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贵田去世（被称为相声界最高领导是相声界第一位真正的将军）
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常贵田因病医治无效，于2018年11月30日零时3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6岁。曾经多次和常贵田搭档的常贵田四叔常宝华因病去世，常贵田也离开了我们，不少曲艺界人士和观众都为此深表痛惜，哀悼不已。
生于相声世家 自幼上台表演
相声界有三大家族：常宝堃常家、侯宝林侯家、马三立马家，也是传统相声三大流派。常氏相声大家族，最多时有六十多口人，创始人常连安、长子常宝堃、长孙常贵田一脉相承。常贵田被称为“相声界最高领导”，一是因为他出自相声大家族常家，二是因为他曾担任中国曲艺家协会相声委员会主任，三是因为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政治部文工团的少将，是相声界第一位真正的将军。
常贵田有深厚的传统相声基础，源于家族的相声根基。常贵田的爷爷常连安最早到东北学京剧，生病倒仓，嗓子没了，只能靠变戏法谋生，到张家口撂地。此时他的长子常宝堃四五岁，帮父亲零打钱。因为蘑菇是张家口三宗宝之一，而且常宝堃嘴甜招人喜欢，于是得了个“小蘑菇”的艺名。常宝堃9岁时，常连安带他来到天津落脚，继续说相声，少年成名，拜师张寿臣。18岁时，常宝堃组织兄弟剧团，火爆一时。解放后，常宝堃积极投身祖国的文化事业，编演新相声，热情歌颂新生活，颇受广大群众喜爱称赞，曾当选为天津市人大代表。1951年参加中国人民赴朝鲜慰问团慰问演出，同年4月23日，在朝鲜前线演出时遭美军飞机疯狂轰炸扫射，不幸牺牲，享年29岁。天津市人民政府授予他人民艺术家称号，并追认为革命烈士，将他的遗体安葬在天津市烈士陵园。
常贵田1942年生于天津，是常连安的长孙、常宝堃的长子。他最早接触相声是在爷爷常连安的启明茶社。3岁那年，常贵田被抱上台，站上凳子，说了个儿歌：“一根棍儿我拄着……”在此之前有铺垫：“来啦，干什么来啦?”“说相声来啦?”“会说吗?”“会。”“会几套?”“会三套。”“哪三套?”“会吃、会拉、会尿炕。”大家就都乐了。
常贵田正式从艺，是从6岁开始。常宝堃教了6岁的常贵田三个小段：《反正话》《六口人》和《大娶亲》的一部分，常贵田听完就记住了。后来常贵田才明白，父亲把相声拆开，把适合小孩儿说的那些教给了他。小常贵田在和平路美琪戏院旁边一个小书场说了三个月相声，马三立的师父周德山、朱相臣、苏文茂、穆祥林等不少名角给他量活，这对常贵田的艺术提高有很大帮助。
继承父亲遗志 参军报效祖国
常宝堃牺牲时常贵田只有9岁，母亲见他学艺心切，三年后，让他拜了父亲生前的搭档赵佩茹为师，边学徒边读书。1958年，16岁的常贵田心中怀揣着继承革命先烈的遗志的志向，参军入伍，加入了四叔常宝华所在的海政文工团，从50年代末到80年代，曾无数次到福建、西藏、云南、海南等兵站或者前线慰问演出。常贵田的四叔常宝华不仅在生活上帮助他，还在艺术道路上指点他，让常贵田更快的成长。所以常贵田说他和常宝华的关系，不仅是叔侄，也是师徒关系，而且还给了他父爱的感觉。
去西藏在兵站慰问进藏战士时，演出任务和打仗一样非常紧张，有时一天能演十几场，不仅表演已有的节目，还要根据现有题材现编现演，结合部队刚刚发生的先进模范人物的事迹创作集体快板书。常贵田的艺术创作也是从青藏高原开始的。1963年抗洪，海河闹大水，部队到了天津，海军慰问团与天津曲艺团在大港遇到了，常贵田也和爷爷常连安有了唯一一次合作相声的机会。1965年，抗美援越，常贵田不辱使命，在越南前线待了整整一年，为一线的战士送去了祖国人民的问候，为他们枯燥无味的战争带来了精神食粮。1978年，对越自卫反击战，常贵田又去了越南。他三上老山前线，用电话给“猫耳洞”里的战士说相声。原本相声是逗乐的，但是说着说着，战士哭了，常贵田也哭了……到前线慰问演出，不知什么时候炮弹会飞过来，有一次他险些被子母弹和菠萝弹击中。他随时做好牺牲准备，曾给母亲写信：“一旦遇到不测，那就跟我父亲一样吧!”
