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员杨蓉是黄文秀改变了我（《大山的女儿》像是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
饰演《大山的女儿》黄文秀一角，对演员杨蓉而言，像是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
剧组筹备时制片人找到杨蓉，杨蓉有些畏难，虽然她也想突破过去古装角色带给她的桎梏，但她没有演过类似题材，“黄文秀有视频，她有经历，她有同事，她真实存在过，又是英雄人物，怎么能演得真，演得像，让大家产生共鸣?难。”
黄文秀，来自广西的贫困家庭，一路靠资助读书读到研究生，毕业后，她放弃了国家电网的机会，毅然选择从北京回到家乡。2017年，她成为了广西百坭村第一书记，短短一年时间，白坭村103个贫困户脱贫88户。2019年6月17日凌晨，黄文秀从百色返回乐业途中遭遇山洪因公殉职，年仅30岁 。
在看到剧本前，杨蓉只在新闻里看过黄文秀的事迹。到演完，杨蓉已经被黄文秀深深打动，她跟着播出看剧，自诩泪点不高，却第一次看自己演的戏看哭，甚至看预告片都忍不住想哭。
采访中聊到最后文秀被山洪吞没的戏份，杨蓉还是忍不住哽咽，“不在于我演得有多好，而真的是文秀的事太让人感动。”她甚至想过去山里，去第一线，看看能帮那里的人们再做些什么。
开拍前，杨蓉最大的担心是“演得假大空”。黄文秀从大山里走出来，考去了北京，有朋友有同学，有光明的未来，但她选择回到自己成长的那个贫困的村子。杨蓉也是地方小镇出来的，她扪心自问，自己做不到。
“我一直在问我自己，文秀为什么要回去?我从一个西南小镇到昆明去念书，从昆明再到上海，从上海再到北京，我真的没有想过说我要回去。她为什么回去，这是一个核心点。让大家信服这个人物，首先你就要把她是怎么想的展现好，她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她有没有过挣扎，最后她又是怎么样下决心去做出这个决定的?我自己要搞懂，完全吃透，再通过创作表演，通过导演的镜头，让观众去真的感受到这个女孩做出这个决定合情合理。”
《大山的女儿》剧照
不仅杨蓉担心，导演雷献禾之前也只看过杨蓉古装戏份，不确定她是否合适这个角色。双方带着忐忑见面。杨蓉回忆，她和导演聊了几个小时，对剧本和人物沟通非常透彻，“那时候《山海情》在热播，我就跟他讲，我们的表演方向应该是往那个方向去靠。他一听很对路。最后在大的美学范畴，文秀应该是什么状态，表演的风格什么样，在认知层面最终达成了一致。”
在看完剧本之后，以及看过更详细的资料后，杨蓉对演好黄文秀多了一层信心，“文秀是个实干型的人，她真的是干了很多的事儿，剧本提供了一个非常扎实的基础。”
“她在我心目当中真的是活了”
决定接下这个剧本后，杨蓉紧锣密鼓开始为这个难上加难的角色做准备。
导演告诉杨蓉，方言进入影视剧的不多，所以这次想带一点方言，需要她在剧里讲广西话。但杨蓉也有些犯难，“导演是东北人，对南方没有那么了解，他觉得南方说话都差不多，云南话跟广西话很像，其实一点都不像……等于我要在很短的时间学一个语言，我也几乎没有演方言戏的经验，如果刻意拗口音，会让这个人物的真实性在观众心目中大打折扣。”
当真正去学之后，杨蓉更头疼了，广西是多民族省份，哪怕是挨很近的两个村子，语言也可能完全不同，“我跟一个语言老师说，您这句话是怎么念的?我问另外一个老师，他完全说的是不一样的。”一番折腾，结合自己的人生体验，杨蓉跟导演建议，文秀说广西普通话比较合适，“她毕竟上过大学，在外面也待了很多年，语言其实也是有一个变化的。”最终，杨蓉抓大放小，“比如说二，它念饿，比如说绝对不会有儿化音出来。”更重要的是，她要求自己在剧组期间哪怕私下交流，也一定要讲广西普通话，把那样讲话变成下意识，语言才不会成为表演的障碍。讲到最后，以至于演蒙昌龙的演员李昌峰问杨蓉，“你会讲普通话吗?”
