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西乡隆盛？

　　1877年9月24日清晨，政府军对叛乱者残部发动了最后的进攻。数小时后，对方被彻底击溃。然而，在打扫战场时，人们只找到了叛军首领的身体，却不知其头颅的去向。没有他的首级，政府军的胜利事实上成了一场空谈。这个人是谁？他为什么叛乱？为何政府军会对他的死亡如此执着？甚至100多年后，好莱坞电影《最后的武士》仍然以这个人的事迹取材。

　　这个人就是西乡隆盛，和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并称“维新三杰”，在近代日本的缔造者中，他无疑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和明治维新期间的许多人物一样，西乡隆盛也出生在日本九州的西南部地区，作为家中的长子，他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在日本，人的名字并不从一而终，譬如孩提时期的西乡隆盛名叫西乡十六，但是到了七岁后便改名为吉之介，成年时又改名为“隆盛”，这些不同的名字又分别对应着不同的身份，它象征着一个人从儿童逐渐成长为青年。

　　在此期间，日本正发生着影响深远的变革，而变革的中心不是繁华的京都或江户，而是西南部的九州地区，1633年，幕府下达锁国令，这个国家便切断了与海外的关系，只允许长崎与外界保持必要的贸易。尽管如此，西方的技术还是不断从长崎渗入这个社会，而九州也因此成了社会潮流的前哨站。

　　从长崎策马出发，需要一天多时间才能到达鹿儿岛，鹿儿岛三面被海洋包围，处在一个口袋型的海湾中央。和长崎不同，这里的位置相对偏僻。在鹿儿岛城下，一条泥泞的大道直通主城，而在大道两侧，星罗棋布地分布着茅屋和院落，这里是下级武士的家。但在这片破败的住宅区中，却诞生了许多明治维新的重要人物：未来的大藏卿大久保利通是西乡隆盛的邻居；他的表弟大山岩则在1890年代成为陆军大将；晚辈东乡平八郎后来成为海军元帅——他们不仅是同僚和战友，更是彼此学习的对象和亲密的伙伴。

　　年幼时的西乡隆盛体格硕大，思路敏捷。作为武士的后代，他本应成为社会的精英，但为弥补父亲欠下的高利贷，他从12岁便开始了自食其力的生活。这种生活虽然是讽刺的，但无疑为西乡隆盛带来了一个艰难但健康的童年。

　　西乡自幼受到严格的训练，养成了尚武的习性，他后来与大久保利通一起学习了中国的阳明学和朱子学，同时又向当地高僧学习佛学。而在当时，日本的政治体制也是多种元素交错混杂：名义上处于最高层的是天皇；掌握实权的幕府将军则位于江户；统治地方的是200多个半独立的大名，他们拥有自治地位，但又臣属于将军。按照与将军的亲疏，这些藩国有“亲藩”和“外藩”之分，西乡隆盛所在的萨摩藩就在这些“外藩”之中，与长州、土佐、肥前号称“西南四藩”。封闭、偏远和孤立——这些构成了割据的必要条件，在19世纪60年代，这片土地自然成了倒幕运动的主要据点。

　　西乡28岁时成为萨摩藩主岛津齐彬的亲信。尽管略微驼背，但他的身高仍然达到了1米76，在19世纪的日本人中宛如鹤立鸡群。当时，在岛津齐彬的统治下，萨摩展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在各藩之中，萨摩率先引入了西方的技术和工业设备，这些带动了商业和教育的繁荣，得益于此，出身下级武士的西乡隆盛也获得了展示才华的机会。

　　受到齐彬改革藩政以求富强的思想影响，西乡隆盛为齐彬倡导的“公武合体”运动四处奔走，这项运动要求在维护幕府统治的前提下，将权力交还给天皇和公卿。 1858年，岛津齐彬暴病而亡，由齐彬的侄子岛津忠义任藩主，实权则掌握在忠义的父亲岛津久光手中。西乡闻讯，曾打算在齐彬的墓前为主人殉死。月照和尚劝阻他，告诫他只有实现齐彬未尽的理想才是表示自己对主人忠诚的办法。此后，他来往于京都与江户之间，进行勤王活动，策划除掉保守的幕府最高行政官井伊直弼。9月，井伊残酷勤王志士，西乡和月照逃出京城。他们感到勤王大势已去，坐小船在鹿儿岛湾投海自尽。被船民救起时，月照已溘然长逝，西乡亦奄奄一息。岛津久光把他流放到奄美大岛，这是日本最南面的岛屿。

