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乡隆盛：浪漫的悲剧（上）

　　说起明治维新的功臣，最有名的恐怕就是西乡隆盛了。他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与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并称“明治维新三杰”，他排名居首。他是明治维新的最大功臣，却又在1877年，明治政府成立近十年后成为叛军首领，与政府军战败身亡，成为反贼叛国贼。但十余年后，他又被大赦，且撤销叛乱罪名，恢复名誉，并被追赠国正三位，后来又为他建立一座铜像，表示纪念。

　　1827年12月初，西乡隆盛出生于日本萨摩藩鹿儿岛，萨摩藩是一个大藩，位于日本西南，与琉球国接近。日本长期闭关锁国，但萨摩藩主岛津家却悄悄与外国、主要是琉球往来，甚至长期通过走私获取高额利润。萨摩藩主对荷兰的一些西方技术也不乏兴趣，所以萨摩藩较为开明，不少新事物都是通过萨摩藩传入日本的。1851年，藩主岛津久光之子岛津齐彬逼父让位，成为萨摩藩第十一代藩主。岛津齐彬对西方技术更感兴趣，首先采用西式练兵方法，并以鹿儿岛地区为中心开始兴建日本第一个近代西式工厂群的建设、可以称为日本“洋务运动”的“集成馆事业”，生产新式武器和民用物品。岛津齐彬是领导萨摩藩执行富国强兵政策、最终在幕末崛起的领袖人物，并培养出了诸如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东乡平八郎等一批后来发动明治维新的英才。

　　西乡隆盛的父亲是一个低级武士。武士分十个阶层，他父亲是属于第八，倒数第三的阶层，是一个小小的税吏，家有七个子女，十分贫穷，好几个子女盖一床被。所有子女必须干活，西乡隆盛老大，干活最重最累。他父亲曾向人借不少钱，直到20多年后的1872年，西乡隆盛当上明治政府高官，才开始还钱。

　　与所有武士孩子一样，从六七岁起，西乡隆盛就开始受严格的武士道训练。萨摩藩的武士训练传统除刀剑术外，还有毛骨悚然的“取腥物”。就是武士学校的学员抢死刑犯的尸体，谁第一个咬下尸体的耳朵或手指者，谁就第一个拿真刀剌向尸体，然后其他人轮流。因为训练时都是用木制武士刀拼打，这时可以体验刺、砍肉体的真实感觉。与之相反的是，武士在校还必须学弹琵琶。一则野蛮之极，一则典雅之极，或许想通过这种迥然不同的“两极教育”培养武士魂吧。

　　在武士学校，学生们还要严格学习儒家经典。中国朱熹的“四书五经”是唯一经典，不许学其他学派。对朱子学，西乡隆盛学得很好，不过这时阳明学派也传入日本，虽在学校被禁止学习、传授，但有仍有人偷学。他的老师就偷学阳明心学，甚有心德，“阳朱阴王”。西乡隆盛也开始偷偷学习阳明学，强调心力、主观意志、注重行动。但他并不完全否定朱子学，自称是朱子学与阳明学的中间立场。

　　1844年，17岁的他子承父业，在衙门里当个小税吏，一个小当差无多少权，但也无多少事。如果不是萨摩藩陷入长期血腥的藩主争夺战中，或许他就这样平淡地度过一生。经过多年血腥政争后，岛津齐彬最后强迫其父退位，让位于他。但多年血腥政争使岛津齐彬的高层亲信也被反对者清洗得差不多了，可用之人所剩无几。西乡隆盛的父亲是支持岛津齐彬的，但级别较低，并未卷入政争。他的职位更低，更无卷入政争的资格。由于无人可用，岛津齐彬只能眼光向下，启用下层，发现西乡隆盛级别低但还能干，且未参与政治斗争，使用他不会引起反对派的强烈反对，西乡隆盛开始进入岛津齐彬的视野。

