，居于雍州之襄阳，子孙因家焉。”及至唐代，这种称号方法如故有所连续。杜甫从父杜并墓志即曰：“男人讳并，字惟兼，京兆杜陵人。”这种征象，一方面是六朝时南渡侨姓称北方郡望的风俗使然，另一方面，也与居于长安四面的京兆杜氏大族本支在初唐较量显赫有关。太宗朝的两位宰相杜如晦、杜淹就是出自京兆杜氏大族本支。唐代高攀著姓的环境较量多见，入唐后职位不显的襄阳杜氏高攀颇有声望的远祖本支也属社会常情。
杜甫亦自以为是京兆杜氏之后，且在诗文中反复说起本身的身份。故其在开元二十九年所作的《祭远祖当阳君文》中就自称为“十三叶孙甫”。在天宝九年《进雕赋表》中亦说：“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矣。”直到暮年所作的《回棹》中称“吾家碑不昧，王氏井依然。”此碑即是杜预平吴后立于岘山之上的纪功碑。确认本身为杜预之后，即是确认本身京兆杜氏的身份。杜甫的家属不独身份认同方面向京兆杜氏接近，还在长安四面购买了田产，杜甫《曲江三章》“杜曲幸有桑麻田”等于指此。
杜甫这种浓重的郡望情结，是根植于唐代社会文化泥土里的。唐代在必然水平上秉承了自魏晋以来夸大郡望、以家世相高的士族风习，杜甫在诗中曾多称美他人家属地望，如“相门韦氏在，经术汉臣须”（《赠韦左丞丈济》）、“汉朝丞相系，梁日帝王孙”（《赠比部萧郎中十兄》）、“丈人藉才地，门阀冠云霄”（《奉赠卢五丈照料（琚）》）等。可见其时的社会民俗就是云云。因此，杜甫以郡望为本身取号，也是表现本身家属光彩之举。
必要留意的是，杜甫具有浓重的郡望情结，固然在必然水平上是由社会崇尚旧族的民俗使然，但也与杜甫的实际必要细密相干。
唐代士人的入仕途径有多种，首要有科举、门荫、流外入流、辟属等。杜甫祖杜审言卒为国子监主簿，为从七品，其父杜闲卒为奉天令，为正六品。按唐制不切合门荫的要求。而杜甫本人又不乐吏事，也不太也许选择由吏为官。杜氏素以诗书传家，杜甫自幼便熟读《文选》，能干诗赋，这和其时科举测验的要求是相切合的，故以科举入仕是最为抱负的。
唐代的科举测验的考生来历首要有二：国子监和乡贡。开元中，国子学衰落，乡贡的比例大为增进。乡贡是由州府选汰后举送尚书省介入礼部试，而诸州府之间等级率存在明明差别，按京兆户籍介入科举比其他地域的户籍更有上风。《唐摭言》卷二《京兆府解送》：“神州解送，自开元、天宝之际，率以在上十人，谓之等级……小宗伯倚而选之，或至浑化，否则，十得其七八。苟异于是，则每每牒院请落由。”而同卷所录的《元和元年录取记京兆等级榜序》言其为“神州等级录”也反应了这一实际。而对比之下，河南府解送的重要性就差了许多，吕温曾为河南府首荐，在进京介入礼部试时却未及第，可见河南府解送的影响力远不及京兆解送。
杜甫籍贯即为河南巩县，第一次进京介入科举也为河南府解送。他在河南府考中府试后取得了乡贡资格，但在赴长安介入由吏部考功员外郎主持的省试时落选，即《壮游》所云：“归帆拂天姥，中岁贡旧乡。气劘屈贾垒，目短曹刘墙。忤下考功第，独辞京尹堂。”其后他在经验了八九年的周游糊口，便“西归到咸阳”，其留居长安的举动也许与寄籍参贡有关。寄籍参贡即在户籍地之外的处所介入贡举。凭证其时划定，应举者需在本籍报名。开元十九年敕：“诸周贡举，皆于本贯籍分信明者，然依例，不得于所附贯便求申送，若有此色，所由州县即便催科，不得递相允许。”在杜甫所处的期间，对付假充户籍的举动打点远较中晚唐严酷，杜甫属于京兆杜氏的远支，有寄籍于京兆府的便利前提，较量直接的方法就是高攀远亲。杜甫曾多次造访长安的支属，有《示从孙济》《杜位宅守岁》等诗。《示从孙济》中明言“勿受外嫌猜，同姓古所敦”，《杜位宅守岁》中呼位为“阿戎”，“阿戎”是中古时对弟弟的称号，较为口语化。着实杜位出自杜尹一支，这一支一向留在京兆四面。杜甫与杜位虽为相关甚远，但对其仍以兄弟相当，可见确是故意亲密。
除了寄籍之外，大族的身份对付干谒也意义很是，唐代科举测验前干谒、投赠行卷对付测验功效有重要影响，这一点，程千帆老师在《唐代行卷制度与文学》中有具体接头。而大族的身份更有利于干谒乐成。刘肃《大唐新语》中记实了一个颇为风趣的小故事，等于讲唐人干谒时冒为大族之事：
唐郎中李播典蕲州日，有李生称举子来谒。会播有疾病，后辈见之，览所投诗卷，咸播之诗也……播又曰：“秀才今拟何之？”生云：“将往江陵，谒表丈卢尚书耳。”播曰：“贤表丈任何官？”曰：“见为荆南节度使。”播曰：“名何也？”对曰：“名弘宣。”播鼓掌大笑曰：“秀才又错也！荆门卢尚书，是某亲表丈。”生惭悸失次，乃复进曰：“诚若郎中之言，则并荆南表丈一时曲取。”
然而，固然杜甫做出了各种全力，以京兆杜氏的身份求谒过诸多首都显贵，科举入仕之路却并不顺遂，直到天宝十载献三大赋，天宝十四载方授河西尉，后转为右卫率府胄曹参军。在此之前，一向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处处潜悲辛”的艰巨糊口。这种糊口不可是物质上的拮据，尚有精力上的抑制与无奈。杜甫曾自称“白鸥没浩大，万里谁能驯”，可是为了求仕，不得不干谒显贵、凭借作为权臣的远亲，这对具有凶猛本性的墨客而言无疑是羞辱的。故“杜陵野老”这个号着实是带有自嘲与酸楚的。身世京兆杜氏却至老年不得解褐，还是“野老”、“野客”，应该是这个号深层的意义。因此，杜甫旅食长安时代，在诗中自称为“杜陵野老”“杜陵平民”时每每也是怀有不服的。如“长安苦寒谁独悲，杜陵野老骨欲折”（《投简咸华两县诸子》）、“杜陵野客人更嗤，被褐短窄鬓如丝”（《醉时歌》）等都是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