　　在流放地冲永良部岛，西乡仍设法上书岛津久光，减免了当地居民的赋税，如今，人们树立了他的铜像以示纪念。

　　1862年西乡隆盛在大久保利通的帮助下返回萨摩藩。岛津久光本想借助西乡的声望，继续搞“公武合体”计划，不料遭到西乡的反对，认为久光的威望不够。久光一怒之下，将西乡流放到德之岛，两个月后再转到流放重犯的冲永良部岛。久光的命令是把西乡“关起来”，冲永良部岛的地方官就让工人为这个囚犯造了一个牢笼，只有竹制的围栏和屋顶，勉强能遮住阳光，但两边却隔不住炎热和风雨，蚊虫也在不停地袭扰。西乡在里面安静地等待死亡来临。一个叫土持政照的官员不愿看到西乡就这样死去，他找到地方官说，“关起来”不一定就是用一座牢笼，也可以是间房子。地方官同意了。1864年，因藩士们要求，岛津久光下令召回西乡。

　　回到鹿儿岛，西乡立刻被委以统率萨摩陆海军的大权，并与大久保利通合作着手进行藩政改革。这是日本国内政局混乱的一个时期，先是在7月发生了长州藩攻击皇宫的严重事件，起因是幕府排斥长州藩对皇室的控制——这就是日本历史上有名的“禁门之变”。长州军队向皇宫开炮，遭到各藩禁卫军的反击。事后幕府下令各藩联合讨伐长州，由西乡担任征长联军的实际指挥官。

　　就在这时，一次会面改变了西乡隆盛对日本前途的看法。9月，西乡在大阪见到了胜海舟。胜海舟出身贫寒，但很有才华，当时是幕府的海军司令——“军舰奉行”。他对西方情况十分了解，对幕府的内情也有很深的认识。西乡本认为幕府尽管有问题，但还应该存在。胜海舟则认为幕府政治已无可救药，应该实行强藩的联合，倒幕维新。这次会面让西乡大开眼界，逐渐产生了坚决倒幕的思想。第一次征长战争中，西乡力主和平解决。他率领15万大军到达长州边界就止步不前，逼迫长州藩主交出3个支持袭击皇宫的家老的首级，又处死了4个参与袭击的官员，然后解散征长军。而在幕府组织第二次征长战争时，萨摩藩拒绝出兵，并果断站在了幕府的对立面。

　　1866年7月，幕府将军德川家茂病死，由德川庆喜继任。12月，一贯压制倒幕派的孝明天皇神秘死亡，年仅14岁的明治天皇继位。倒幕派利用宫廷形势的变化，开始准备武装倒幕。在土佐藩传奇人物坂本龙马等人的斡旋下，几个西南强藩决心联手讨伐幕府。

　　1867年12月9月，西乡、大久保与支持他们的公卿联合，发布“王政复古”号令，宣布废除将军制度，要求德川庆喜立即“辞官纳地”。以德川庆喜为首的旧幕府势力不愿交出权力，一场恶战不可避免。1868年1月，在京都南面的鸟羽、伏见，双方发生军事冲突，幕府军队的人数是倒幕军的三倍，并且包括了最精锐的、由法国顾问训练的西式步兵团。

　　但事实证明，仅有数量、装备和匹夫之勇是不够的，决定近代战争胜败的是士气和合理的组织，当这支大军陷入内外夹击时，许多士兵开始在战场上逃跑。美国作家马克·莱维纳（Mark Ravina）评论道：“伏见鸟羽之战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幕府将整个国家的西半部分输给了由西南大名组成的联盟，战争虽然刚刚开始，但气势已经完全倒向了新政府军。”至此，日本向近代化之路迈出了重要一步，也正是这一切，使这场战斗有理由跻身对19世纪影响最大的战役之列。

　　2月，讨幕军从京都出发东征，包围了江户。面对国内外局势，江户守卫司令胜海舟决定说服末代将军庆喜辞职。西乡在江户见到胜海舟，同意签订一个宽大的投降协定，西乡后来因此被授予正三位官职，成为诸藩家臣中地位最显赫的官员。

