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员阮玲玉晚年身处那个年代她有太多的身不由己

娱乐新闻 2023-12-22127网络

1935年3月8日,一位天才影星轰然陨落。

出殡时,影视界12位一线导演为她抬棺,三十多万百姓自发为她送行,灵车所经之处,万人空巷。

在她的落笔遗书里发现“人言可畏!人言可畏!”一行字。

鲁迅都为其打抱不平,怀着悲痛的心情发表了名篇《论人言可畏》,抨击恶意中伤她的小报记者和“无聊”的冷漠者。

她,便是阮玲玉,那年她才25岁。

贫苦少女,隐忍是为生存

1910年6月3日,祖籍广东的阮玲玉,出生在上海,原名玉英,小名凤根。

凤根从小在穷苦家庭长大,用家徒四壁、墙面漏风、屋顶漏雨来形容他们的房子,一点都不为过。

父亲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因肺痨而撒手人寰,留下小凤根和母亲相依为命。

无奈,母亲便带着小凤根去姓张的一大户人家里做女佣。

阮母在教育这件事上是有些见识的,她没有因为生活艰难和世俗的偏见,就放弃对女儿的教育,相反,女儿8岁时就被她送去了当地私塾读书。

一年后,母亲又想方设法求张老爷(张老爷是当时上海崇德女校董事)给自己的女儿以半价的学费进入女校就读。

开学前,阮母给凤根改名,叫阮玉英,并叮嘱玉英不要提及母亲是佣人的事实。

寄人篱下,母亲更是要求小玉英不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学校都要谨言慎行。

慢慢地,小玉英便形成了沉默寡言、不苟言笑、隐忍软弱的性格。

这种性格,注定也为她之后的人生埋下悲剧的种子。

女儿专心读书,母亲认真做工,这样平淡安定的日子过了七八年。

小玉英此时已经长得亭亭玉立,相貌姣好,加之受着女校的“高等”教育,俨然出落成一个大家闺秀的美人模样。

如果这样的日子能一直维持到玉英完成学业,也许母女俩的命运会和之后截然不同。

玉英永远是玉英,找一份工作,择一位良人,安然度过此生,也就不会有之后“玲玉”的存在了。

可惜,人生没有如果,自古美人多磨难。

正值豆蔻年华的玉英遇见她人生的第一个男人,比他大七岁的张家小少爷张达民。

话说张达民,风流倜傥,名副其实的浪荡公子,上海小开,在国外混个野鸡大学的文凭后便回国吃喝玩乐。

他回国第一眼看见家中青春正茂的玉英便情不自禁地喜欢上她,对她展开猛烈追求。

伎俩无非就是制造偶遇、假装有同样的兴趣爱好、送鲜花、编情话等,特别是时常接济玉英的母亲。

尽管玉英碍于二人主仆关系,多次拒绝张达民,但是从小卑微惯了的玉英哪里招架的住张少爷这种阵势,不久便沦陷在张达民的温柔乡中。

然而,和影视剧里的桥段一样,不久张少爷的母亲知晓了二人的恋情,百般阻挠。

1925年的一天,阮母突然被张家太太赶了出来,以偷盗25块银元的罪名。

这件事传到女校,玉英第一次感受到“人言可畏”,几乎所有人都在背后对她指指点点。

一时间,所有人都知道她是“女佣的女儿”。

“偷盗”“见利忘义”等等一系列不堪的词汇涌入玲玉的耳朵,不堪其辱的玉英,无奈选择退学。

没地方去,又没学可上的玉英,在张达民的接济下住进一套出租屋内。

不知道,阮母是妄想灰姑娘女儿终于找到一张长期饭票还是真的当时看走眼认可张达民的为人。总之,她默许了女儿与张少爷的来往,甚至同居。

初恋的浪漫有多动人,后面分手的闹剧就有多狗血。

天才演员,造就辉煌演绎

说回玉英,虽然当时她才16岁,但好歹没白读那些年的书,她明白不能一直靠着张达民的接济度日,她开始每天报纸上找工作。

1927年3月13日,《申报》上出现一则招聘:《挂名夫妻》女演员招考中。她一看来了兴趣,便去试镜了。