　　与绝大多数人一样，此时在西乡隆盛的思想中，只有藩国概念，没有日本概念；只有藩主概念，没有天皇概念。

　　1854年对西乡隆盛来说是人生的关键一年。1月21日，他作为岛津齐彬的随从，参加去江户的“参谨交待”。日本天皇住在京都，是名义上的首都，幕府将军住在江户，是真正的政治中心，真正的首都，明治维新后才改名为东京。幕府要控制各藩，规定各藩藩主的妻子和孩子要长期住在江户，藩主自己也要定期到江户向幕府将军“参谨交待”，其实就是一种人质制度。1月21日，岛津齐彬一行出发离开鹿儿岛，岛津齐彬乘轿，其他人步行。这是26岁的西乡隆盛第一次离开萨摩藩。3月5日，他们在神奈川休息，亲眼看到了强迫日本开国的美国“黑船”。美国军舰的巨大威力，使西乡隆盛大为震惊。

　　3月6日，他们到达江户。江户是大都市，是日本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参谨交待这种人质制度要求各藩藩主都在此有住宅，家属、随员都定期住此，必然彼此交流、交换各种消息，使政治信息高度流动。他们的消费，又使江户的经济、文化远较京都繁荣。江户的繁荣、信息的灵通、思想的活跃使西乡隆盛大为震奋，他开始与其他藩各种人物交往。在江户随岛津齐彬住了三年，最重要的是接触到“水户学派”，使他眼界大开，彻底改变了他的世界观。

　　“水户学派”的中心思想是天皇至尊，直接受中国儒学影响形成的学派。明朝灭亡，明儒朱舜水曾经几次渡海赴日，希望得到日本江户幕府的支持，帮助复明。但日本当时的闭关政策令朱舜水希望落空，南明灭亡后，朱舜水复明希望最后破灭，定居日本。他的学问文章得到了水户藩主德川光圀的推崇，德川光圀以朱舜水为师，请他到江户讲学。朱舜水提倡的儒家“尊王”、“皇权神圣”思想成为“水户学”的核心内容。此前日本没有正式史书，德川光圀受朱的点拨，开始编写《大日本史》。这部史书是依朱舜水的史观来编写的，并受朱的具体指导。当时“朱子学”也早已传到了日本，朱子《纲目》正名分之精神也深入人心，《大日本史》的核心思想是尊崇神道和儒教，认为日本的皇统可以追溯到时间之初，且从未中断，天皇是太阳女神――天照大神的直系后代。主张对内以天皇为中心，对外以日本为中心。《大日本史》字里行间表达的就是“尊王攘夷”和“大义名分论”，这对后来日本的“倒幕运动”影响深远，明治维新最著名的口号尊王攘夷，就是直接从水户学派而来。《大日本史》经许多代、许多历史学家参与编写，历时二百余年，直到明治维新政府成立后才最后编撰完成，“皇国史观”，也由此而来。

　　在江户的三年，西乡隆盛最重要的社会生活和思想生活全都围绕着“水户学派”展开，他加入了一个定期学习的小组，与许多来自日本其他各藩热衷水户学派的家臣结识，逐渐形成了一个人际关系网络。这个人际网络，对他后来的政治活动至关重要。他认识了一些有学问有思想的老师与同道，深受影响。此前他对日本、天皇几乎没有认识，从未将日本作为一个“皇国”。接触、接受水户学派后，他越来越经常提到天皇，并以此来构建自己的思想和行为。

　　这三年，他在江户四处奔走联络，广结各路杰出人物，十分活跃，逐渐成为小有名声的改革派人物。1856年，幕府在继承人问题上发生“将军继嗣”危机，幕府内各种政治力量与各藩互动，都想把“自己人”推上去。水户藩出于自己的利益支持一桥庆喜，需要得到强藩萨摩藩岛津齐彬的支持。一些水户藩藩士与西乡隆盛已成好友，知道他现在与岛津齐彬关系密切，恳请他去说服岛津齐彬支持一桥庆喜。得此请求，西乡既兴奋又不安。兴奋的是在如此重大问题上他也能参与其中，说明自己已经“是个人物”了。不安的是，如果岛津齐彬拒绝，自己该取何态度？是作为家臣忠于岛津齐彬，还是忠于水户藩的朋友？而且从“日本”的角度考虑，他也认为一桥庆喜确实比别人继承将军职位更为合适。

