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娱乐圈丑闻为何那么多？韩男星偷拍丑闻惊人内幕：女友5年前报警竟被全韩网暴围剿
其实很久之前大家对韩国艺人的印象还是：自律，艰苦。韩国文化输出的模式，使艺人都是流水化生产，都得到过精心的培养，严苛的训练。
而为什么风评突然就急转直下了呢？我觉得张紫妍事件在其中作用不小。毕竟，这件事真的让人瞠目结舌，心惊胆寒！
张紫妍于2009年3月被发现在家中自杀身亡，当时年仅26岁，两年后，2011年3月，韩国国家广播公司（SBS）发布了张紫妍的遗书，写她被迫向31人提供100多项性服务，其中包括在规划公司、金融机构和广播公司工作的人。
大家可能都还记得，2019年震惊全韩乃至全世界的韩国明星性丑闻事件。
多名知名男星在群聊中分享偷拍的性爱视频，而偷拍的人正是歌手郑俊英。
他不仅在女方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偷拍做爱过程，而且还在群里解说、分享，受害女性在10个月里竟然有10人之多。
也正是这次扳倒众多性犯罪男艺人的舆论风暴，让他的恶行无所遁形，被判有期徒刑5年。
有细节爆料说，那些韩国高层的大佬们故意客串张紫妍演的戏，在戏里面故意安排特殊的戏份让张紫妍去演，然后自己再去”配合“张紫妍演这段戏。张紫妍用死，证实了韩国娱乐圈光鲜表面下的黑暗的一面。但，别的国家就没有这种丑闻吗？
外国的“me too”活动。
2017年10月，《纽约时报》发表深度报道揭露了好莱坞影业大亨哈维·韦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多年性侵、性骚扰以及潜规则的行为，从而掀起了女性觉醒的MeToo运动。谷歌的高层涉嫌性骚扰却被庇护，导致全球20个谷歌办公室的数千名员工通过罢工的方式，来抗议谷歌管理层包庇性骚扰指控以及性别歧视。
人们对于他的犯罪行为娱乐圈，相对了解的也都是2019年这一次，但其实早在5年前，2016年就已经有一位郑俊英的受害者、同时也是他的前女友A某，试图拿起法律武器惩戒犯罪者，为自己讨回公道。
但当时警方、媒体、社会群起而攻之的对象却是她这个受害者。
中国的“李宗瑞事件”。
李宗瑞，是元大证券董事李岳苍之子，2012年，李宗瑞因为下药迷奸多了名女性而被警方拘捕，李宗瑞迷奸案竟然涉及了60多名女星和女模，范围之广，让人咋舌，涉事视频有93段，176张裸照，27.5G资源，真是惊人。
她的个人隐私被泄露，
希望娱乐圈能清白些，在质量不高的情况下，素质可高点吧！
父母被极大伤害，
整个人都被压垮了，
被媒体各种误报，
被网友荡妇羞辱，
更惨烈的是，她被正义的程序背叛，
被警方销毁证据，
检方迅速把郑俊英无罪释放…
她当时才刚刚大学毕业，一个还未踏足社会的年轻女孩，几乎以赔上人生的代价想为自己讨回公道，但她却只得到了一个教训，一个“在无限偏向施害者的体制中指控知名施害者、无异于以卵击石”的教训。
直到现在，关于她的真相才大白于天下。
“郑俊英以后和精神正常的女人交往吧” 我们先从一无所知的吃瓜群众视角来看一下2016年的整件事。
2016年9月23日，一位记者报道称，郑俊英最近被一位女性以性犯罪嫌疑起诉，而且他以嫌疑人身份接受了调查。
很快，郑俊英的经纪公司出面表示，“只是郑俊英和圈外女性之间的一个小误会，虽然有相关女性起诉的事实，但是起诉后就立即取消了起诉，并向调查机关纠正事实关系等，已经以极其私人的突发事件为结束了。”
这个声明真的深谙“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策略，直接把“刑事案件”定性成了“感情纠纷”，并且言语之间已经把事件中郑俊英的存在感降到了最低。
反倒是这位圈外女性，也就是A某，话里话外被塑造成了“感情用事、一时冲动就起诉、伤害了郑俊英形象的蠢女人。”
而之后的事情发展，在旁观者看来也确实是这样，A某在起诉后，立即取消起诉，并多次提交了请愿书，请愿的主要意思就是“我搞错了，郑俊英是无辜的。”
甚至，还亲自在网上上传了包含自己立场的号召文。
