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茅台拒录的HIV感染者：公司曾同意继续做工 但迫于舆论情况变糟

　　“（不录我）是因为艾滋吗？”

　　“对。”面对员工刘元（化名）的追问，贵州茅台酱香酒营销有限公司（下称“茅台酱香酒”）人事部一名工作人员直言。

　　当了两年临时工后，刘元被挡在了“转正”的门外。同样作为销售人员，刘元今年的月薪“好一点也就是5000多一点”，这与正式工的工资差了不止一倍。

　　刘元称，茅台酱香酒方面一开始表示，他可以继续当临时工。但最近“迫于舆论压力”，事情可能变得更糟糕了。

　　体检

　　刘元是在2014年确诊感染HIV的。

　　知道自己“不太容易被人接纳”，刘元此后曾尝试创业，但经营不善还欠下债务。他决定重回企业工作，“我了解过一些国家政策，这个病不能从事什么工作我心里都有数。”

　　2017年4月，刘元“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给茅台酱香酒投了简历。招聘过程很顺利，刘元很快入职，成为公司的一名销售临时工。刘元称，当时并没有做入职体检。

　　他没有想到，“体检”埋伏在两年后。

　　2019年6月28日，第一批转正人员名单公布的时候，刘元没有如愿看到自己的名字，因为在茅台集团医院初次体检“结果异常”。

　　7月10日早上，公司人事部打电话通知他去贵州省仁怀市疾控中心复检。刘元称，当时他在外面等，人事部的一位工作人员拿着自己的身份证去做了登记。

　　“你可以进来了”，刘元走向复查的诊室，一抬头看到门口赫然写着“HIV检测”。刘元刚想张口问为何检查该项，上述工作人员匆匆出诊室门，与他交错而过。

　　刘元坐下，医生给他抽血，“医生没必要了，别耽误你们的时间”。刘元没有要检测结果。

　　“你是有事儿还是没事儿啊？”公司的电话很快打过来，刘元没有否认。

　　几天后，第二批录取名单公布，没有他。此前他的笔试面试成绩均在录取范围内，“我们只录前30名，后面把第31名都补录进来了。”

　　名单公示时，刘元仍在和公司交涉。“传开了会影响公司形象，在员工当中也会造成恐慌情绪。”人事部回复他说。

　　刘元称，茅台酱香酒此前公布的体检标准中，并没有HIV这一项。9月18日，公司内部发布了一份名为《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招录用工体检标准（试行）》的文件，文中注明HIV感染者公司不予录用，落款时间为2017年6月。但刘元表示，该标准此前从未公开。

　　“我们来面试接受临时工的工作，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想法——有朝一日能够通过考试去晋升，成为正式工。”临时工与正式工的工作强度没有区别，但后者可以轮岗，且待遇是前者的2~3倍。

　　刘元被告知可以继续在公司任职，但只能是临时工。多次与公司及集团公司交涉，找了“一切能够找到的领导”仍无效后，10月16日，刘元将贵州茅台酱香酒营销有限公司告上了法庭。

　　“歧视”

　　采访时，刘元再三叮嘱中国新闻周刊不要在报道中暴露他的个人信息，即使采用录音也要对他的声音作处理。因为某些媒体的疏忽，他现在备受困扰。

　　隐藏身份对刘元来说至关重要。这是他和整个艾滋群体的共同诉求。

　　公开资料显示，截至2018年6月30日，全国报告现存活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人820756例，报告死亡253031例。长久以来，因为该病被列入“重大传染病”，社会大众多“谈艾色变”，用人单位也对这部分患者避而远之。

　　但被拒只是开始，维权之路漫漫。

　　2010年，小吴（化名）因在体检中被确认“HIV-1抗体阳性”而被安庆市教育局拒录。之后，小吴将安庆市教育局及安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告上法庭。同年11月，安庆市迎江区人民法院以“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依法不能从事教育教学工作。宪法、劳动法、就业促进法等规定了平等就业权利，但是这种平等就业的权利，并不排除法律基于保护公共利益、他人利益而对特定情况下权利人的就业权利进行限制”为由驳回了小吴的诉讼请求，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一审判决。

　　这就是国内著名的“艾滋病就业歧视第一案”。

　　2013年，特岗教师李成（化名）因携带HIV病毒而被单位拒绝转正。在申请劳动仲裁未果后，他向当地法院提起诉讼。经历了法院拒绝受理、上诉、审判后，李成在2016年5月赢得诉讼，获得了当地教育局、科技局9800元的经济赔偿。

　　这是国内首例成功获得法院胜诉判决的艾滋病就业歧视案。此前，全国至少有5起艾滋病歧视案败诉。但胜诉对李成来说并不是最好的结果，因为他还是丢了工作。

　　由中央党校社会发展研究所、玛丽斯特普“积极对话”项目和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2010年共同完成的《中国艾滋病感染者歧视状况调查报告》显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最大的恐惧是其感染身份未经许可被暴露。超过40%的受访者称自己曾遭受艾滋病相关的歧视，超过20%自感染以来由于艾滋病曾遭遇过对其个人权利的侵犯。其中，六分之一的感染者因感染艾滋病病毒而失业或被拒绝就业。