似乎真的是老天爷赏饭吃,毫无表演经验的她,即便平日里也是内敛安静,可一到镜头前便自然而然演绎出角色的悲欢。

当时的导演卜万苍,当场定下玉英为女主角,同时聘她为明星公司的演员。

从此,玉英给自己取了艺名:阮玲玉。

新的名字,也蕴含着新的开始。

《挂名夫妻》一上映,反响非常不错。

之后,她连续在四部影片崭露头角,分别是《北京杨贵妃》《血泪碑》《洛阳桥》《白云塔》。

原以为阮玲玉的演绎事业能就此发展,然而,几部影片都是小成本制作,而且角色多为底层堕落女性形象,并没有给阮玲玉带来多大的影响。

后来还因为得罪老板的原因,阮玲玉一度被雪藏,无戏可拍。

直到1929年,阮玲玉的演艺生涯才有了转机。

当时多家影视公司正在合并,成为联合影业公司,股东和导演阵容都史无前例的强大,阮玲玉也应邀加入。

虽然都是默片电影,但阮玲玉仅仅靠真诚的表情和丰富肢体动作,便赢得无数观众的眼泪和叫好。

在《故都春梦》(法国小说《茶花女》改编)中,阮玲玉把一个歌姬的风情万种和薄情寡义演绎得让人咬牙切齿;

在《恋爱与义务》中,她一个人游刃有余地演绎出少年、中年、老年三个不同年龄段的形象特点,让人惊叹;

在《野草闲花》中,为了更充分演绎雪中逃荒的母亲角色,阮玲玉就真的穿着单薄的旗袍直接匍匐在雪地中去亲身体验那刺骨的冰寒,结果成片效果出来直击人心,感动无数观众……

然而,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个人真的身不由己。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阮玲玉随联合高层一同去香港躲避战火,阮玲玉的又一次按了暂停键,这一停就是半年。

或许是受香港新文化的影响,半年后回到上海的阮玲玉,一改往日言听计从的个性,毛遂自荐找导演要求出演《三个摩登女性》中的新女性形象,并放出“如果电影不成功,我来赔”的豪言,志在必得。

于是,一开始并不打算用阮玲玉的导演团,最后还是决定让玲玉担当女一号。

阮玲玉如愿以偿,影片于1933年初上映,反响强烈。

之后,联合公司趁热打铁,让阮玲玉相继出演了《神女》(后来该片成了阮玲玉的代表作)《新女性》等影片,都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

在戏里,她可以风尘、妩媚、轻浮、市井,也可以端庄、俏皮、阳光、高冷……她说演戏就是要像疯子一样,不管不顾。

阮玲玉凭着演什么像什么的成熟演技和令人叹服的敬业精神,获得了业内一致的认可。

25岁的阮玲玉,戏路越来越宽,从业9年,就拍摄了多达29部经典影片,事业扶摇直上,成了当之无愧的顶流影星,家喻户晓。

可惜,事业的成功,没能弥补她情场上的一败涂地。

两遇渣男,巅峰匆匆谢幕

阮玲玉的感情线,简直和事业线是两级反转。

看似文质彬彬的张达民,在同居不久后,便暴露出本性。不学无术,风流成性,嗜赌如命,时不时施以家暴。最可恶的是,他把阮玲玉当做摇钱树,不爱也不放手。

按今天的话讲就是,典型一个渣男中的战斗机。

要说,张达民这一生唯一坚持做的一件事,那就是伤害阮玲玉。

一次,阮玲玉从北平拍摄《故都春梦》结束后回到上海,她发现张达民不仅败光了所有的家产,还把她辛辛苦苦攒的一万元积蓄也赌得精光。

甚至欠下巨额赌债,逼迫阮玲玉去偿还。当阮玲玉拒绝时,他又开始施以家暴。

深受打击下的阮玲玉第一次吞下安眠药,那一年,她才18岁。

后来,幸得救治及时,阮玲玉自杀未遂。

一个人不爱你,哪怕付出生命都是徒劳。

显然,张达民并没有因为阮玲玉的行为而感到愧疚或者悔改。

他还是一如既往,甚至变本加厉地吃喝嫖赌。

阮玲玉虽也曾多次提出分手,但终究抵不过张达民这个无赖的威胁:

“你16岁就跟我同居,你要是敢跟我分手,我就把这些主仆私通的细节都告诉记者,看你怎么办!”