几十年来，常贵田跑遍了祖国万里海疆上有人驻守的岛礁，为几名战士，甚至一名战士演出。常贵田曾在接受采访时说：“服务于部队，我无怨无悔。曾经有很多单位想调我，但我最终还是岿然不动。为什么?我认为战士是最苦的，用相声为他们解除一点儿苦，给他们一些心灵安慰，是我的天职。父亲他们那些演员为什么那么受战士爱戴?就是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下，在战士最需要的时候，他们去了。没有到过战士堆儿里的人，不了解战士最需要什么。今天有了电话、手机，战士还是这个心情，一盼着家信，二盼着有人来。你想想，在小岛上，就那么几个人，多孤独啊!他们希望有人来，带来新的信息。看见活人了，他最高兴!如果你想说好相声，可你又不热爱人民，那你就甭说!你说，也说不好!”
继承常氏相声 注重传承创新
常贵田作为逗哏演员，曾长期与常宝华、王佩元搭档。他的台风潇洒大气，表演热情火暴，是常派相声的优秀继承者和发扬者。常贵田的作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均具有代表性。1976年，常宝华和常贵田创作演出的相声《帽子工厂》轰动一时，成为当时相声直接介入重大社会生活的代表作品之一。常贵田与常宝华合作的《追溯》也非常吃功夫，这段相声像朗诵又像话剧，非常难拿捏，虽然包袱都不从他这头响，但他的表演直接影响到常宝华的包袱响不响，所以对他的语气、寸节要求极高。
常贵田还先后创作了《喇叭声声》《动力研究》《祝你成功》等相声，获首届侯宝林金像奖及金唱片奖。代表作品还有《铃铛谱》、《交租子》、《杂谈诸葛亮》、《街谈巷议》、《戏说国学》、《高人一头》等。常贵田的表演继承和发展了常氏相声，他曾说过：“我们的相声没有超过前辈，但比前辈发展进步了。”
对于当今相声的发展，常贵田曾表示“亦喜亦忧”。喜的是，小剧场相声方兴未艾，很多年轻人，特别是一些高学历的年轻人进入相声演员行列，有利于相声事业的发展。忧的则是相声的继承和创新，常贵田说：“相声传统是相声传统，传统相声是传统相声，这是两个概念，不是会说几段传统相声，就是继承相声传统了。相声演员一定要对得起养我们的观众，观众是衣食父母啊，我们靠他们生活。过去是，今天也是!我拿薪水，也是人民的钱啊!相声要创新，比如我改的相声《攀龙附凤》，这个段子原来叫“交租子”，新中国成立后没人说了，经我一改，这个段子很多人都使。马季说，这是改得最好的一个段子。这才是传统相声的改革之路。要赋予传统相声新的立意，使其具有时代特色和积极的生活意义。创新，是相声的生命。你不继承传统，从哪儿改你都不知道，是盲目的创新，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那不行。”
常贵田生前还出版过章回体自传《五独俱全》，这部凝结着他一生心血的自传，也有助于大家了解舞台下一个真实的常贵田。
延伸阅读：
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常贵田去世，享年76岁，叔叔常宝华也今年去世