　　1856年4月12日，对西乡来说确实是一个有重要象征意义的日子。他的主人岛津齐彬正式召见他，听取他对将军继承人的意见。藩主就国家大事听取自己意见，确实是第一次，说明自己已经非同一般。更有意义的是，这事实上是他第一次从带有“日本人”的角度来思考问题，隐约有不仅是藩主家臣的体验。当他说出自己观点后，岛津齐彬的态度模棱两可，未明确表态，西乡隆盛对此惴惴不安。好在几天后，岛津齐彬告诉他，自己早在暗中与他人一起支持一桥庆喜，这种“忠于谁”的问题迎刃而解。虽然这次因岛津齐彬的观点与自己一致未发生“忠于谁”的矛盾，但在更深的层面，其实潜藏着一个更深刻的问题：在日本国家建构中，武士应当忠于谁？过去从不存在这个问题，忠于藩国就是最大的忠与义，而忠于藩主就是忠于藩国。但历史马上就会向他、向全体日本人，提出这个“忠于谁”的问题。

　　这些经历，使西乡隆盛开始有超越藩、在藩之上的“日本”、“日本-神之国”的观念。但在1856年的时候，这个“神之国日本”还只是一个抽象的原则和观念，还不是一个有国家军队、国家法庭、国家货币等国家职能的政治实体。“藩国”与“日本国”的矛盾在现实中暂未明显表现出来，但水户学派对“天皇”、“日本-神之国”的观念建构一旦落实到政治实践上，必然要将忠于谁的问题提出来。

　　西乡隆盛另一个观念的变化和视野的开阔，是突破了主人岛津齐彬的观念，明确主张“开国”。岛津齐彬主张学习西方的技术，但公开反对美国签订《日美友好通商条约》的要求，不赞成开国，西乡隆盛却主张进一步开国。他之所以能有此观念突破，得益于与福井藩士桥本左内的交往。桥本左内是幕末著名志士，在18岁时就认真阅读了魏源的《圣武记》，并写有读后感。魏源的《海国图志》传到日本后，他认真阅读并向他人推荐，对美国和英国部分尤其用心。得益于书中有关美国英国的介绍，他的思想超越其他开国攘夷论者之处在于，他不仅主张仿制西洋武器，而且强调美英等欧美国家是以商立国，强调商业贸易的重要性。他还介绍分析了外贸中出口与进口关系，绝无仅有地提出，不仅出口有利于本国，而且进口也有利于本国。他还尤其难能可贵甚至超越时代地提出，与外国人交易不仅限于物品交易，而“智慧之交易更为重要”。“智慧之交易”就是知识、思想的交流。

　　有感于日本社会的固化，下层难以进入上层，才学之士仅因出身下层而无法担任官职，他破天荒提出应以“选举之法”来选拔任用官员。也明显受到美英的影响。1857年，西乡隆盛曾请求桥本给他写信介绍幕府将军德川庆喜的情况，以使他们在幕府和皇室中展开游说工作时有所准备。桥本立即给他回信，介绍有关情况。不幸的是，在1859年“安政大狱”中，桥本也被捕入狱，于当年10月被处死，年仅25岁。对桥本这位对他有思想启蒙意义的朋友，西乡隆盛感念极深，乃至20多年后在反叛政府的西南战争中战死时，他仍将此信带在身边。