过了语言关，杨蓉开始真正靠近黄文秀，把剧组所有能找到的有关文秀的东西，文字、视频、音频都反复观看。更关键的是真正去黄文秀生活工作的地方去。杨蓉回忆，她去了当地后，她和文秀的爸爸、那些她帮助过的村民、砂糖橘区的人、跟文秀一起工作的书记们……都聊过天，每次走访前，她都提前把疑问或者想知道的部分写下来。黄文秀一点一点在杨蓉心里活起来。
“我跟她爸爸聊天的时候，很多回答不是一个普通父亲会给予的，我从她爸爸身上感受到，文秀会是这样一个女孩子，跟她的家庭教育是分不开的。那个时候还上过好几次热搜，黄爸爸说关于金钱的诠释，在我见到他之前，我印象就很深刻。黄爸爸也许没有接受过太高的教育，但是本身的格局，对贫苦人民的关爱，对国家对人民的使命感，都很有高度。从小在他的教育环境底下成长，才会有文秀后来的选择。”
杨蓉回忆，印象最深的就是当她踏进黄文秀住过的宿舍，现在那里做成了类似纪念馆，用过的所有东西都保持原样，“当你一走进去，看见梳妆台上放着的化妆品、洗发水，角落里放着她给孩子们买的羽毛球，鞋子、雨伞，她在我心目当中一下子就活了。”
再回头去看此前“为什么黄文秀要回到广西的问题”，杨蓉已经不觉得是个问题了，“她进入大学后积极入党，她对贫苦人民关爱，是因为她自己就是那样的家里出来的，她知道感恩。第二，她的家庭从来都是备受照顾的，她希望将来有一天，她跟爸爸说我回去就是公务员了，这是一个非常光荣的事情，甚至让她觉得，我有能力去照顾别人帮助别人了。”
在剧中，有一段黄文秀刚进百坭村的戏，她从车上下来，刘奕君饰演的村支书带着其他村干部来迎接，而她说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打扫一下村支部的小广场，显然破坏了迎接氛围，村支书显得很不悦，但此时黄文秀还是坚持要先扫地，并带头拿起了扫帚。等刚坐下来开会，她又言辞严肃地对正在点烟的村支书说，以后要室内禁烟。因为村干部大多是男性，为了表达反抗和不服，纷纷借口出去抽烟。但黄文秀依然没有妥协，坚持室内禁烟，宁愿自己搬个凳子出去和大家一起开会。
这是进组开机第一天拍的戏，当时她还觉得，是不是做人这么“各色”不太好，“村民们都站在一边，他们特别和谐，我真的感觉我自己那一分钟即便作为扮演者，也有点格格不入。”她一边演，一边和导演商量，文秀需要这么坚持吗?导演坚持就得这么做，文秀就是这样的，情绪确实尴尬，那就让尴尬的情绪尴尬在那里，很真实，“禁烟的那一段，有点生硬，不像文秀后来处理所有的事情，她会用一个非常柔和又有利的方法去解决。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又觉得说文秀刚到这样的地方，她也是要有一个成长变化。”
杨蓉觉得，这个片段确实很好地体现了黄文秀的性格，还有她与众不同让人敬重之处，“她是一个很平凡的女孩，从条件不是很好的家庭走出来，但是她身上又有非常不平凡的特质，善良又很聪明，遇到问题能够很机智地想办法去解决。遇到困难，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就说算了，那就这样，她不会，她很坚定，她骨子里有很坚毅的一个东西在支撑着她。”
《大山的女儿》剧照
“文秀干过的事我都干过了，我都体验了一遍”
提到拍摄过程，杨蓉感慨颇深，“我种了芒果，种了琵琶，中了砂糖橘，修了路，修板凳，种烟，锄地。文秀干过的事我都干过了，我都体验了一遍，当然我也就是走马观花这么过了一遍，但就是一遍已经真的觉得不容易，这些事情都很难。”
