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全国扶贫先进个人武汉鼎口述史
情感口述 2024-04-13198网络
我于1933年8月8日出生，清水河县原暖泉乡（现归北堡乡）大阳坪村人。1938年，日本人占领了清水河，我家就从大阳坪搬到了清水河县仓背后住。小学一出门口靠东的万和厚巷就是日本宪兵队。经常听到日本人把共产党人、革命者捉回去，给往肚子灌煤油、辣椒水，在肚子上踩等惩罚。当时我们仓背后的小学念书，在学校日本人强迫学日语，有个日本教官，哪句口音说不对，用红笤棍在头上打。我们学生听见教日语的来了就用石头把门堵上，从后面跳窗子跑了，基本像我这种情况就没念过书。当时李德恒，李德龙就办了私塾房，教授三字经，百家姓等内容。
日本投降后，清水河县国共进入到内战状态。那时我跑到呼市，时（国民）政府为难民办的补习班，我在那里学了一段时间。解放后清水河县办了一批移民，把我移到狼山县（今属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临河区狼山镇），我在那里又读书，高小毕业。1953年在狼山县娶了个山西平鲁的女人。她的爷爷是兽医，是清朝的老秀才，便带我学兽医。当学徒下乡驱虫、灌药、防疫。1958年狼山县撤掉，那里的干部，技术人员都被分到了巴盟，乌海等地，当时我请求回到了清水河。1958年回到清水河县后，在城关镇兽医站工作，我们三个人（还有小庙子的陈锁堂、张德明）。1960年国家困难时期，压缩城镇人口，下放基层，我到了清水河县韭菜庄乡，成立起基层兽医站，搞防疫，给牲口看病。1962年韭菜庄乡和盆地青乡大乡分成小乡，我和带的徒弟分到了盆底青乡。
当时我们兽医叫“末三行，下九流”，基本在社会没有地位。我去了盆地青乡以后，带着一个徒弟，当时就给分了三百元的药品，在盆地青也没有固定的办公地方。到盆地青后，我走访了一下，当时牲畜死亡率很高，牛羊疥癣病很多。盆地青32个村，就有20个村有羊疥癣病，10个村有牛疥癣病。井儿沟（时属新村大队）那养了20头牛，因为牛疥癣死了十来头，老百姓修庙祈祷。我一检查，发现是牛疥癣，疥癣病一严重就是张不开嘴吃不进料，最后就饿死了。为了给牲畜看病，我在那住了一冬天，拿碱水把嘴洗开，把干皮刮掉，冬季不能全身洗，就用“66粉”兑水擦洗，救助了十来头牛。当时由于牛疥癣病，出现了人背粪人拉犁现象。剩下全乡20个村有羊疥癣病，我和徒弟做了一个大铁槽，1.5米长，1米宽，弄上水，每年配上药洗两次，春天剪毛洗一次，秋天剪毛洗一次。
用了三年的时间，到1964年基本控制了疫病。老百姓说我能治好病，对我挺感谢。又恳求我帮助他们把羊不产毛，产量低，收入低，养上鸡下蛋少这些生产问题解决一下。我当时看到老百姓怎样的爱国情况——喂了一口猪，百十来斤，交了任务猪，自家一年吃不上几顿肉饭。清水河是贫困地区，当时我就仿佛感觉到有紧箍咒把我束住了——当时我们叫自负盈亏，以病养医。全国
还没有新的办法。当时有个和我一块下乡的畜牧局的干部叫秦玉，我就和他说：“农民养畜怕病，兽医为挣钱盼病，国家要求防病，制度就束缚了！”秦玉就鼓励说给中央人民来信来访办公室写封信。半个月后答复信就到了，信里刘少奇主席亲自批的“希望解放生产力，希望改变生产关系，希望解决基层兽医制度管理，为生产服务，促进生产发展。”乡里的领导看完后让我提改革方案，我提出了搞综合办站，在制度上实行“三包六免费，只收服务费”（包防疫、包治疗、包劁骟，免出诊费、挂号费、检查费、针灸费、注射费、灌药费，大畜收一元服务费，羊收五角服务费，用来解决兽医的生活问题）。由于人员不够，又从2人增加8人，后来最终定给我按中专毕业生一月37元，学徒30元，其他6个人员每人25元，这样兽医综合站就定下来了，搞综合服务。1964年，刘少奇被打倒，有老百姓说我听的是刘少奇的“黑指示”，造反派将刘少奇的回信批复撕了，将我也弄成刘少奇“黑子弟”，开始批斗我…
