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客岛：因骚乱突然取消APEC峰会，智利局势有多严重？

　　10月30日，智利总统皮涅拉突然宣布，放弃主办原定于11月的APEC峰会，以及12月的联合国气候大会，以集中精力解决国内问题。

　　这一决定让世界惊讶，毕竟这在APEC历史上可是首次，并且由于中美经贸磋商进展，外界普遍对这场峰会抱有期待。

　　智利骚乱有这么严重？——事实也确实如此，也就两周多的骚乱目前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7000多人被捕，部分华人商铺也遭殃，被抢劫或烧毁。

　　智利爆发这么严重的骚乱，其背后隐藏的深刻社会结构性问题，值得每个中国人深思。

　　模式

　　在大家的印象中，智利是拉美地区相当发达的国家。数据也证明如此：2018年智利人均收入已接近1.6万美元（中国是接近1万美元），位居拉美首位，智利还是经合组织（OECD）这个“富国俱乐部”的成员。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样一个富裕的国家却因地铁票价上涨30比索（合人民币3毛钱）这样一个小理由，发生了几十年来最大一次全国性抗议活动。和平示威之外，我们还看到了大量烧的暴力活动。

　　“不是30比索，而是30年”——示威者喊出了这样的口号，这说明这次骚乱是智利社会长期积累的不满情绪的总爆发。

　　示威者明确亮出他们抗议的目标是“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

　　何谓新自由主义？为什么新自由主义成为智利民众不满的根源？

　　准确来说，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学理论和思潮，并不诞生于智利，而是起源于20世纪二三十时代的欧洲，其倡导者是奥地利经济学家哈耶克和“英国学派”。

　　该理论延续自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强调市场的完全自由竞争，认为个人权利先于集体，主张政府对市场干预的最小化，倡导私有化改革。

　　在20世纪70年代，由于凯恩斯主义无法解决西方国家面临的失业与通货膨胀并存局面，即“滞涨”问题。欧美大部分经济学家重拾新自由主义，欧美国家也开始大力向海外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

　　1975年，靠军事政变上台的智利总统皮诺切特邀请到了美国“芝加哥学派”的大师米尔顿·弗里德曼考察智利，深深信服于后者的理论。而后，皮诺切废除了其前任阿连德总统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各项政策，进行了彻底的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改革。

　　不同于后来苏联和中东国家“休克疗法”的失败，当时的智利军政府凭借强力统治和高压政策，使智利度过了艰难的转型期，从上世界80年代开始，智利经济常年保持高速增长，成为西方国家口中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典范，其模式也被称为“智利模式”。

　　在“智利模式”下，国有企业以及养老体系进行了私有化，工会和各项福利制度被废除，企业税收降低，大量吸引外资，政府扮演“守夜人”的角色，除提供基本的法制和社会秩序外，最低度地干预市场。

　　在外贸方面，智利与50多个国家签署20多个自由贸易协定，与签署协定国家的平均关税低至1.2%，石油、铜矿等原材料和渔业等初级产品大量出口，工业制成品主要靠进口。

　　对比

　　智利30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后面，隐藏着什么问题？

　　智利国家男子足球队的门将布拉沃（Claudio Bravo）在社交媒体上这么说：他们卖了我们水资源、电力、油气、教育、健康、养老金、医疗，我们的公路、森林、阿塔卡马盐沼、冰川、交通，到私人的手里。还剩什么？这还不够吗？我们不想要一个只为少数人的智利。

　　实际上，尽管本次圣地亚哥地铁票只涨价3毛钱，但这已是今年内第二次涨价，并且原起步价是800比索（高峰时段），合人民币8元左右，已是相当不便宜。

　　而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智利一半工人的年收入低于6600美元（合人民币46480元），与1.6万美元的人均收入相距甚远，贫困发生率高达8.6%（中国是1.7%），可见智利社会收入差距之大，社会分化之大。