2018年对于相声界来说损失惨重，接连多位表演艺术家去世，丁广泉、常宝华、刘文步、张文霞、师胜杰和谢天顺等六位，现在算上常贵田已经是七位。虽然他们都年已花甲，但还是值得观众铭记和致敬，毕竟他们都曾经为广大相声爱好者带来过快乐和笑声。
常贵田出生相声世家，爷爷是相声大师常连安，父亲是小蘑菇常宝堃，也是今年去世享年88岁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常宝华的侄子。常贵田12岁就拜师赵佩茹学习相声，16岁入伍，也是相声界唯一一位将军(副军级)。他为观众奉献了很多脍炙人口的作品，比如《喇叭声声》、《动力研究》、《帽子工厂》、《祝你成功》等。带出的徒弟有李志有、朱海堂、张勇、张令奇(张硕)等。
关于他是相声界第一位“将军”的说法貌似并不准确，据赵忠祥2012年10月21日在微博曝料常贵田已经荣升为少将，是相声界的第一位“将军”，10月22日常贵田说自己在18年前就已经是少将，曲艺界的黄宏和李立山也是少将军衔。其实对于文职军人没有将军的说法，只有专业技术级别，没有军衔。
常贵田担任过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华说唱艺术研究中心秘书长、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并被收入《中国艺术家辞典》。
常贵田和叔叔常宝华创作过四部作品《帽子工厂》、《杂谈诸葛亮》、《追溯》和《动力研究》等。和王佩远合作过《祝你成功》等七部作品。
王佩元合作最多的搭档是常贵田的叔父常宝霆，也是位相声著名表演艺术家，三年前已经去世，享年86岁，“常氏相声”的嫡系传人。
常贵田曾经接受采访，谈到相声艺术缺乏好的教材，这是相声节目存在的问题，自己以前全靠投名师、访高友、会藏拙、曾阅历四个成为好的相声表演要素成功，他鼓励年轻的相声演员要学会创新化，找自己的活，然后奉献优秀的作品。
常贵田还演过一些影视作品，目的是为了丰富相声表演艺术。
常贵田：父亲常宝堃影响我一生
常贵田，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中国曲艺家协会相声委员会主任。1942年生于天津，相声表演艺术家常连安之长孙，相声大师常宝堃(艺名小蘑菇)之长子。6岁登台演出，师从赵佩茹。16岁参加海政文工团至今。他的表演继承发展了常氏相声风格，先后创作了《喇叭声声》《动力研究》《帽子工厂》《祝你成功》等优秀相声作品。获首届侯宝林金像奖及金唱片奖。
印象：我是父亲不完全的影子
跟常贵田约定的采访时间是2013年12月23日。22日是星期天，我打电话确认采访时间是否有变化。他说他在西安呢。我心里就凉了半截儿，那明天……他哈哈大笑，说你放心，今儿晚上我就回北京。
随后，他又发来短信：明天上午快到时请打电话，我到小区门口接您!在数九寒天的冬日，让我感到心里倍儿暖和。
见到常贵田，他笑得灿烂而亲切，说见到老乡了，高兴啊!