太过于害怕自己的名誉毁于一旦的阮玲玉,只能一次又一次选择隐忍和屈从。

“一·二八事件”爆发时,阮玲玉和张达民一起逃到了香港。

也是在这时,阮玲玉遇到人生中的第二个生命中重要的男人,唐季珊。

唐季珊,是当时东南亚最大的茶叶商,堪称“茶叶大王”,在一次商务场合中对阮玲玉一见钟情。

虽然明知道张达民的存在,但是这个对手在他眼里太弱小,他根本没把张达民放在眼里。

唐季珊继续对阮玲玉示好,展开一系列追求攻势,投其所好,出手阔绰。

阮玲玉并不是不知道唐季珊也是出了名的花心荡漾,一开始也并没有答应唐季珊的追求。

一个月后,上海战事平息,张达民觉得香港更开放,更自由,更好玩,不愿意离开。

于是阮玲玉一个人回到了上海,继续她热爱的演艺事业。

唐季珊这个情场老手,也是在这个时候,趁虚而入,不断献殷勤。每天去片场探班、接送阮玲玉上下班、约会、送礼物……

在唐季珊这里,阮玲玉感受到了久违的柔情和无微不至的体贴。

慢慢地,阮玲玉打开了心扉,接受了这一段新恋情。尽管她知道,这段感情也不一定会白头偕老,但是她还是义无反顾。

1933年3月,阮玲玉带便搬到了唐季珊为其买的豪宅——上海新闸路的沁园邨,开始新的生活。

只是当时谁也没想到,这个看似温良的唐先生,却是推向阮玲玉一步步接近死亡的帮凶。

从香港回来的张达民发现,原来的房子人去楼空,他马上意识到他即将失去一棵摇钱树,那是万万不可能答应的事。

于是他提出来阮玲玉必须赔偿其每月300元的分手费。又一次选择屈从的阮玲玉最终答应支付每月100元,为期两年。

可是贪得无厌的张达民,表面上答应,私下却他时不时要威胁一下阮玲玉,索要更多的钱财。

不堪其扰的唐季珊,不顾阮玲玉的反对和声誉,一气之下,先一步把张达民告上法庭。

恼羞成怒的,伙同记者,把这些年来与阮玲玉的闺中秘事编排一下,加之记者的添油加醋,一篇无中生有的“丑文”跃然纸上。

一夜间,阮玲玉成了众矢之的,各种不堪的词汇出现在新闻报纸上。

大街小巷,传遍了关于阮玲玉的污言秽语。

这些人,如同有预谋的凶手“合谋”把阮玲玉一点一点推入深渊。

更让阮玲玉绝望的是,曾经她以为是救命稻草的唐季珊此时也有了新欢,不再柔情似水,不顺心时还会拳脚相加。

或许是从小被母亲灌输太多封建传统思想的阮玲玉,面对命运的不公,只一味妥协和退让,却不知如何反抗。

哪怕自己在《新女性》中演绎的新思想女性最后都觉醒呼救,现实中的她却还是那个“弱小无助”的小女孩。

媒体的恶意中伤、张达民的阴魂不散、唐季珊的薄情寡义、街坊邻居的指指点点,这一切,阮玲玉再也承受不住了。

终于,在最后一次庆功宴结束后,阮玲玉留下两封遗书,控诉张达民、唐季珊的罪恶和无情以及发出最后一声“人言可畏”的呐喊,然后就着母亲煮的八宝粥,吞下了三瓶安眠药,与世诀别,以证清白。

很多人会说,阮玲玉的遭遇,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阮玲玉又何尝不知道反抗,她参演的每一部电影,都在无声地提醒她觉醒和反抗。如果她不知道,她又怎会把每个角色演得那样入木三分。

她是在演戏,更是在演她自己。

只是,她太渴望被爱,从小缺失父爱,缺乏安全感的她,哪怕知道会粉身碎骨,只要见到一丝光,她也是义无反顾扑过去。

她又太善良,即便两个男人都在吸她血,吃她的肉,她都不曾想用强硬的手段给予还击。

身处那个年代,她有太多的身不由己,从戏里回归现实的阮玲玉,依旧两手空空,没有任何强有力的“武器”,谈何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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