　　也许智利太远，我们很难看到智利社会的样子，但香港的现状，告诉了我们自由放任经济政策的结果，无外乎房价高企、生活成本巨大、普通人剥夺感强烈，年轻人上升无望。

　　不过，尽管人们常拿香港局势和智利骚乱比较，但在智利示威者看来，他们抗议的性质和香港情况完全不同。

　　在海外社交媒体上，一个香港示威者的留言引起了智利示威者的强力反驳，如下图。

　　这位名为“巴丢草”的香港账号说：嗨，所有来自加泰罗尼亚、智利和黎巴嫩的示威者们，香港人给你们提供了一个处理催泪瓦斯的新方法。

　　一名智利人的账号回复说：我们和那些来自香港的暴徒一点关系没有，他们是美国支持的右翼分子，在智利，我们讨厌美国的新自由主义，美国必须停止干涉其他国家，这个罪恶帝国已经对阿连德（总统）这么干过。

　　这里他指的是，当年支持社会主义的阿连德就是在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策划下被推翻，皮诺切也是在美国的支持下上台。

　　由此可见，尽管香港和智利示威者暴力手段相似，原因也有相同之处，但双方的想法和解决方案完全不同：香港示威者觉得他们的自由还是不够，想要绝对的自由，而智利示威者认识到本身模式存在的问题，想要的是社会平等。

　　得失

　　其实不但在智利，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带来的困境在越来越多的国家显现。一些批评者认为，新自由主义就是“极端自由主义”、“市场”。

　　在拉美另一个大国墨西哥，从1982年开始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产生了几乎成为墨西哥标签的烦——毒贩集团。当时，墨西哥农村的土地和其他领域一样，进行了私有化改革，并允许自由买卖，农业领域也开放给外资。

　　结果，墨西哥的农业逐渐被外资控制，大量无地农民被迫进入城市，形成贫民窟，无法被城市吸纳的大量无业人口走上毒品行业。背靠美国这个大型毒品市场，墨西哥的毒贩集团逐渐壮大成可以和政府抗衡的力量。

　　有学者认为，新自由主义存在逻辑陷阱和内生极端化趋向，即将私有制、市场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教条化、简单化，并片面强调市场自由化的绝对有效性，否定政府调控的积极作用。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拉美研究中心主任崔守军这么解释：市场不是万能的，并不是所有经济资源都会进入市场，人类经济活动还存在着非市场性的制度安排和机制，例如社会文化、政治传统、意识形态等都对人类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活动产生重大影响的塑造作用。

　　从根本上讲，新自由主义仍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种，无法逃脱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它带来了效率，但必然导致分配不公、社会分化。这个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必然就会爆发。

　　可以说，智利社会问题的爆发被大大推迟了，这首先归因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智利地形狭长、资源丰富、人口密度低、海岸线漫长且临近美国市场，这为大宗商品和矿产制品的出口贸易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其次，“智利模式”有其不同于其他拉美国家的优势，从而大大延缓了矛盾。

　　在崔守军看来，与其他拉美国家政党政治普遍存在明显的“钟摆效应”不同，“智利模式”政治稳定，不论意识形态的左与右，各派别富有妥协精神，能够在重大问题上形成比较一致的立场，政策确定性和透明性高。

　　另一方面，智利法治健全，社会开放，营商环境好，有利于接受发达国家技术与资本的转移。根据世界银行2018年营商环境评估，智利在189个国家中排名第55，虽然较2017年下降7名但在发展中国家中仍属较高水平。

　　不过，由于近年来全球经济复苏乏力，过去几年大宗商品价格的大幅下跌，智利的出口收入下降，公共福利的缺乏和开支不足加剧了低收入群体的“失败感”“被抛弃感”。在这种背景下，地铁涨价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民生永远是最大的政治，在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智利模式”最大的弊病在于没有处理好国家和市场、公平和效率的问题。

　　着眼未来，破除对新自由主义的迷思，发挥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场无形之手的双重力量，无疑是解决智利困局的必由之路。

　　文/宇文雷格

　　参考资料/《反思“智利模式”之殇》，作者崔守军、刘祚黎，载于观察者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