　　这其中或许不只是“歧视”。

　　“这个真不想回答。”中国新闻周刊针对此事及录用HIV感染者相关问题询问一名国企HR，被直接拒绝。

　　“虽然出于社会平等或法律要求应该接受他（刘元），但99%的公司应该都不会留，这是对其他员工的保护。”从事HR已有7年的刘女士坦言，招聘HIV感染者成本过高，会引起其他员工的恐慌，“现在招人太难了”。

　　在刘元事件的相关新闻报道下，一些高赞评论写着“谁愿意和HIV一起工作？！”“如果我的同事有这个病，我肯定超级怕。明知道喝水吃饭不会传染，但是绝对不会和他同桌吃喝一桶水。”“招不招你选择权在企业。艾滋病治不好，我为什么要冒着风险跟HIV患者共处一个工作环境？”

　　“因为大家对艾滋病的传染方式及预防缺乏了解，产生了排斥心理。建议多普及相关知识，关心、帮助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回归正常的生活。”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高晓丽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分析道。

　　“我只想要工作”

　　这些声音刘元都听到了。

　　“这个病传染渠道很窄，长期服药的话也不具有传染性。”在与公司交涉时，刘元曾反复“科普”并声明自己的权利。

　　刘元的代理律师常玮平很坚定，“根据《艾滋病防治条例》，我国艾滋病检测实行的是自愿性原则，茅台公司在刘元不知情的情况下检测其艾滋病感染情况，本身就是违法的。公司基于这样一个侵犯隐私权的检测做出不录用的决定，又第二次侵犯了刘元的平等就业权。”

　　这得到了其他律师的印证。

　　“如果贵州茅台酱香酒营销有限公司因刘元患病拒绝录用他从事销售工作岗位，是违反法律规定的。法律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用人单位招用人员，不得以是传染病病原携带者为由拒绝录用。这侵犯了当事人的平等就业权利。”高晓丽表示，销售工作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禁止从事的易使该传染病扩散的工作。

　　此外，根据《艾滋病防治条例》，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进行艾滋病流行病学调查时，被调查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有关情况。没有法律明确规定艾滋病人必须要跟用人单位汇报病情，艾滋病是个人隐私。未经本人或者其监护人同意，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公开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属的姓名、住址、工作单位、肖像、病史资料以及其他可能推断出其具体身份的信息。

　　常玮平称，这是中国“平等就业第一案”。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增加民事案件案由的通知法〔2018〕344号在《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增加“平等就业权纠纷”纠纷案由。

　　基于此，刘元诉请法院判决确认贵州茅台酱香酒营销有限公司侵犯他的平等就业权；判令茅台酱香酒排除妨害，依法录用他；向他支付精神抚慰金5万元，赔偿因维权而支付的合理成本约4万元等。

　　胜诉的案例近年来的确多了起来。

　　2015年，在事业单位招聘考试中取得综合成绩第一的王克（化名）也因在体检环节中查出HIV 抗体呈阳性而遭拒录。一审败诉后，王克在二审中得到了法院支持，获得了5万元的经济赔偿，并由被告负责解决王克在原单位因被歧视而耽误的职称评审。

　　“（2016）浙01民终7987号杭州恒仲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李家琪一般人格权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与刘元这个案件比较相似，最后原告获得了一定的物质及精神损害赔偿。”高晓丽说。

　　“艾滋病其实真的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恐怖和可怕，如果你勇敢地站出来，你会发现其实你身边的人还是能够理解和包容的。”刘元称，事情被曝光后原先的同事并未因此疏远他，甚至之前的客户也打来电话关心。

　　但目前事情并无进展，法院也暂未回复。刘元称，虽然工资照发，但他被要求“暂停手头的工作”。

　　“我从来没想过要和茅台对立，毕竟工作两年我对企业有感情，但他们这样欺负我，我实在是忍不下这口气！”刘元表示，如果公司领导愿意坐下来跟自己好好谈谈，他也愿意接受调解，但底线是回公司工作。“这是我应得的。”

　　但前两天的一次谈话让他寒心，公司表示领导不会与他沟通，即使开庭也是由公司法务部出面。“一直在提赔偿，没说具体赔偿金额。我也压根没问，因为我不接受赔偿，我只想要工作。”

　　截至发稿前，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及茅台酱香酒未对此事作出正面回应。中国新闻周刊多次致电茅台酱香酒负责对外工作的战略合作部，均未获回应。该公司人事部一位工作人员称，自己不清楚此事，负责人出差了，联系方式不便告知。

　　刘元说这份临时工的合同是12月1日到期。而按照劳务派遣合同条款，派遣期限到了后如用人单位无异议则自动续约下一个派遣周期，“如果这件事我没有起诉也没有曝光的话，派遣工作本还可以继续。”

　　这一天，刚好是世界艾滋病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