虽然经过文秀的努力，百坭村目前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盖幼儿园，也修了路，生活状况得到了很大改善，但在拍摄深入到山里时，杨蓉还是感受到了真正的贫困，也为拍摄带来了困难。
“我们在那拍拍戏，就跟村民借屋子，村民也很开心，说因为演文秀的事情他们也很开心，就把家里就借给我们，后来我们用他们的水，可能道具。有一个村民就说不让拍了，不让拍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把他们的水用了，他们的水都不是自来水，都还要去打水，最后剧组一听，赶紧帮他们去拎了很多水来。”
杨蓉回忆，拍村委会的戏很费劲，村委会离镇上酒店大概开车要一个多小时，每天都是往返两个小时车程，路是极其危险的，两个车没有办法会车的，一面是山，另外一面就是悬崖。晚上在山上露水也很大，而且雾重，能见度极低，“每天晚上收工的时候，大家都是排好的车，把靠山崖那边的路全部用小旗子揽起来，让大家有一个标识。”
拍摄过程中，杨蓉一边演，一边感受到，黄文秀对这个村有多重要。在观众眼里，她是个演员，黄文秀是普通人，但在村民眼里，黄文秀才是最重要的人，“有村民知道是我们在拍，他们不知道谁在演，就开两三个小时的车，专门到拍摄现场来看一看，是谁演文秀?想看看我饰演的文秀像不像。”剧组请当地的村民做群演，杨蓉一戴眼镜，穿上写着“第一书记黄文秀”的马甲，做群演的村民们就自然而然喊她“黄书记”，“ 不是导演要求他们这样子的，他们也不知道是不是在实拍了，反正我们在走戏的时候，他们就非常主动非常热情，那个东西是演不出来的，还让我去他们家吃饭。”
拍摄到中间，杨蓉渐入佳境，“当我真正一点一点去进入角色的时候，看见谁在拎水，我是一种本能，我就会去帮他，看见谁要绑着腿或者是受伤了，我一定就会去扶。所有的东西我不需要去过脑子，或者是说我要不要有所谓的表演，没有的，完全都是下意识的东西。”
开机前，导演曾请了十几个书记来和杨蓉交流，说说每天的工作是什么，到后来，杨蓉已经和这十多位书记很有交情了，“我真的很愿意到这样的山村里面去看看自己能帮助大家做些什么。”
不去故意伟大，不故意煽情
即便如此，但杨蓉依然有需要琢磨的地方，比如这种英雄式人物，在以前，可能演一个英雄就体现伟大、无私，但杨蓉不想这样，文秀是个30岁的年轻女孩，她希望观众能看到一个真实的，活生生的文秀，“我爱文秀，我不希望我演的文秀让大家共鸣不了。”
有几场戏，为了让文秀更真实，她做了改动。比如有一场是黄文秀刚刚得知爸爸得了肝癌，要回家，回家路上，她又接到村里的电话，需要她回去处理工作，原本剧本里文秀立刻掉头回去了，但杨蓉觉得这样太不正常了，“我想这里有一些情绪，会有一种我没有办法跟别人讲我爸爸得癌症了，但她又着急，别人还说不行你赶紧回来。她就有一些发脾气，你们能不能等别人来解决吗?这个事情那么着急吗?但是当说完之后，冷静下来，委屈宣泄之后，她还是跟支书说，掉头回村。我觉得这是文秀，这是一个正常女孩子会有的反应。”
另一场也是和父亲相关。黄文秀父亲刚做完手术，她冲进病房，后来领导去看望，她送领导出去，领导提出暂时让她留下来照顾爸爸，相当于换岗位，让别人先顶替。剧本里写的是，“文秀不假思索说不用。”杨蓉坦言，如果自己是文秀，一定会犹豫的，“那是爸爸啊，爸爸刚刚做完手术躺在病床，我觉得我走不了，一定是会有挣扎的。因为我想这个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一定做不到直接说工作重要，这真的有点假。”后来导演按照杨蓉说的拍了一遍现场粗剪，粗剪后导演肯定了杨蓉的判断是对的。“导演拍现实主义的题材很有经验，我又是一个完全没有演过的人，其实我们是在一个碰撞当中创作的。”杨蓉说道。
