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佰》里的女主角杨惠敏为四行仓库守军冒死献旗女英雄
电影《八佰》，讲述了被世人称为“血肉磨坊”的淞沪会战中一场壮烈的战斗。而其中女童军杨惠敏为四行仓库守军冒死献旗的壮举，成为中华民族不屈抗战的象征。
杨惠敏
冒死送旗的女英雄
四行仓库保卫战，是世界战争史上少见的一场“现场直播”的战斗，1937年10月27日晨2时，中国守军72军88师524团中校团副谢晋元奉命带领一个营的兵力，进入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作为掩护部队撤退之所。
苏州河的南岸，四行仓库的对面，正是上海的公共租界，战斗当天，大量民众和各国媒体，甚至包括英国军队，都在隔岸观战。
27日，日军对四行仓库守军进行了多次进攻，为了鼓舞斗志，谢晋元致电时任88师参谋长张柏亭，请求给仓库守军送一面国旗来，并输送食品弹药等物资。
10月28日夜间，上海战地服务团童子军，时年22岁的杨惠敏，将一面12尺长的中华民国国旗裹在身上所穿着的童军服底下，冒著战火危险自公共租界出发成功泳渡苏州河，并获得谢晋元的接见将国旗送至四行仓库。
杨惠敏还携带了一份四行仓库守军人员的名单返回公共租界，当时名单上共有800个人名，因此被称为“八百壮士”，但这份名单是为了迷惑日军而临时编造出来的，实际上，守卫四行仓库的只有约四百名守军。*
1937年10月29日晨，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升起在四行仓库楼顶，在遍布着侵略者旗帜的上海，这面旗帜格外醒目。半个租界的群众都疯狂了，苏州河畔挤满了观旗的人群，连许多外国人也为之动容。一名英国军官甚至在河畔集合部队，下令部队举枪向这面国旗致敬。当天的上海《申报》这样写道：“晨曦初上，国旗飘展，隔河民众纷纷脱帽鞠躬，感动落泪。”
在四行仓库飘扬的旗帜
少年游泳健将
给四行仓库守军送去旗帜的是上海姑娘杨惠敏，出生于1915年3月6日，祖籍江苏省镇江丹徒西麓的西湾村，杨惠敏幼年时，父亲进城，担任了镇江润州中学传达室的校工，小惠敏也随父亲进了城。
润州中学是传教士兴办的洋学堂，193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女作家赛珍珠也曾在此任教，当时的润州中学是男校，除了女教师之外，校园里就只有这个活泼好动的小姑娘杨惠敏。男生们在课余时间，都愿意同小惠敏嬉戏，小惠敏也从这些大哥哥那里学英语和各科知识。
在看着杨惠敏长大的润中男生中，许多人成为以后的知名人士，这其中就有著名民主人士李公朴、作家叶灵凤、中国面粉大王杨管北、香港中业学院院长成庆生、国际著名法学家杨兆龙、中科院院士戴安邦、物理学家束星北等。
在杨惠敏少年时期的玩伴中，还有一位比她小一岁的润中男生陈怀民，因为喜欢游泳，两人关系很好，杨惠敏的游泳水平很让陈怀民佩服，两人可以称得上青梅竹马。陈怀民后来加入中国空军，成为著名的空军英雄，1938年，在武汉“4.29空战”中，陈怀民的战机在击落一架敌机后受到5架敌机围攻，陈怀民放弃跌跳伞求生的机会，撞向敌机，和日本“红武士”高桥宪一同归于尽。
1929年，润州中学解散，杨惠敏去上海投奔姐姐和姐夫，在上海美的糖果公司做工。“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杨惠敏加入了上海童子军战地服务团，成为了中国童子军战时服务团第41号队员。最初，杨惠敏分在前线救护组。白天，她在医院里为伤兵护理，写家书、讲故事、缝补衣服，晚上则去商行劝募。10月，杨惠敏开始担任难民服务队的小队长，率领两女四男6名童军，在公共租界苏州河畔厦门路东端的尼姑庵里，为一千多名难民服务。
朦胧圣洁的爱情