…这其中有个好处是激发老百姓的认识，老百姓说过去我们养羊全身的毛都卖不了1元，现在我们通过家畜改良羊头上的毛都能卖一元，他收1元也不多。从这里老百姓就认识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搞综合办站的好处。老百姓从中就对比出了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我深有体会到什么叫对不对，人民说了算，党与人民血肉连心。此后一有批斗，老百姓追来，说牲口病了，就得我去看病。去了后，老百姓就说：“哪有病了，怕你吃了亏了，就这住的哇”。我躲过了批斗。
国家三年困难时期，老太婆喂一口猪，杀70斤，供销社收肉就给留猪头猪蹄，支援国家建设，老百姓不说二话。他们的爱国思想激发我一定要好好为老百姓服务。
1964年，我搞综合办站，坐峰生产大队支部书记叫张润满，他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伤残老党员，他问我能不能改良绵羊。我说我现在这种情况……？他就说你不要怕，你搞吧，当时我和县里改良站说了一下，筹了500元，我到灰腾梁（察右后旗 ）种羊场，买了两只公羊，买的半细毛羊，产的是粗毛，第二年又在内蒙古改良站弄了两只斯达夫细毛羊。
当时县把养羊基本放在群众家养，县委书记冯开轩为了老百姓养羊成活率高，号召“十羊二利”（集体的羊放给农户羊，养十只羊，成活后给农民2只，这是针对生产困难县委想的办法），当时张润满养了17只羊，先从他那户开始。当时生产困难，我印象深刻的还有提倡掏十边地，“掏个坡坡，吃个窝窝”，给老百姓解决生活困难，最后也得到批判。前兴泉搞改良羊先是从一户开始，又到全村搞改良，为了推广改良羊，每年剪毛的时候到前兴泉村开现场会，让全乡各生产队长看。羊毛生产从最初的几百元到卖一万元，就将羊改良在全乡广泛推广，有一个十七坡村不搞，最后作对比，前新泉张润满养的十七只羊比十七坡一百二十只羊收入还高。
1968年，我一下乡就坐在草坡看羊，看羊群结构、看吃草。生产队羊群有土种公羊，也有良种公羊。我看羊吃草，土种羊边走边吃，良种羊吃一片走一片，良种公羊基本都是乏羊，优势不大，我就想如果这样下去，改良会失败。我就找专家探讨，专家说把土种羊去掉，改良羊占到70%～80%，吃草结构就会不一样。我问专家如何能把土种羊去掉，专家说这得下决心建议把土种羊去掉，推广新技术，搞人口授精。1968年整个冬天，我就计划搞人工授精，在8个行政村，每个行政村设2个人工配种站，共搞16个人工配种站。那时交通不便，我就把器材背到配种站，一个人工配种站需要三十三件器材，其中220倍显微镜就需要16台，一冬天我就把器材都弄过去。1969年，我和同志们商量说“咱们把全乡的土种羊骟了，一群羊只留两个试精公羊，把输精管切断。输精管切断只能试精不能配种。
”我们开现场会，教了技术。当时乡里兽医就说：“老武你的责任就大了，这样一搞将来犯错误得坐牢！”我想了一下和同志们说：“既然搞工作，如果不担当，工作就没法做，现在和乡里说了肯定不让搞，这就阻挠咋们的改良发展，如果出事，这个责任我承担，坐牢我也不怕，既然干事业，就得承担责任”。全乡50群羊，骟了250多个土种公羊。过了几天乡里领导知道了，找我说：“你咋这么胆大，真有杀牛胆子！”我说不怕，我有计算了。把土种羊骟了，乡里也增加了压力。乡里的书记说：“你这样搞，我的乌纱帽也得丢！”我说“你怕丢乌纱帽，我怕成了历史罪人，咋们搞人工授精，我把器材都弄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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