这时，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基本就已经确定：这女的肯定是个憨批，头脑不清楚就起诉，事情闹大了就取消起诉…郑俊英太惨了。
再加上，检方很快给出了郑俊英无嫌疑的处分，一时间舆论谩骂A某、同情郑俊英的声浪越来越强。
A某作为圈外女性，在这一波的舆论热潮退去后，很快查无此人，而郑俊英则顺利重返娱乐圈，归来仍是知名男星。
大家都相信了他所说的，“视频是在2016年初和A某交往期间，相互认识的情况下开玩笑拍摄的。视频马上就被删除了，不是偷拍的。”
世界除了看清一个“蠢女人”的真面目外，好像没有什么变化。
那让我们换个视角再来看一下这整件事呢？
A某在2016年初时和郑俊英交往，彼时她还在上大学，单纯、不知世事。
在当时的她看来，郑俊英实在是一个细心体贴的男朋友。
直到她发现，“白马王子”在未经她允许的情况下，偷拍了他们的做爱过程。
她选择了报警。
报警之后，一切发生在她身上的事，并不像旁观者看起来那么的…简短。
来自不同方面的侮辱、谩骂、质疑，都让她煎熬得仿佛度日如年。
首先是警方。
她知道起诉一个明星会很困难，但她没想到，被当成被告严加审问的不是那个偷拍的犯罪者，而是她。
“警官让我重新考虑是否要报案，她说很难对名人提出指控。”
“然后检察官让我，而不是他，去接受问话。”
“我被羞辱，被恐吓，我甚至开始怀疑，我是不是真的起诉了一个无辜的人。”
这样针对A某的羞辱和恐吓，在案件被公开报道之后，从警局、检方扩散到了整个世界，A某到这时才明白什么叫铺天盖地的恶意。
网友无所顾忌地对她轻视、嘲笑、辱骂，心疼郑俊英哥哥：
“那个女人好像也很紧张被人发现，（郑俊英）下次见个正常人吧。”
“郑俊英以后要和精神正常的女人交往了哈哈哈哈。”
“形象打击太大了”
“希望郑俊英能遇到正经女人。”
“不要因为感情纠葛玩弄公共权力。”
“那为什么要起诉啊，没想到会造成这么大的影响？”
“起诉是你，取消起诉也是你，搁这儿一个人炒作呢吧。”
媒体的报道也是层出不穷，其中不仅泄露了她的个人隐私，而且各种误报把水搅得更浑了。
隐私的泄露暴露了她的真实身份，现实生活中却没有一个人愿意站在她身边。
她失去了绝大多数的朋友，“朋友们都说我毁了郑俊英的生活。不管我有多痛苦，媒体整天都在谈论我，整个国家都在谈论我。”
“没有人保护我。”
“那时我还在上学，年轻又非常孤独，没有人站在我这边。”
是谁在玩弄公共权力舆论汹涌的浪潮瞬间将年轻的A某淹没，她一个人对抗全世界，之所以强撑着没有倒下，只是因为坚信自己所做的才是正确。
坚信自己真的被伤害，坚信坏人真的会被惩罚。
但公共权力背叛了她，并且背叛得十分彻底。
A某起诉郑俊英偷拍，最关键的证据就是郑俊英用来偷拍视频的手机。
检方之所以对郑俊英做出无罪处理，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在手机上发现A某相关的偷拍视频。
检察机关的原话是，“很难认为是违背原告的意愿，而拍摄了特定身体部位的照片。
我们找不到任何身体上的、能让我们感到性羞辱的视频或照片。”
检方之所以找不到，是因为郑俊英方已经提前将手机里的证据销毁了。
2019年再重新调查2016年的郑俊英涉嫌非法偷拍事件时，警方发现了毁灭证据的方法，和要求数据无法复原确认书的通话录音。
在失去关键证据的情况下，A某无论从社会舆论还是公共程序上，都没有一丝一毫赢的可能性。
而且在控告后，和律师咨询的结果显示，证据不足，她甚至可能会被扣上诬告罪。
她当时才大学即将毕业。
一个连社会都还没踏入的年轻女孩，领教了偏向施害者的社会最彻底的重拳出击。
坚持下去，她甚至不是以卵击石，而是坐地等死，等待着一场针对她人生的全方面屠杀。
在迈出社会第一步的重要时期，就算郑俊英最后真的被判了，但她也有可能留下冤枉的前科。
对韩国这样一个就业竞争异常激烈的社会来说，不管是不是冤枉的前科，“前科”二字就足以毁灭她的职场。
她不能不取消起诉，即使痛苦得想死。
这一场她直面全世界的战役中，她整个人都像被别人的口水洗刷了一遍，所有的憎恶、愤恨、嘲笑，说得人多了，那些话就好像粘在她身上一样，像小刀一遍遍凌迟她的身体。