　　从1856年起，西乡隆盛终于进入岛津齐彬的核心圈子。在江户与其他藩士来往密切。1857年4月，西乡隆盛随岛津齐彬回鹿儿岛居住，但在政治变动的关键时候，齐彬感到远离政治中心江户信息不灵，迫切需要一个信得过、又有能力的人为他长驻江户。这年10月，深受岛津齐彬信任的西乡隆盛被调回了江户，也就是“驻京办主任”。当时通迅条件非常落后，一个请示要几个星期才能得到回复，所以许多事情西乡只能当机立断，自己做主。由于深得岛津信任，他开始遭人妒忌，有人猛烈攻击他自作主张，所幸几次重大决策事后与岛津齐彬指示一致。据传，有次重大事件他做出决定后不知岛津齐彬会如何决断，高度紧张，事后得知岛津齐彬的指示与他的决策一致，如释重负，掩面哭泣几个小时。

　　正当西乡隆盛准备大展鸿图时，岛津齐彬于1858年7月十分可疑的暴病身亡，被岛津齐彬逼迫让位的岛津久光重新掌权，西乡隆盛顿失靠山。祸不单行，紧接着幕府制造“安政大狱”，江户的活跃人物西乡隆盛也在通缉之列，他曾跳海自杀未遂。与幕府也有矛盾的岛津久光不愿将西乡隆盛交给幕府，作为妥协，将他流放一偏僻小岛，开始还将其关在小笼中，备受磨难。1864年，因倒幕派势力增大和藩士们的要求，尤其是在萨摩藩很有地位的大久保利通的努力下，岛津久光下令召回西乡。被流放六年后，他回到鹿儿岛，并被委以掌握萨摩藩陆海军实权的重任。

　　1864年7月，幕府对坚决反对幕府的长州藩进行。萨摩、长州两强藩一直矛盾重重，西乡遵从岛津久光之命，参与长州藩的活动，在战斗中负伤，因而受到褒奖。但9月他在大阪会见了幕府的海军司令胜海舟，使他开阔了眼界，认识了幕府的腐朽和没落，思想发生转变，对“征长”不再积极。胜海舟对西方十分了解，作为幕府高官对幕府内情也有很深的认识，不主张“征长”，甚至主张“倒幕”。胜海舟的见识与胆识、尤其是对国际国内政治洞察力使西乡非常佩服，产生了敬畏之情。他说自己开始还想反驳胜海舟，但后来自己不得不低头。胜海舟有一种英雄的气质，自己完全被胜海舟所吸引。此前他认为无论今后日本政体如何，幕府都应有重要地位，但胜海舟指出幕府已无可救药，应当推翻，今后的日本应当是各藩的联合。

　　当幕府再次组织军队讨伐长州藩时，西乡隆盛仍被任命指挥征长讨伐军。在强敌面前，长州藩内部分裂，最后表示愿意投降，而幕府内部也有分歧，对征长已不积极的西乡隆盛抓住和平机遇，建议结束战争，并于1864年12月末解散征长军。

　　这是他的巨大成功，1865年5月他被授予“大番头”职位。“大番头”是萨摩藩第四高官位。1866年9月，他又被正式接纳为家老中的一员。家老是各藩最高议政、资政机构，是大名的重臣，统帅家中的所有武士，总管家中一切事务，一藩只有数名，通常为世袭。

　　征长战争后，西乡隆盛已考虑“日本”的未来，开始产生与长州藩联手“倒幕”的念头。但萨摩藩与长州藩两强藩长期不和，刚刚又发生“征长”战争，联手并非易事。此时，来自土佐的坂本龙马开始积极促成两藩和解，进而结成联盟。坂本龙马与萨摩藩的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熟悉，与长州藩的木户孝允也是好友。1865年夏，仍在悄悄备战的长州藩极需外国先进武器，萨摩藩与美国商人一直有秘密关系，进口大量美国武器。在坂本龙马的调停下，西乡决定将从美商购买的枪炮转卖给了长州藩，主动示好，两藩关系开始缓和。1866年1月，西乡、大久保在京都与木户孝允秘密会晤，经过复杂的谈判，签署了由六项内容构成的盟约，最终形成了倒幕主力的“萨长联盟”。

　　两强藩结成秘密军事同盟，讨幕运动由此而获得很大进展。后来正是以萨长两军为骨干的军队击败了幕府军，幕府将大权奉还于天皇，开启了日后明治维新的契机。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