她强调自己最喜欢这部剧的地方，也就是不故意去伟大化文秀，不故意煽情，“很多英雄人物的影视作品都忍不住故意去煽情，故意去怎么放慢节奏，让大家觉得感动，但是生活当中，你在我边上而我很难过，我的第一反应是我要忍住，我不想在你面前哭，这才是一个正常的情感逻辑，但是往往我们在演戏的时候，就是要让你看到我在难过，生怕你看不到。这其实是有悖于情感逻辑的，情感逻辑好的演员，就是可以去演克制，不想让你看到，但是又压制不住，那才是动人的。所以整部剧我没有让自己去演我难过。”
而全剧最重要的戏，当属文秀最后被山洪吞没。杨蓉回忆，虽然不想故意煽情，但这场戏她哭得拍不下去。作为演员，她要感受车外糟糕的自然环境，水都快淹到车里了，前面一片漆黑，而她也知道，剧本里和现实中都写着，文秀这一走，就再没回来了。
“我坐在车里，最后我们决定，文秀毅然决然想前往村里的方向走，所以就慢慢走，就消失了，我就一边演一边难过，越演越难过，最后真的控制不住，很复杂的情绪，已经崩溃了，已经不是戏里该有的样子了。导演也有点愣，他也不知道该喊停还是怎么样，我在哭，摄影师在后座一边拍也一边哭，后来缓了很久才又开始拍的。”说到此，杨蓉又有些哽咽。她觉得更加遗憾的是，当初她在拜访黄文秀父亲时，还说过这部剧将来可以在电视里看到，更多人会知道文秀，可惜黄文秀父亲没来得及看到也走了，“这是在我心目当中对这个作品最大的一个遗憾。”
《大山的女儿》剧照
文秀改变了我
演黄文秀的过程对杨蓉来说非常重要，不仅仅因为她突破角色舒适圈，演了一次有挑战性的角色，更是黄文秀本人对她的影响巨大，“让我重新开始审视自己的职业。”
杨蓉觉得，黄文秀在大家先入为主不想和她交流的情况下开展了工作，这对她很有启发，“我没有她那么坚定，她奉献了，付出了，她还得不到大家的认可，甚至于别人还误会她，如果我以前碰到这个情况，我会觉得那算了，我问心无愧就好了，我就不做这个事情了。但是文秀没有，我觉得还是有一个信念信仰的支撑，她人生的态度是你真的尽力了吗?你要不要再试试?作为演员，在我的职业里学了那么多年，做了那么多年，我还能怎么样做?我能怎么发光发热，去影响别人，去帮助别人?”
杨蓉是从小地方出来的，到了昆明学跳舞，最初想做演员的初衷是穿好看的衣服，古装饰品也漂亮，学到14岁，考进了谢晋恒通明星学校，杨蓉回忆，当时谢晋导演问她，为什么从那么远的地方来?其他人都说为艺术奉献，杨蓉的回答就是：“想当明星。”等真正进了学校，谢晋请了许多老一辈艺术家给学生讲课，老师们都在说，“学演戏先学做人。”在14岁的杨蓉心中，这和她考这里的初衷，穿漂亮衣服的想法，完全没有关系。但这段学习经历重塑了杨蓉对演员的概念、价值和要走的道路，“我很感恩老一辈的这些老师。”
进了演艺圈后，有一段时间，杨蓉一直在演古装，一直在演古装里的反派，她突然厌倦了。
“我不想干这个事了，当我不停地在拍的那段时间，肯定是因为你某一些类型的作品播出有效果，大家觉得你的表现还不错，再找到你，找到你基本上也都是同类型的戏，同类型的角色，你根本没有办法去做大的突破。而且有的时候人是有惰性的，表演有惯性，差不多的人物、差不多的台词，你突破什么呢?我只能说，根据大的故事不同或者人物的某一些小的细节的不同去找一些变化，但是极其细微。”
她尝试放慢节奏，不再接那么多戏。当然，这种行为在娱乐圈这样的名利场，有利有弊。团队觉得杨蓉不应该这样，因为市场很残酷，你一旦停下，没有作品，慢慢就退出了观众，甚至是制片人的视线，再想回来，难如登天。但是杨蓉依然还是坚持要按下暂停键。“我觉得我沉淀了很多对自己表演的想法，对演员生涯的很多反思，我非常明确我想走一条什么样的路。”