但很显然，这是一场她无论如何都赢不了的战争，取消起诉是挽回她早已支离破碎的生活的最后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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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警方、媒体和舆论等的多重夹击逼迫之下，她只能如郑俊英所愿，让自己成为一个感情纠纷话术里“感情用事、一时冲动就起诉、伤害了郑俊英形象的蠢女人。”
但即使热潮退去，无人再看她笑她骂她，那些小刀一样的“仇恨言论”还在凌迟着她。
“我在接受精神治疗时退学了。去到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乡村，独自静静地读了一千本书，想着世界必须改变。
与其他性暴力受害者交谈也治愈了我。”
“我忍受着痛苦，希望有一天真相会大白，社会意识会增强。”
“受害者不是蠢，她们只是运气不好”即使郑俊英真的在几年后被拘捕判刑，发生在A某身上的一切都真相大白，但关于韩国偷拍受害者的未来，真的能像A某所期盼的这样吗？
韩国的首都首尔，无论白天还是黑夜，这座城市看起来永远都光彩夺目、充满活力，像一个跃跃欲试的年轻人。
但这个国家仍然十分保守。
像A某这样网络性犯罪的受害者可能会被很多人视为是“肮脏的、不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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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与保守的社会环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韩国偷拍摄像头的色情泛滥。
酒店、公共浴室、更衣室、公共厕所…没有什么地方再能给女性安全感。
2013年到2018年，韩国警方接到3万多起使用隐藏摄像头拍摄的案件报告，越来越多的韩国女性被偷拍私密影像，并被大肆传播。
之前有媒体采访了一些隐藏摄像头的受害者，包括一位年轻女性的父母，这位女性在工作场所的更衣室里被同事偷拍后自杀了。
她觉得自己永远都摆脱不了那种耻辱。
还有一位女性，她的男友在她卧室里放了一个隐藏摄像头偷拍，在她把这件事告诉父母之后，母亲却责怪她穿了“挑逗性的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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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的态度在改变，但速度很慢。
年轻女性们走上街头，高声呐喊着她们的主张。
2018年，数万人街头游行，呼吁严厉打击偷拍犯罪，“我的生活不是你的A片。”
尽管意识有所觉醒，但真正能够保护偷拍受害者的，还是制度和立法。
这些程序方面的保护，却迟迟没能跟上。
2020年，被判未经许可偷拍的人中，有79%的人被判缓刑或罚款，有时候两者兼有。
“根据《性犯罪法》，未经同意拍摄和分享照片的刑期最高可达7年，可那是最高刑期，几乎没有最低刑期。
很明显，现在做出的判决是无法与受害者遭受的伤害对等的。”
A某和很多人一样，也在为受害者争取法律保护。
“韩国社会现在需要做的，不仅仅是了解受害者的痛苦，而是建立一种制度，以合法地保护受害者。”
除了制度上的保障和对施害者的震慑之外，还有社会舆论方面也必须改变。
“受害者不是低人一等的人，你可以随便虐待，他们成为受害者并不是因为蠢或无知。”
“他们只是运气不好。如果你运气不好，你也可能成为受害者。”
从2016年到现在，A某艰难地在绝境中挣扎了太久太久，制度和舆论全方位保护施害者的情况下，她承受了太多折磨。
她曾说，“我那时候真的很想死，但我不能。如果我死了，就没人会知道郑俊英的真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