四行仓库战斗结束以后，杨惠敏这位花季少女，也因冒死献旗的壮举，成为名噪一时的传奇人物。29日这天，她的事迹和照片占据了上海各大小报纸的头条位置，《良友》画报还把她作为当期的封面人物。
1938年，由阳翰笙编剧、应云卫导演的影片《八百壮士》问世，由袁牧之扮演谢晋元，著名影星陈波儿扮演杨惠敏。此时，杨惠敏更是出尽风头，影片放映期间，她多次受邀作游行宣传。南京沦陷之后，杨惠敏被召往战时首都汉口。在汉口她受到了热烈欢迎，并受到宋美龄的召见。蒋介石甚至也安排了接见杨惠敏的时间，只是因为她睡觉睡过了头，误了轮渡，才最终没有见成。在宋美龄的关心下，杨惠敏被安排到了空军俱乐部，负责管理图书。
在武汉，杨惠敏意外地和少年时的玩伴陈怀民重逢，这时的陈怀民，已经是一名空军少尉飞行员，而且两个人住的地方并不远，但是，两个年青人仍然如同当年在镇江一样，始终没有互诉情愫，也许是杨惠敏身上炫目的光环，两人的关系始终没有再发展一步。
1938年4月28日，是陈怀民牺牲前的最后一天，也是杨惠敏与陈怀民此生相见的最后日子，他告诉她，明天，他将去执行飞行任务，而她告诉他，空军俱乐部要改建，设施会更完备，她等他下次再到汉口休整。
在向陈怀民最后告别时，杨惠敏特地穿上了一身女童子军服装，这个以前从来没有穿过裙子的大女孩，在这一天，却破天荒地穿上了一件长裙，充分衬托出了杨惠敏女性的修长和妩媚。她并不想在公祭仪式上引起人们的关注，但仍然有许多人认出了她。从众多政要跟她所拍的合照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美丽女孩的身影，左胸前佩戴着一朵白花，神情又是那么地憔悴和感伤。
她欲说还休：“陈怀民是我儿时的朋友……”
但她还是把她最美丽的身影，呈现给了她唯一公开承认的“儿时的朋友”。
杨惠敏在公祭后与张治中将军的合影，左一为张治中
中国的圣女贞德
作为抗战的“形象大使”，杨惠敏于1938年8月被指派赴美国纽约华沙镇参加世界青年第二届和平大会。在美国，杨惠敏在华侨界受到了英雄式的欢迎，极大地宣传了中国的抗战。会议结束后，中央财政部又电汇500美元资助她继续旅行，以宣扬国威。杨惠敏此后共接受英、法、德、意、荷等十余国的邀请，两年内，巡回发表演说达300余次。
在欧洲的旅程中，包括意大利总理墨索里尼、德国元首希特勒、荷兰女王都曾接见过她。特别是希特勒，把自己身上的勋章拔下来别在杨惠敏身上，对她说：“你就是德国男女青年的榜样!”
欧洲之旅结束后，杨惠敏回到重庆，一位美国侨胞帮杨惠敏办好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入学手续与奖学金，为了凑路费，杨惠敏居然直接找到财政部长孔祥熙向他申请政府资助。在战时财政异常紧张的情况下，孔祥熙直接批了一张3000美元的支票给她，拿到支票后，杨惠敏决定启程前往香港，从那里转道去美国。出发前她又去拜见了宋美龄，向她辞行，宋美龄出于对青年人的爱护，还嘱咐她“凡事应三思而行”。
香港的地下工作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正在香港的杨惠敏沦为难民，留学计划落空，只好再次转回大陆，在广东曲江县，杨惠敏认识了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曲江接待站的主任陈志皋和黄慕兰夫妇，黄慕兰曾是中共党员，后奉命转至秘密战线，以民主人士的身份为中共工作。
在曲江，陈志皋邀请杨惠敏参加地下工作，负责秘密接运困滞在香港的各界爱国人士回内地的任务。随后，杨惠敏往返于香港与内地之间，负责联络梅兰芳等爱国文化人士，先后被她接回的要员有40余人，如东吴大学教授吴经熊全家与国府主席林森的亲属等人。
1942年，杨惠敏顺利完成了三批爱国人士的援救工作，赈济委员会对她进行了嘉奖，陈志皋担心杨惠敏暴露被捕，通知她回到大陆，但她坚持要在香港冒险继续工作。但是，就是在与影星胡蝶的联络过程中，杨惠敏经历了她人生的另一重大转折。
遭戴笠诬陷身陷囹圄