他对天津的感情，确实不一般。他在天津出生、在天津长大，在天津有许多亲朋好友。他说，天津是我人生的起点，也是我艺术之路的起点。更重要的是，天津是我永远的“家”，因为，父母在哪里，我们心灵的“家”就在哪里。我的父亲常宝堃就安息在天津市烈士陵园，母亲去世后与父亲合葬，永远陪伴着父亲。不仅是清明节我们必去天津市烈士陵园祭奠父母，其他日子也去，每年要跑好几趟。
常贵田对他的出生地长春道竹远里，记忆非常深刻，周边环境说得清清楚楚。前些年他还去看过几次，追忆少年时光。后来再去看，房子拆了，深感惋惜。新中国成立以后，常宝堃成为天津市人民代表，还到北京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怀着人民当家作主的喜悦，买了陕西路兴隆南里4号的房子。常贵田说，可惜，父亲在新买的房子住了不到一年，就在朝鲜牺牲了。
父亲的牺牲，对9岁的常贵田犹如晴天霹雳!好多年，他都无法接受父亲已经牺牲的现实，总以为父亲还活着。从黄敬市长到普通市民，祭奠英烈的场面，至今历历在目……如今72岁的常贵田，仍无法抑制心中的情感，述说得泪水涟涟。
有人说常贵田真幸运，出生在相声世家，让人羡慕!但他又是不幸的，尝到了“少年丧父”的人生悲痛。相声世家、烈士后代，以前不曾有过，以后也不可能有了。这正是常贵田区别于任何人的特殊身份，也成就了他独特的人生经历、人生体验和人生感悟。
所以，常贵田正待付梓出版的新书就叫《五独俱全》。这部章回体自传，凝结着他一生的心血。相声世家、烈士后代的身份，是五“独”之一。他希望通过这本书，让读者了解舞台下面一个真实的常贵田。他说，《五独俱全》的书名是相声手法，谐音的包袱。不是毒素的毒，是独特的独，要是那个“五毒俱全”，就大墙里边说相声去了。这时，他才又恢复了幽默的本色。
在常贵田的人生档案里，履历一栏极其简单：1942年出生于天津;在圣功小学(教会学校，后为和平区十一小学)毕业;考入天津一中读初中、高中;1958年10月23日参加海军政治部文工团至今。一辈子只从事一种职业，而且只在一个单位服务，在文艺圈儿里，唯有一个常贵田。这又是“蝎子拉屎-独(毒)一份儿”。常贵田说：“16岁，我长大了，青春的热血沸腾。有一句口号鼓舞着我-继承革命先烈的遗志。四叔常宝华已经在海政文工团了，他看出我的心思，跟我母亲商量，让贵田跟着我去部队吧。母亲没言语。我理解母亲当时的心情，她后来也当了人大代表，我是长子，父亲又是在战场上牺牲的，她能不揪心吗?母亲没点头，也没摇头，默认……我是常宝堃的儿子，应该说相声;我是烈士的儿子，应该继承父亲的遗志。常贵田人生道路的选择，就是这么简单!”
于是，便有了常贵田独特的人生经历和业界评介：“哪里有危险，哪里有战事，哪里就有解放军。哪里有解放军，哪里就有慰问团，哪里有慰问团，哪里就有常贵田。”这句话正是对常贵田军旅生涯的高度概括-1958年10月23日，他报到参军，26日就到了福建。1962年，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在雪域高原兵站慰问进藏参战的将士们，最多的一天，演了14场!1963年，参加保卫天津的抗洪抢险。1965年，抗美援越，他在越南战斗了整整一年，经历了与父亲当年在朝鲜相似的险境，如果再迟一分钟，他也“光荣”了。1978年，对越自卫反击战，他又去了越南。他三上老山前线，用电话慰问“猫耳洞”里的战士。几十年来，他跑遍了祖国万里海疆上有人驻守的岛礁，为几名战士，甚至一名战士演出。为什么这么执著?因为战士在孤岛上、在“猫耳洞”里，最难受的是孤独。为了解决战士的孤独，他用电话给“猫耳洞”的战士说相声。说着说着，战士哭，他也哭了。说到此时，常贵田又一次潸然泪下。
