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艳东称法律面前无明星（自愿型公众人物承担比常人更高的社会责任）

近年来，一些演艺明星吸毒、嫖娼、偷税漏税等事件频频见诸报端。其中常引发争论的问题是，执法机关、新闻媒体公开违法明星的姓名和照片，是否侵犯了明星的隐私权?

保护隐私是文明社会的基本要求，但是，在隐私权诞生之日，公众人物与普通民众的权利范围就有明显差别。现代社会为公众人物隐私权确立了几条例外规则：公众人物少隐私、公共利益无隐私、违法行为非隐私。

公众人物隐私权的范围比普通人小，是现代社会为保证媒体监督权而确立的基本规则。在1962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中，法官首次采用了“公共官员”的概念，认为媒体对其的一些批评或报道即便与事实有出入，只要不是出于“实际恶意”，就无需承担法律责任。随后，各国法律逐渐接受了“公众人物隐私权受到限制”的理念。

欲戴王冠，必承其重。隐私权的范围因人而异，普通人的隐私权受到广泛保护，但公众人物需要向社会让渡出一部分权利。公众人物的部分私生活内容，也要让位于民众的知情权。对普通人而言，家人信息(如经商或定居国外)、资产情况等，都是受法律保护的个人隐私，但对政府官员而言，这些信息因廉政建设而必须填报，不受隐私权的保护。同样，明星作为“自愿型公众人物”，通过媒体、粉丝获得了巨额利益，就要接受公众的监督，承担比常人更高的社会责任。

在明星的行为涉及公共利益时，我们不能放任明星做“两面人”，在镜头面前把自己包装成道德楷模，离开镜头就变成浪荡公子。媒体监督要防止镜头表演者欺骗民众情感、损害公共利益。对普通人而言，吸烟只是个人选择，出轨也只是道德问题。但禁烟大使吸烟，形象大使出轨，就不仅是个人道德问题，更事关社会基本价值乃至国家形象。我国法律确立了“隐私权服从于公共利益”的原则，《民法典》第999条规定“为公共利益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的，可以合理使用民事主体的姓名、名称、肖像、个人信息等”。因此，普通大众的隐私，很可能就是媒体对公众人物的监督内容。

在确立“公众人物隐私权受限”的基本法则之后，还需要追问，明星隐私权应当限制到何种程度?

首先可以肯定，公众人物也有隐私权。任何文明国家，都不会允许在明星家中安装摄像头进行偷拍。但是，“公众人物私人活动受隐私权保护”有一个例外，即违法行为非隐私。我们也不能苛求公众人物成为道德圣人，但是，做守法公民是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公众人物更应该成为守法模范。公众人物若有违法行为，就不再受隐私权保护。

一方面，公众人物的行为具有示范效应，其怪异、违法行为都可能被粉丝模仿。普通人吸毒、酒驾只是个人违法问题，但明星吸毒、酒驾会形成群体越轨现象，尤其是青少年。同样的违法行为，明星与公众的社会危害性完全不同。虽然基于同案同罚原则，执法机关不会加重明星的法律责任，但是，其应当受到更大的谴责性，封杀、道歉等就是必要举措，这都需要公开其个人信息以正本清源。

另一方面，公开公众人物的违法信息，是确立法律权威、进行社会监督的必要手段。普通人违法乃至犯罪，在依法承担法律责任之外，法律会尽量尊重其隐私权，避免其“社会性死亡”，以实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改造教育效果。但是，公众人物的违法行为，不应受到隐私权的保护。我国民众长期对特权者有本能的警惕，执法机关公开公众人物的违法行为，可以有效打消群众顾虑，确立法治信仰。例如，对官员的贪赃枉法，政府网站都会实名公开而无需保护其隐私权。同样，在一些明星打人、猥亵等案件中，及时公开涉案人的违法信息，可以打消社会公众对执法腐败的担心。正因如此，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20条规定了“应当公开的信息”包括“行政机关认为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行政处罚决定”，显然，明星属于“有一定社会影响”的人。

因此，在违法犯罪案件中，明星和普通公众需要被差别对待。在明星吸毒、嫖娼案件中，执法机关会公开明星的个人信息，但会对卖淫女、陪吸者的个人信息进行技术处理。

法律不应有道德洁癖，公众也不能有圣人情结，但是，公众人物应当坚守法律底线。政府公开公众人物的违法信息，既是公众知情权的需要，也是维护公共利益的要求。如果执法机关都低调处理公众人物的违法行为，必然会带来“执法不严、司法不公”的质疑。政府客观地公开、媒体中立地报道公众人物的违法行为，并非丑化其形象，而是维护法律平等观念，推动社会健康发展的需要。只有对公众人物坚持“法律面前无明星，违法行为非隐私”的原则，才可建立起一个积极向善、公开透明的法治社会。(作者是浙江大学数字法治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