　　击败幕府军队固然是西乡个人的胜利，也是近代化的胜利。然而，作为一名武士，这种胜利却令他难以安眠。一方面，他沉浸在强烈的成就感之中，但另一方面，他也被战争的破坏震惊；面对战后的新日本，他感到的更多是恐惧，因为他希望出身贫寒的下级武士能在未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但新国家强调政府和公民的地位，拒绝维护武士的特权。这些都背离了他的信条——更讽刺的是，这种变化的恰恰是他本人引发的。他在给一位好友的信中说：“继续履行我的职责只让我变得羞愧和胆怯。”

　　功成名就的西乡，认为自己的地位高于藩主，有损“忠臣”的声誉，便于1870年1月回鹿儿岛当藩政顾问。1870年12月，在好友大久保利通劝说下，他又回到东京（由江户改名），致力于组建一支近代化军队，接着又主导了废藩置县的改革，原有的藩主交出权力，保留他们藩税收入的十分之一作为终生薪金。但同时，繁重的公务令他日益烦躁，他与许多同僚爆发了严重的矛盾。

　　1871年，是日本真正意义上的“脱亚入欧”之年，在这一年，明治政府向西方派出了庞大的使节团，在英国，大久保利通被漫天浓烟的工业化震慑，回国后，他坚持政府的当务之急是应当修建铁路、兴办工业。但西乡隆盛却沉浸在他传统又保守的的生活方式里。作为陆军大将兼参议，他每月工资是500日元，但他的生活只需要15元，剩余工资就放在客厅的架子上，任人拿取。还有一次，他与新政府的阁僚一起在官署就餐。当饭团不小心落在地上时，他吹掉上面的砂粒，若无其事地吃掉——他始终认为沉迷西方的生活方式不应该是一个武士的兴趣。

　　事实上，西乡隆盛不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家，与建设一个近代化的日本相比，他更关心下级武士的想法，并尽可能地试图代表这个没落阶层的利益。他迫使藩主交出了地方政权，并通过土地、教育和地租改革强化中央政府的地位，也正是为了铲平旧的上层建筑，给下级武士更多发挥作用的舞台。然而社会的剧变注定是痛苦的，明治初年的新政，并没有缓解武士的危机，而西乡自己很快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局面。

　　1872年之后，人们看到西乡的态度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一面支持改革，一面阻挠改革。在他看来，大久保利通的“殖产兴业”政策简直是在浪费。对棘手的税收问题，他束手无策，认为必须通过对邻国朝鲜发动战争才能解决。由此诞生了“征韩论”，此提案一出，内阁哗然，大臣间爆发了激烈的争吵。作为主要反对者，大久保利通认为，政府首先要解决的应该是财政紧张，在根基未稳的情况下发动对外战争，这无异于以卵击石的冒险。

　　明治政府迅速走向分裂。西乡隆盛咒骂大久保是“萨摩最大的懦夫”，认为他自从回国之后便辱没了武士的身份。而西乡之所以鼓吹战争，原因又不在于天生好战，而是如果不能通过对外战争缓解社会矛盾，那么武士的地位将十分危险。在明治时期的财政支出中，约三分之一被用于支付武士的薪俸，由此出现了巨额的财政赤字。为平衡收支，这种特权就必须废除，对西乡隆盛而言，这令他完全无法接受。他参加明治维新并非出于对现代化的向往，而是为了帮助和他一样一贫如洗的下级武士改变身份。但在改革之后，这个群体的境遇却更为潦倒，尤其是1876年之后，政府强制推行了“秩禄处分”，武士的年金被废除，同时被剥夺的还有佩刀等特权。1874年6月，在因政治冲突离开东京之后，西乡隆盛开始在鹿儿岛（原萨摩藩）经营“私学校”。这些学校实际是割据一方的武装结社。由于西乡隆盛的地位和声望，私学校的规模不断扩大，他们既不向东京上缴税金，也抵制政府的各项社会改革。面对这种情况，1877年1月，大久保利通政府派人潜入鹿儿岛进行调查，这次行动宣告失败，并很快成了西南战争的导火线。

　　1877年2月5日，鹿儿岛私学校开始招兵，由此组成的叛军也被称为“萨（摩）军”。按照战前制定的进攻策略：他们将首先攻击并占领九州的核心——熊本，然后以此为基础在日本西南部形成割据，等待各地的武士群起响应。但他们完全低估了政府军的实力，蜂拥出动的萨军虽然声势浩大，但由于缺乏攻城武器，在熊本城下屡战屡败。到24日晚，进攻的势头减弱，变为一场持久的围困战。对于萨摩军来说，胜利的机会就这样与其失之交臂。