常贵田说，我对人民、对战士的感情，是从父亲那传承来的。父亲他们为什么那么受战士爱戴?就是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下，在战士最需要的时候，他们去了。我们的战士是最苦的，如果相声能为他们解除一点儿苦，能给他们一些心灵安慰，那是我应尽的天职。父亲牺牲那年，我才9岁。但父亲影响了我的一生。父亲在我面前是一座山，让我仰望、让我亲近、让我在精神上依靠。人们常说，孩子是家长的影子。我这个儿子，只是父亲不完全的影子。我做了父亲没做完的事，但做得还不够好。爱人民爱战士，一心为他们服务，就是我的人生哲学。人这样活着，才有意思。
记者：关于您父亲常宝堃的艺名有许多传说，请您介绍一下常家的说法好吗?这才是最权威的解释。
常贵田：我爷爷常连安最早是学京剧的，到东北学戏，得了大头病，保住了性命，却倒仓变声，嗓子没了，学京剧没戏，只能靠变戏法谋生。我父亲出生在张家口，小蘑菇这个爱称有两层含义：蘑菇是张家口一宝。口蘑，味道非常鲜美!暗喻他嘴上的活儿好，鲜香。我父亲长得可爱，四五岁的孩子，跟着我爷爷撂地儿，零打钱。他磨磨咕咕会要钱，嘴甜呀。小蘑菇，就是这么来的。我父亲9岁回到天津，正式拜师张寿臣先生。拜师后逐渐越来越红。他们那一代为什么红了常宝堃、侯宝林?就因为上了电台，天天电台直播。当时没有录音设备，就直接上电台说去。他的相声幽默风趣，特别受老百姓抬爱。
记者：您出身相声世家，从小就在得天独厚的艺术环境里熏陶，多幸运呀。
常贵田：是幸运，但当时也没觉得怎么着。家庭熏陶是自然的。一个有趣的现象：一般家庭的孩子，认生，腼腆。但艺人家庭的孩子，有表现欲，人来疯。我爷爷行，我爸爸行，哪天我也上台去试试!我最早接触相声是在爷爷的启明茶社。3岁那年，把我抱到台上，站上凳子，说了个儿歌：“一根棍儿我拄着……”在此之前有铺垫：来啦，干什么来啦?说相声来啦?会说吗?会。会几套?会三套。哪三套?会吃、会拉、会尿炕。大家就乐了。
记者：3岁登台，63岁您就已经从艺60周年啦?
常贵田：在中国曲协从艺60周年的名单里，我最小，那年63岁，真是太照顾我了。我说不应该这么算，我有理由呀!一是严格地讲，我说的不能算正经的相声段子;二是我没挣钱。我从艺，应该从6岁开始算。
那是1948年年底，平津战役，解放军“围而不打”，防止敌人从海上逃跑。相声艺人分两种：开始都是上地儿(撂地儿说相声)的，后来部分人成了蔓儿，上了园子。一般，上园子的不可能回到地上。要打仗了，谁还有心思听相声?剧场都停了，物价飞涨，手里没有现钱，怎么办?不能坐吃山空啊!我父亲就想试试。我家拐弯儿就是海河边，父亲就走到原来新桥那个地方，有一些行人，就跟康立本说，“点”，这是行话，意思是把观众拢过来。用什么方法“点”呢?“点”的方法很多，康立本把帽子摘下来，搁在手上看。看什么呢?有什么呢?中国人好奇心特别强，一会儿，就围上了“黏”，“黏”是观众的代称。很多人认识我父亲，呦，介不似蘑君嘛!观众不管我父亲叫蘑菇，尊称蘑君。小老板，来一段吧。一使活，火啦!我父亲恍然大悟，在战争年代，人们也需要娱乐。这样他下了决心，宝霆、文茂等，上地儿了，带着贵田。
当时，每家的玻璃上都贴着米字形的纸条，把床铺支起来，人在铺底下睡觉。我记得非常清楚，后半夜正睡着呢，父亲把我叫起来，教了三段小相声：《反正话》《六口人》和《大娶亲》的一部分。学文化，我不是很出色，但相声一听就记住了。这可能就是天赋。后来，我悟出来，天赋只是条件之一，关键还是父亲会教。他把相声拆开了，把适合小孩儿说的，特别哏儿的那些，教给我。
和平路美琦电影院旁边有个小书场，我在那儿说了三个月的相声，也赚了钱啦。父亲教我说相声，而且，很多名角给我量活，周德山(马三立的师父)、朱相臣、苏文茂、穆祥林……这对我以后的艺术提高有很大帮助，见得多呀。
我做了父亲没做完的事，但做得不够好
记者：父亲在艺术上口传身授，在如何做人上更是影响了您的一生，他怎样做的呢?
