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官职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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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官职业化，是军队的组织结构和装备技术达到一定的现代化水平，对军官的素质能力和队伍结构安排。军官队伍的职业化进程始于19世纪初期，它是由下列三个因素所决定的：一是军事技术的加速发展；二是人数众多军队的出现；三是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巩固。提出的职业要求。
1.军事技术的进步，使军队组织结构日趋复杂。到19世纪初，军事领域所包含的专业已达数百种。这就需要培养一种负责协调各种专业间相互关系的专门人才。同时，随着军事专业分工越来越细、综合程度越来越高，培养既精通军事的各个门类、又懂得如何进行协调的人才也变得越来越不可能。这两方面的因素，促成了军事职业化的诞生。从此，军官作为一种具有特定社会功能的职业，就逐步与政治家和警察拉开了距离。因为像封建社会那样成为一名既能领兵打仗、又能治理国家、还会维护国内秩序的专家，已变得越来越困难。
2.人数众多军队的出现，导致了将一生都贡献给军事职业的军官的出现。从此，欧洲国家兼管军事的朝廷大臣以及由贵族大地主担任的军事首长开始退出历史舞台。18世纪以前，主要由终生服役士兵组成的人数较少的军队，开始被应征士兵组成的人数众多军队所取代，新兴的资本主义制度，赋予了所有公民为国效力的义务。在服役几年之后，他们将重新回到原先的平民生活中去。此外，人数众多军队的出现，也改变了传统的官兵关系。18世纪以前，雇佣兵是军队的主体，他们多为社会败类，是被社会抛弃的阶层，他们既没社会地位，也不被社会所信任。军官刚好相反，它们出身贵族，拥有特权地位。进入19世纪后，军队成分发生了重大变化。士兵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实际上成了全体公民的代表；而军官队伍则成为一个按知识和能力标准选拔出来的专业集团，生活在自己相对封闭的世界里，与社会生活联系较少。
3.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在西方国家的最终确立，自然会要求军队最大限度地贴近社会。军队民主化、军官实行选举制，就是这种倾向发展的极端形式。比如，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美国民军的军官都是由居民选举产生的。在法国大革命初期，新型军队的军官也是经选举产生的。当然，军官选举制与军官职业化精神是背道而驰的，就像按贵族出身来任命军官一样，同样是不合理的。资产阶级民主关于社会各阶层在包括军队在内的所有政治体制中都拥有平等代表权的要求，彻底地摧毁了封建贵族阶层在建立军官队伍方面的特权。正是由于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在确定军官队伍构成上的权力斗争，使双方被迫做出让步，最终让军官队伍按照新的原则来任用。
现代职业军官的正式形成，始于19世纪法国的拿破仑军队和普鲁士军队。其产生的条件主要有4个方面：
随着常备军武器装备技术结构和军队组织结构越来越复杂，军队特别需要大批专门从事军事职业、有较高素质的军官队伍，这使得社会不同身份的优秀分子进入军官行列；
随着现代教育的发展和军事教育功能的完善，有了正规的军事职业学校和军事理论教材，这能够不断地满足军官职业的知识与技能所需；
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使得国家有足够财力保障军官的职业物质生活需求。
称职与否是衡量职业化程度的一种尺度，也是社会文化传统的组成部分。它要求从事某种职业的人应遵从社会文化传统，具备熟练运用所学知识造福于社会的能力。要做到称职，职业人员必须要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丰富的学识。
军官要具备军事职业所需要的素养。首先是要接受广泛的人文教育。因为在历史的任何一个时期，组织和使用暴力的方法都与社会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军事知识就像法律知识一样，与历史、政治、经济、社会和心理学等领域相互交叉，并与自然科学紧密联系在一起。军官要对自己的事业有一个起码的了解，就必须通晓相关领域的知识，并能在自己的军事生涯中熟练地运用这些知识。就像律师和医生一样，军官要经常与人打交道。这就要求他必须深入地了解人的本性、人的行为动机，而这些只能通过广泛的人文教育才能获得。因此，如果说接受人文教育是从事医生和律师职业前提的话，那么它也应当成为职业军官培训中必不可少的要素。
这指的是所从事职业的社会重要性，以及这种职业所具有的垄断性。它要求职业人员对待所从事职业不能等同于一般的就业，而要比普通人多付出一份社会责任。因此，作为职业人员应当具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将服务于社会和忠于使命作为就业的主要动机，而不能将获取报酬作为主要目的，否则他就不是一名真正的职业人员。
就像其它职业人员一样，军官爱军习武的主要动机是出于对自己所选择职业的热爱，以及通过履行职业来造福社会的责任感。在西方发达国家，军官并不属于高收入的职业，然而它仍然吸引着大量优秀青年从军报国，原因就在于此。可以说，在任何国家物质刺激对军官的职业动机都不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为选择军官职业的人，不同于向雇主提供劳务的雇工，谁给的报酬多就为谁服务。同时，他们也不像因一时的爱国热情而从军的义务兵，缺乏持之以恒地不断完善自我、熟练掌握管理军队的知识与技能的愿望。
职业人员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他作为某一社会群体成员的“归属感”，或称“团队精神”。拥有某种职业的人，会始终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社会功能群体的成员。这个群体具有特定的道德规范和效率标准。这与非职业人员有着较大不同。这种“归属感”是职业人员在特定氛围中长期合作共事的结果。出于这种“归属感”，职业人员通常都具有在职业生涯中加强自我约束、不断完善自我、提高职业水平、追求职业发展的愿望。