　　当获悉西乡隆盛叛乱的消息后，政府军迅速完成了增员：参战政府军的人数超过了6万人，还包括海军的一整支舰队。

　　萨军停止强攻熊本城之后转而挥兵北进，而政府军则从九州北部的福冈南下，双方在高濑展开激战，呐喊之声与炮声混杂，震天动地。和《最后的武士》描写的不同，萨军也装备了大量的步枪，只不过重炮数量比政府军少，而且后勤补给情况更差。激战当中，萨军得力战将、西乡隆盛的弟弟西乡小兵卫战死。萨军不得不向南败退。

　　接下来的吉次之战中，交锋激烈残酷。史书记载，两军所费弹丸数十万发，堡垒壕沟，延及数百里之间，为弹夹所盖，死尸纵横。在后来被称为“地狱脊”的战场上，萨军主将筱原国干中弹身亡，政府军指挥官野津道贯也险些丧生。

　　法国《Le Monde illustre》画报描绘的萨军指挥部，可见其中仍有大量成员身着武士铠甲。

　　吉次之战之后，双方又在田原坂展开激战。田原坂是丘陵地带，顶部凹进，恰似胸墙壁垒，断崖绝壁，易守难攻。开战之后，政府军突入萨军前沿，登上坡道，受到了萨军居高临下的猛烈射击，陷入了进必伤、退必死的境地。殊死的战斗历时十七天，直到当地因萨军弹药缺乏、战术拙劣而宣告失守。

　　至此，萨军不得不面对毫无希望的局势。当前线激正酣之时，另一支政府军其背后登陆，使其陷入了腹背受敌的境地。大势已去，西乡隆盛只好向鹿儿岛境内撤退，政府军一路尾随，在四面楚歌声中，最后的武士末日将至。

　　8月14日，西乡指挥全军在可爱岳同政府军展开决战。此时的萨军已经被围困在方圆一里的峡谷中，走投无路的西乡销毁了起兵以来的各种文件。有人不解，问他为什么这么做？西乡笑着回答：“今百事瓦解，皆已无用，付之灰烬，扫我尘垢耳。”

　　走投无路之下，西乡率队登上可爱岳，开始突围，半月时间，他行程百里，无奈政府军部署严密，整个地区堡垒、栅栏和壕沟密如蛛网，并有哨兵日夜把守。1877年9月23日，秋风骤起，月光下的海面凄凄冷冷，武士们最后一次把酒当歌：“露水尚有草叶可以栖身，而世间却无我等容身之所。”

　　当旭日初升之时，政府军被眼前的景象震惊。西乡隆盛和将领们从藏身的洞窟中走出，身着便装，挥武士刀，前方是一片山坡，坡路尽头是由政府军建造的堡垒工事。从一开始，他们的进攻就毫无希望可言，即便冲到堡垒附近，也很难越过坚固的工事。一时间弹如雨下，许多武士中弹身亡，另一些则在路边剖腹自尽。西乡被人簇拥着继续前进，身中两弹。他用手撑起身躯，对身边的别府晋介大声喊：“晋介，就在此处动手吧！”

　　前天夜里，西乡自知必死，要求旁人在关键时刻砍下自己的头颅，现在他认为时机已到。别府含泪，待西乡切腹后，仰天大呼斩下了西乡的首级。追随的武士们眼见西乡死去，泪流满面，纷纷在道边拔刀自戕。

　　西南战争结束后，长崎一位僧人作诗说：“孤军奋斗破围还，一百里程垒壁间。我剑已折我马毙，秋风埋骨故乡山。”这首诗，正切中了西乡及其追随者的心境。最后一战，萨军残部全军覆灭，战死者多达一百六十余人。

　　后人在西乡隆盛自杀之地树立的纪念碑，碑上的“南洲翁”三字是西乡隆盛的别号和笔名。

　　由鹿儿岛士族发动的“西南战争”至此划上句号，其历时两百天，影响达于整个九州，导致政府军6800人阵亡，9000余人负伤；萨军也有多达6500余人战死。作为近代日本史上规模最大、也是最后的一场内战，这场战争的实质是两种不同政治观点——即建立以武士为核心的天皇制国家还是以近代政府为核心的君主立宪制国家——的冲突。而西乡隆盛自尽之时，也被视为武士时代的终结。