常贵田：父亲教我学做人，不是说，是做给我看。母亲也是这样。我挣钱了，交给母亲，她高兴呀，腌了些大白菜、疙瘩头，除了自家吃，还送给邻居们一些。解放军刚进城困难很大。我们胡同口有个水铺儿，关门了。我印象很深，因为叫开水铺儿门的是父亲领着我去的。他说，跟我上门口去一趟。我跟他到水铺儿门口叫门，那人说，常先生，您干嘛?我父亲说，解放军想买点儿水喝，开开门吧。战士们就喝上水了。
父亲对解放军、对新中国，为什么这么有感情?有个特殊的故事，得从爷爷说起。我有两个奶奶，一个瘦奶奶、一个胖奶奶。我们是大家庭，最多时有六十多口人，是相声把这个家庭聚到一起的。胖奶奶有一个亲戚，我应该叫叔，他去延安了。在他去延安之前，来天津找我父亲。俩人谈的什么?不知道。但我想，不管说什么，互相影响总是有的。而且，父亲送给他衣服、给他钱，这行动说明问题呀。日伪及国民党统治时期，曾经有人让他写讽刺共产党的相声。他说我不会写。这是事实。他用相声讽刺日伪统治，受到迫害……所以，新中国成立以后，他被选为人民代表，第一届文代会他参加了。他是天津市第一届人民代表，还没来得及开会就去朝鲜慰问了。他还是天津文艺工会的负责人。一是他有威望;二是他确实爱国。
记者：是啊，您父亲把一腔爱国热血洒在朝鲜战场，让人惋惜、让人敬仰，也让天津人民永远怀念他……
常贵田：其实，那次赴朝慰问，起初没有我父亲的事。1951年战争刚开始，咱们没有制空权，美国飞机狂轰滥炸……父亲听说北京侯宝林、关学曾等先生要去朝鲜慰问，激起了他爱国的热情，主动要求参加赴朝慰问团。
黄敬市长说这事我们作不了主，得向中央请示。中央听到后，非常欢迎，批准天津单独成立一个中队。当时叫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曲艺服务大队，我父亲既是服务大队的副大队长，又是天津中队的队长。其中有我师父赵佩茹，他是我父亲的搭档，还有杂技演员郭少泉、谢起福……父亲专程去北京跟我爷爷商量。我爷爷一看他就问，什么事?说，想赴朝，是吗?因为，爷爷很知道我父亲的性格。
到朝鲜前线慰问，敌机轰炸，两人牺牲，3人负伤，很惨烈……好多年，我都无法接受父亲已经牺牲的事实，总以为父亲还活着。从黄敬市长到普通市民，祭奠英烈的场面，至今历历在目……父亲牺牲那年，我才9岁。但父亲影响了我的一生。我做了父亲没做完的事，但做得还不够好。
哪里有慰问团，哪里就有常贵田
记者：所以，您要参军，要一辈子为战士服务。但当兵意味着艰苦和牺牲，您不害怕?