胡蝶，年长杨惠敏7岁，16岁时，胡蝶即出演中国电影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孤儿救祖记》，从此以后，胡蝶成为众人热捧的电影皇后。
1937年11月上海失守后，胡蝶和丈夫潘有声避居香港，1941年12月25日，香港沦陷，为了表达自己对残暴日军的反抗，她把香港投降日称之为又一个“蝶耻日”。日军占据香港后，为了利用中国名人出面宣传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日方重金邀请胡蝶出演《胡蝶游东京》，但被她以自己已经息影，而且有了身孕，短期内无法再现银幕为由，严正拒绝。
杨惠敏按照地下组织的指示，负责安排胡蝶回内地，离港前，胡蝶把自己的衣物、行李约30口大箱交给杨惠敏代为护送。杨惠敏见要护运的行李太多，为了保证人员和货物的安全，决定把人与行李分开来走，结果这批“行李”却因太惹人注意，在广东东江一带被土匪抢去了。
据胡蝶称，她行李内有自己的名贵衣物、首饰，还有各国名人朋友的照片、题字等，价值达几十根金条。但黄慕兰后来在自传回忆，这些‘行李’之中，绝大部分是重庆高官的家属托胡蝶捎带的高级走私物资，诸如后方紧缺昂贵的进口西药、化妆品等。
胡蝶听说行李丢失后，又急又气，还大病一场。而当时，军统局长戴笠正在疯狂追求有夫之妇的胡蝶，胡蝶乘机向戴笠抱怨行李丢失一事，权倾一时的戴笠便下令将杨惠敏关进重庆渣滓洞。
据当年因违反“纪律”，被拘押在渣滓洞的军统重庆特区西郊工运小组组长王仁德在1985年写的材料说：“杨惠敏在渣滓洞经常沉默寡言，仰天长叹，悲愤不已，十分憔悴。”
经过长期的审问，杨惠敏始终不肯承认强加给她的通敌罪名，戴笠只好给杨惠敏扣了个泄漏军事机密、有通敌嫌疑的帽子。
直到抗战胜利，才给杨惠敏的黑暗人生带来了曙光。重庆地方法院做出了无罪释放的判决。但直到1946年3月17日，戴笠的飞机失事，他的亲信毛人凤才批准放人。
在台北的最后岁月
杨惠敏出狱后，身心受创甚重，一直郁郁寡欢，1946年。杨惠敏回到老家镇江。1949年，杨惠敏移居台湾，定居在台北，此时，杨惠敏已经心灰意冷，当年作为抗战英雄的一幕已经如同梦境一般。
到了台北以后，杨惠敏经人介绍，与年过花甲丧偶的台大体育教授朱重明结婚，先后就职于台北女师专(今台北市立教育大学)、中国文化大学等学校，以教授体育为生。为了不被人认出来，杨惠敏改名杨希贤，绝口不提往事，也坚决不接受国民党政府的任何救济，连她的两个儿子，很长时间都不知道自己的母亲就是小学课本里冒死送旗的女学生。
1975年，台湾电影界以四行仓库保卫战为题材，拍摄了电影《八百壮士》，电影中，由柯俊雄饰演谢晋元，林青霞则出演杨惠敏，直到这时，看到自己的故事被放上了大银幕，杨惠敏才逐渐从阴影中走出来，重拾对生活的信心。
林青霞和杨惠敏
1977年10月28日，杨惠敏在台北不幸遇车祸，虽经抢救保住性命，但从此左半身不能动弹，连吃饭也困难。
1992年2月间，杨惠敏因突发的脑溢血中风而卧病在床，神智模糊，1992年3月9日病逝于台北荣民总医院，享寿77岁。
2015年7月，台湾方面举行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时任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赠予杨惠敏两个儿子一幅签名的旗帜，算是给予杨惠敏一个非正式的荣誉肯定。
自1949年以后，杨惠敏再也没有回过大陆，回到她当年为之牺牲奋斗的国土，2000年，上海淞沪战役纪念馆开馆之前，馆方与杨惠敏的儿子朱复轰联系，希望朱家提供杨惠敏的文物以供收藏，朱复轰将杨惠敏生前所著的自传和编辑的画册提供给上海馆方典藏。
至此，杨惠敏才算是魂归故里，回到了她生前念兹在兹的苏州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