　　西乡隆盛在当时被定为“叛逆”，但依旧被人们视为武士道精神的典型，后来明治政府在1893年为他恢复名誉。而他的政敌大久保利通则被认为是老奸巨猾之徒——1878年5月14日，大久保利通在东京被崇拜西乡的武士刺死。

　　当然，人们对西乡隆盛在“西南战争”中的表现也充满了疑惑，这样一个以“忠君”自况的人，为何会公然举兵对抗中央？他在“西南战争”中的表现也令人诧异。据西乡隆盛的亲兵回忆，除了战死时，他极少亲临沙场。即使两军交锋正酣，他对打猎的兴趣也远胜于战斗本身。对胜利或失败，他不置可否；举兵后，他辗转不定、行踪飘忽。

　　如果以上属实，那么至少可以这样说，西乡隆盛并非叛乱的实际指挥者，他只是在刻意寻求死亡，并且在万念俱灰之后，在一场毫无希望的挣扎中领导了一支孤注一掷的军队。他在鹿儿岛太有人气，太有威信，太有魅力——作为偶像，西乡是叛军需要的，而且他也乐意这样做。无论今天怎样评说，至少对战死沙场一事，西乡本人称得上无怨无悔。

　　位于东京上野公园的西乡隆盛铜像，西乡生前不喜摄影，因此雕塑家只能通过其亲属和后人的描述还原其相貌。也正是因此，在雕塑落成时，其遗孀曾表示：“我丈夫根本不是这个样子。”

　　至今，他的铜像仍树立在东京上野公园，受到公众的缅怀与敬仰，碑文评价他为“代表日本的伟人”，而发动叛乱的事实则被一笔带过；但同时，日本人的感情又是复杂的，民间始终存在这样一种说法，之所以供奉西乡隆盛的铜像，是为了防止他的怨灵返回人间作祟。而对西乡的态度也充当了日本民族精神的写照，人们怀缅他，是因为他始终恪守武士的信条，忠诚、单纯、粗犷且坚定——这种精神象征着近代日本；人们又之所以保持距离，也源于他的武士身份，他好斗、顽固且抵制现代文明，这些带来了他的死亡，也在1945年给旧日本帝国带来了毁灭。或许可以套用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一书中的看法，这种矛盾心态实际是保守与现代、民族与世界之间的进退两难，没有它们，就不会有今天的日本和今天的日本人。

　　说起日本的明治维新，除了明治天皇，最有名的恐怕就是西乡隆盛了。他是明治维新的最大功臣，却又在 1877 年成为叛军首领，战败而死，成为反贼、叛国贼。但明治二十二年，1889 年，日本颁布宪法，他被大赦，撤消叛乱罪名，恢复名誉，并被追赠国正三位。明治三十二年，1898 年，在东京上野公园为他建立了一座铜像，供人瞻仰。

　　西乡隆盛出生于日本萨摩藩鹿儿岛，日本闭关锁国，但萨摩藩主却悄悄与外国往来，对荷兰的一些西方技术感兴趣。因此，萨藩较为开明。

　　1851 年，岛津齐彬逼父让位，成为萨摩藩第十一代藩主。岛津齐彬是领导萨摩藩执行富国强兵政策、最终在幕末崛起的领袖人物，并培养出了诸如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东乡平八郎等一批后来发动明治维新的英才。萨摩藩这个平台，为他提供了一个成为历史风云人物的大舞台。

　　1844 年，他子承父业，在衙门里当个无事无权的税务小官。萨摩藩陷入血腥的藩主争夺战中，岛津齐彬高层亲信被反对者清洗得也差不多了，无多少人才可用，只能启用下层，并且西乡隆盛并未参与支持齐彬与反对派斗争，因此得到重用。 1854 年 1 月 21 日，他作为岛津齐彬随从，参加到江户的「参谨交待」。

　　3 月 6 日，到达江户——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江户的经济文化繁荣、思想活跃使他大为震惊、震奋，开始与其他藩各种人物交往。江户随齐彬住了三年，接触到「水户学派」，使他眼界大开，彻底改变了他的世界观。明治维新最著名的口号，尊王攘夷，也受水户学派极大影响。

　　在江户的三年，西乡与许多来自日本其他各地热衷水户学派的家臣结识，形成了一个人际关系网络，对他后来的政治活动至关重要。他此前对日本、天皇几乎没有认识，更没有将日本作为一个「皇国」。接触、接受水户学派后，他开始经常提到皇家，以此来构建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这些经历，使西乡隆盛开始有「日本－神之国」的观念，开始有「天下－日本」的观念。