常贵田：根本没想这个。我1958年10月23日报到，26号就到福建了。当时炮击金门，单打双不打。咱们双日是不打了，但那边可不一定什么时候打呀。到前线慰问演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炮弹会飞过来……
1962年，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我去西藏在兵站慰问进藏战士，最多的一天演了14场!慰问演出，也像打仗一样紧张。最累的还不是演出，而是有现编现演的任务，要结合部队刚刚发生的先进模范人物的事迹创作集体快板书。我的艺术创作是从青藏高原开始的。说战争锻炼人，就在这儿。火线，你得快，抓最鲜亮的，战士反响也非常热烈。
从青藏高原下来，1963年抗洪，海河闹大水，就到天津了。我保存了两张非常珍贵的照片，一张是和我爷爷、马三立、赵佩茹，我们在北大港照的。海军慰问团与天津曲艺团在大港碰上了。那是我和爷爷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合作说相声。
记者：您数次历险，说说最危险的一次。
常贵田：1965年，抗美援越，我在越南整整一年，遇险的地方叫寨湖。当时美国研究了两种炸弹，子母弹和菠萝弹，专门炸人的。那是最危险的一次，如果晚一分钟，我们全撂那儿了!我父亲牺牲的情况，跟这个差不多，就是当时特务太多。越南人、朝鲜人，跟中国人一个模样，分不出来。幸亏我们的战士有眼力，看见有个人挺可疑，没见过，就报告连长了。我们去连队慰问，都是晚上行军，刚到火车站，连长说，刚才发现可疑的人，提前演，提前送文工队出去。提前了10分钟。我们从铁路这边到铁路那边，跨过四五条铁路的距离，刚到这边，炸弹就响了!连长马上喊，快卧倒!如果没过到这边来，整个慰问队13个人，全得撂那儿。
哪里有解放军，哪里就有慰问团，哪里有慰问团，哪里就有常贵田。对于牺牲，我是有心理准备的。在越南，我给母亲写了一封信。我在信中说，一旦遇到不测，那就跟我父亲一样吧……战争就是这么残酷，看到身边战友牺牲、负伤，马上会激起复仇的斗志。后来，我到老山前线，这种感觉就更强烈了。战士在“猫耳洞”里，最难受的是孤独。我用电话给战士说相声。说着说着，战士哭，我也哭……相声本来是逗乐的，但是，不行，说着说着，就不行了……
相声传统与传统相声是两个概念
记者：作为相声表演艺术家，您可以说功成名就。但是，也有人认为，长期服务于部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您的创作。要不然，您的艺术成就会更突出。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常贵田：四个字-无怨无悔。曾经有很多单位想调我，最终还是岿然不动。为什么?我认为战士是最苦的，用相声为他们解除一点儿苦，给他们一些心灵安慰，是我的天职。父亲他们那些演员为什么那么受战士爱戴?就是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下，在战士最需要的时候，他们去了。没有到过战士堆儿里的人，不了解战士最需要什么。今天有了电话、手机，战士还是这个心情，一盼着家信，二盼着有人来。你想想，在小岛上，就那么几个人，多孤独啊!他们希望有人来，带来新的信息。看见活的了，他最高兴!你想说好相声，你又不热爱人民，我说-你甭说!你说，也说不好。
记者：您是中国曲协相声委员会主任，对现今相声的发展有何见解?
常贵田：今天相声的发展，我的总体看法是亦喜亦忧。喜的是，小剧场相声方兴未艾，很多年轻人，特别是一些高学历的年轻人，进入相声演员行列，这有利于相声事业的发展。相声的发展是螺旋式的，总的趋势是往上走。忧呢，我在很多场合说过，相声传统是相声传统，传统相声是传统相声，这是两个概念。不是会说几段传统相声，就是继承相声传统了。相声演员一定要对得起养我们的观众，观众是衣食父母啊，我们靠他们生活呀。过去是，今天也是!我拿薪水，也是人民的钱啊!相声要创新，比如我改的相声《攀龙附凤》，这个段子原来叫“交租子”，新中国成立后没人说了，经我一改，这个段子很多人都使。我是把立意改了。马季说，这是改得最好的一个段子。这才是传统相声的改革之路。要赋予传统相声新的立意，使其具有时代特色和积极的生活意义。创新，是相声的生命。你不继承传统，从哪儿改你都不知道，是盲目的创新，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那不行。在继承和发展的关系上，有人是不太明确的，或是不太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