更喜欢40岁的自己
总有人说，杨蓉的事业差一部爆剧的火候。
“我被动着走过了20多年的演艺生涯，到今天为止依然在被动，只是你能演的角色在发生着变化。”杨蓉说，“我们特别努力创作一部剧，可能播出来观众不会觉得怎么样，就过去了，然后某一部剧大家觉得好吧，其实就那样也就拍完了，只是刚好天时地利人和，这部剧爆了。这样的事情很多，你是无法去控制的，别说演员，制片人和平台有时都没有办法去预知，所以只能说把角色做到最好，不留遗憾可以了。”
杨蓉15岁就开始演戏，出道很早，她看着周围很多人从默默无闻到爆红，又到沉寂，再到爆红。“我看了太多，站在高点的想继续站，担心被超越，在下面的人又想上去，人是永远贪心的，但没有一个人可以永远站在制高点。想那么多干嘛呢?在我看来，没有意义了。”
但不管爆不爆，杨蓉一直坚持对表演的学习思考。“我们刚毕业的时候更多接触到的是港台剧，表演的模式就是一个，比如说要表现我难过，化妆师给你滴两滴眼药水，导演慢慢镜头一摇一晃，再吹点风，你就很唯美。”她逐渐觉得这样不好，“如果那种状态戏演多了，咋咋呼呼夸张的表演演多了，在你身上会留下很多不好的印记，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她提到，这两年流行现实主义题材，实际上是对演员提高了要求，“架空的东西创作起来相对容易，但现实题材是否能够演到让大家觉得好亲切是不容易的。”
《少年天子》时期的杨蓉
但杨蓉认为，真正好的表演没有过时一说，“当年我拍《少年天子》的时候，当时郝蕾的表演，我觉得她很棒，到今天我再回过头去看，我还是觉得她很棒，好的表演是永远不会过时的。像李雪健老师，他早年间的电影，今天我反过头去看还是很棒。”
她自己喜欢通过看纪录片的方式观察和揣摩情感，“纪录片里面的东西都是真实的，喜怒哀乐都是真实的。”比如她在看黄文秀的视频时发现，她总是两条腿岔开站，有一点驼背，在拍摄时她就注意要保持这样的体态，而不是为了美挺胸挺背。
上个月，杨蓉刚刚过了自己41岁的生日。对于女演员而言，年龄是一个敏感词，不仅是状态，还有精力体力上的差别，杨蓉对此深有体会。
“40岁的时候，明显觉得体能是比之前要差很多的，包括我身体的代谢，有的时候你会很容易肿，或者很容易发胖，真的这都是不可避免的一些问题。我需要保持一个比较好的状态，要去做更多的锻炼，你身体可能不能再像年轻的时候24小时连轴拍，选择工作的时候，可能我就会觉得更加谨慎，我想把精力放在更有意义的地方，我不想去浪费。”
但杨蓉觉得，相比30岁，她更喜欢40岁的自己。
“30岁我签到当时的于正工作室，每个阶段都会觉得我现在很成熟，我很明白自己要什么，但其实我又没有那么奋进。所以我觉得我会更喜欢40岁的自己，觉得自己更通透了。比如说在现场我有时候想坚持自己的，但是我又怕伤害到别人，可能别人会觉得杨蓉好固执，其实反而不好。现在遇到了问题，我讲我的他讲他的，如果你能说服得了我，完全听你的，如果我也说服不了你，没关系，我们也不要去争论那么多，最后我们剪辑台上看，我觉得自己更加自如一些。我也对自己的判断有更准确的判断，活得冷暖自知，能更自在地去跟这个世界共处。”
作为更自如的自己，杨蓉给年轻的女孩推荐纪录片《大法官金斯伯格》，“我觉得女孩子都应该看一看，什么事情都不要去绝对化，不要说女性应该怎么样，不应该怎么样，她在自己学业最紧张的时候，也没有放弃家庭，丈夫当时患了癌症，她有孩子要照顾，但是学业依然很优秀。不要说女性只能当家庭主妇，或者现代女性只能是、必须做事业女性，都不要绝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