　　另一个观念的变化，是突破了主人岛津齐彬的观念，明确主张「开国」，之所以能有观念突破，得益于与福井藩士桥本左内的交往。桥本左内是幕末著名志士，他的思想超越其他开国攘夷论者之处在于，他强调商业、贸易的重要性。甚至超越时代地提出与外国人交易不仅限于物品交易，而「智慧之交易更为重要」，提出应以「选举之法」来选拔、任用官员。 1857 年 4 月，西乡隆盛随岛津齐彬回鹿儿岛居住，但在政治变动的关键时候，齐彬感到远离政治中心江户信息不灵，迫切需要一个信得过、又有能力的人为他长驻江户。半年后，1857 年 10 月，深受岛津齐彬信任的西乡隆盛，被调回了江户。 正当西乡隆盛准备大展鸿图时，岛津齐彬于 1858 年 7 月暴病身亡，由被他逼迫让位的父亲岛津久光重新掌权。9 月，幕府制造「安政大狱」，西乡隆盛被流放到偏僻小岛，备受磨难。1864 年，因倒幕派势力增大和藩士们的要求，岛津久光下令召回西乡，被委以掌握萨摩藩陆海军实权的重任。

　　一个真正的、不变质的武士，对萨摩藩尽忠，对武士们尽义，虽然非完人，终究是伟丈夫。

　　一个叛臣，两代的叛臣。既得利益至上的骑墙派。伪装的志士。曾经，身为武士背叛并推翻了庇护他的幕府，然后，新的明治证腐开始打压士族，他又一次造反，还鼓吹对外扩展“征韩论”。之后结果都是咎由自取。西乡隆盛和吴三桂很像，先由于各种原因背叛原来的，然后又背叛新的。若无德川幕府闭关锁国，何处来几百年的和平？如此长久的和平这在东亚历史上都是少见的。西乡隆盛在倒幕战争时候当了急先锋，给倒幕叛臣当马前卒，这恐怕是他最大的错误。如果他早一些料到他的结局，也许......

　　其实他叛变也无所谓。还没成功掌权就宣扬对外侵略和军国主义，其“革命”也是为了一个民族主义强权、极权，这人就有问题。

　　西乡隆盛是一个没活明白的武士，被维新派当工具耍，把他卖了还给维新派数钱，最后发现上当，刚反抗就被，这就是他一生的总结

　　幕末的武士阶层，大概可以分为三类人。长洲类，幕府和大多藩国类，西乡隆盛为代表的萨摩，土佐类。下面一一来说

　　长洲是幕末四十多个藩国里极为特殊的藩国，石膏产量一般，但财政收入奇高，一个农业社会的小藩国啊，这么高的财政收入，钱从哪来呢？除了她所控制的海峡，藩国内的商业一定也是高度发达。这个藩从上到下，从黑船事件后的尊王攘夷，一直到西南战争的叛军，一直牢牢站在维新变革这一边，可以说这些武士是活的最明白，最进步的，他们是推动日本近代化的真正先驱，坂本龙马，大久保，都是这一类人

　　德川幕府和大多数藩国，这些武士活的很明白，但非常顽固反动。有的人会觉得，德川家也在变革啊，那怎么反动了？德川家的变革，是裱糊的变革！是在不破坏分封藩国体制，武士阶层利益的大前提下的变革，这样的变革，英美这些西方看的非常清楚，所以英国强力支持长洲藩，因为这个藩才是真正资产阶级的维新变革。

　　萨摩藩，土佐藩，属于没活明白，被维新派当枪使的藩，后来成立新政府，留下来的自然好，大量被排挤出政府的武士，迅速认清上当现实，起来发动了西南战争，不过为时已晚，我们的主人公西乡隆盛就在此列。鸟尽弓藏，但前提是这个弓要乖乖的让藏，如果不识时务，那就连藏的价值都不配了。

　　黑船事件是幕末日本的关键节点，从此开始，西方列强逼迫幕府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这时候反抗最强烈的，就是长洲藩和土佐勤王党，他们领导了尊王攘夷运动，大家熟悉的天诛一词，就在这个运动中产生。是对汉奸，卖国贼的替天诛杀！

　　幕府对次运动发动了反扑，西方列强也炮击长洲藩，土佐勤王党惨遭清算，长洲藩坚守着最后的维新阵地。大家所孰知的新选组，就是这时期幕府成立的，专门用来屠杀维新志士的侩子手组织。

　　这时候，是幕府的一个强势期，沉重打击了攘夷派，幕府在这个强势期做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决定，其他藩不得私自与外国贸易！这个政策，直接导致萨摩藩与德川幕府反目，站到了长洲藩一边。长萨同盟成立。这就是萨摩藩没活明白的主要原因。

　　因为这个时候的长洲藩，已经认识到攘夷是不能通过与外国开战来做到的，必须使日本快速强大起来，仿照西方，富国强兵，这样自然就达到了攘夷的目的，而挡在改革日本路上最大的障碍，就是幕府！此时的长洲藩改策略为效仿英国，变革藩制，武力倒幕。

　　萨摩藩因为幕府触犯了自己的利益，就站到了长洲藩一边，而他没明白一点，有幕府在，藩国体制才在，武士阶层才在，一旦长洲藩维新成功，不但幕府垮台，存在于幕府体系里的藩国，武士全要烟消云散。萨摩藩的最后一代主公，想在新日本当个县令，都不得，何其讽刺。其他武士更是直接被没收俸禄和武士刀，抛向大街，不管死活。

　　刚开始，大多数藩只是听从幕府号令，讨伐长洲藩，又都想保存实力，让幕府自己去和长洲藩硬磕。十几万幕府藩国联军，竟然被三千长洲军打的大败，战斗力可见一斑。大政奉还时，各藩也是看热闹的心态看德川家和萨长同盟互撕，政府军讨伐德川家，大家也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但这里有个关键点，彻底改变了这些藩国，就是在德川庆喜交出所有领地，军舰，火炮，和枪械时，新政府对原德川家领地的处置，如一盆冷水从头浇到脚，让各藩国清醒过来。在这些领地，不再分封藩国，不再设置武士阶层，士农工商在名义上人人平等，统一归政府管辖，这一下就激怒了这些藩国，所以说这些藩国活的明白，很反动。代表就是日本关东地区的一大片藩国。戊辰战争主要就是灭他们的

　　戊辰战争结束，日本政府就更有底气了，下令全国取消藩国分封制，设立县制，这时候，活的最糊涂，一直被维新派当枪时的萨摩，土佐终于明白过来，为时已晚，因为幕府和大多数藩国都已经覆灭。

　　新政府吸收了一些萨摩，土佐出身的武士，但这些只是一小部分，因为新政府的很多职位是士农工商皆可参加，已经不是武士垄断得年代了

　　大量的萨摩，土佐武士，没有了俸禄和武士刀，被抛向街头，又没有生存的一技之长，他们成了社会最不稳定的因素。西乡隆盛这个开国功臣，又被政敌排挤，下野隐居。

　　大量的浪人找到西乡隆盛，希望他能替没落的武士阶层伸张正义，这里问题就来了，西乡隆盛的赫赫战功，靠的就是他指挥皇军亲手终结了代表武士阶层的幕府和各藩国，如果西乡隆盛真的是一个维新派，武士阶层应该对他发动天诛才对，就像坂本龙马，大久保这些人所享受到的一样，但这些浪人没有，而且最终西乡隆盛还亲自领导了武士阶层最后的反扑，西南战争。可见他这一生活的有多糊涂，各种被维新派当枪使，去剿灭武士阶层，当他被维新派排挤出政坛，回到武士中间，又领导这个曾被自己亲手推下政坛的阶层，做最后一博，这人活的真是。。

　　对于武士统治的社会，我要推翻你，推翻以后，发现原来自己骨子里也是个武士，这些武士沦落成浪人太惨了，我要带领你们讨回公道！话说武士没落到如此地步，你西乡隆盛可是居功至伟啊，好纠结的一生。。真的好纠结。。

　　题外话，西乡隆盛兄弟四人，一个弟弟被德川军打穿脖子，不过没死，只是聋了一个耳朵，一个弟弟在戊辰战争中被守护武士利益的藩国军打死，他和另一个弟弟在西南战争中被皇军打死。他的次子也被皇军打断一条腿。哎，这一家人。。

　　表面上的进步主义者，实质上是下层武士阶级的维护者。下层武士的特权不除，日本近代化的改革是无法全面进行的。这是个矛盾的人。黑泽明及冈本喜八的电影对于这一现象描绘颇多。

　　稻盛和夫的偶像之一， 提出 敬天爱人的口号 ，对当时日本显学 王阳明 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