对于一名军官来说，他指挥的军事单位越大，所需具备的职业素养就越高。一个只能带领一个摩步排的军官，他所具备的职业素养是较低的，最多也就是刚刚迈入职业化的门坎。而一名能指挥一个空降师或核动力潜艇的军官，他就是一个具有高度素养的职业军官。能够指挥有陆、海、空军部队参加的合同战役的将军，他的职业素养就达到了军事生涯的顶峰。
美国的军事专家认为，军事职业化的基本特征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通用的，不受地域、时间变化的影响。可以说，优秀的职业军官在美国、俄罗斯和中国所具有的职业素养是相同的。同样，在19世纪确立的军官职业化标准，到20世纪和21世纪也仍然适用。职业知识和技能标准是超国界的，它是联系各国军官的纽带，尽管各国军官在其它方面存在着这样和那样的差异。
普鲁士是世界公认的军官职业化鼻祖。1806年10月，普军在耶拿一奥厄施泰特会战中被新型的法国军队打败。此后不久，普王腓特烈二世命令冯·沙恩霍斯特将军研究战败的原因，并提出军队改革的方案。1808年8月6日，普鲁士政府发布了有关军官军衔授予方法的命令。这项命令明确规定了军官职业化的基本标准：“从今往后，授予军官军衔的唯一依据：平时是受教育程度和专业知识水平；战时是勇敢精神和对上级下达任务的出色理解能力。因此，全国所有具备上述素质的人都有权担任最高军人职位。
外国现代军官制度源于19世纪初的普鲁士军事改革，由于发展道路不同，后来逐渐形成了两种主要模式：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强调军官的人文教育，军官选拔与晋升依据职业水平和自我完善能力并通过严格的考试进行；另一种是以俄罗斯为代表，突出军官的纯军事教育，军官的选拔与晋升在考虑职业水平的同时还受着其它非职业化因素的影响。通过两种不同模式培养的军官，在职业素养上存在着差异，在战争与军队建设中发挥的作用也各不相同。在进行军事转型的新形势下，俄罗斯开始对本国军官制度的形成与发展进行深刻反思，提出不应忽视世界经验、应向发达国家所普遍采用的制度靠拢的主张和举措。
外国军官队伍的职业化进程始于19世纪初，完成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世界主要国家已经将军官职业化作为军队建设的一项普遍原则固定了下来。在建设信息化军队的今天，军官队伍职业化的历史经验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作为一条被世界主要国家所证实的普遍原则，军官队伍的职业化已经成为建设现代化军队的一个不容回避的课题。
从军官职业的发展进程看，对其起决定性推动作用的，有两条不可缺少的因素要求：一是物质性因素要求，即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发展，要不断满足军官的职业物质生活需要，这是军官职业存在的第一前提。二是技术素质性因素要求，即随着武器装备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要不断提高军官的职业化知识和技能，这是建立军官职业化的根本和关键。
我军建立军官职业化制度的形势逼人。一方面，现在世界军事已经推进到以信息化为主导，战争形态逐渐向“非线式作战”和“非接触作战”转变，这使得战场从有型变为无型，军人从面对面厮杀到信息化和电子化对抗，智能成为军人素质的第一要务，军人单凭角力和顽强难以达到战争目的。这迫切需要建立一整套军官职业培训制度，通过高技术军事专业知识和技能培训，提高军官的制信息力。另一方面，我国经济实力大幅跃升，这为建立军官职业化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障。第三，目前，我军建设存在着军官队伍整体素质能力与履行历史使命不相适应、军官职业制度安排与市场经济人才配置规律不相适应的双重矛盾，军官队伍建设和管理与职业化要求差距较大，解决这些矛盾迫切需要军官队伍的制度安排向职业化建设方向转变。
我军是党的军队、人民的军队。这种性质，必然要求建立中国特色军官职业化制度要突出“中国特色”。这种特色，主要体现在3个“唯一性”上：一是领导力量的唯一性，就是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党管干部原则；二是指导思想的唯一性，就是坚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元化思想武装；三是服务宗旨的唯一性，就是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只有始终坚持这三个“唯一性”，才能确保探索建立我军军官职业化制度建设的性质和方向。
我们在坚持中国特色的基础上，还必须以世界眼光审视现代军队建设规律。现代职业军官制度在西方国家已建立200多年，北约成员国的军官完全实行职业化，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国的士兵也都实行职业化。可以说，西方发达国家在军官职业管理模式、军官总员额和层次结构的管理办法、系统培训和严格选拔的管理机制等方面，已经形成比较完备的制度体系。这些制度属方法和技术层面的，我国军队也可以借鉴。
建立中国特色军官职业化制度的目的，一是在职能任务上，确保有效履行我军的历史使命；二是在人文关怀上，促进官兵的全面发展。围绕这两个目的，改革开放30年来，我军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出台了诸如《现役军官服役条例》、《军官军衔条例》、《文职干部暂行条例》、《现役军官法》等一系列法规制度，为我军建立军官职业队伍作了良好的制度准备。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军官职业化制度建设，必须从改革制度手段入手，按照确保军官队伍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统配一致、发展顺畅、主体稳定、流动有序的原则，探索符合现代军官职业化规律要求的制度安排。一是优化军官队伍结构，按岗位编配行政指挥军官与专业技术军官，区分文职与武职人员；二是建立”衔本位“的职位分类制度，从根本上打破”职本位“的”品位分类“制，改变”职本位“诸如为提高待遇而超配、高配等种种弊端，突出军衔对军官的评价，提升军官的职业化特性。三是健全军官职业教育训练制度，建立由基础学历教育、专业军事职业教育、岗位培训”三位一体“的军官职业继续教育体系。四是建立一整套公平、公正的军官评价和选拔晋升制度，对军官的德、才、体、绩作出客观、准确的评价，把那些优秀、具潜力的军官晋升到军队建设需要的岗位。五是建立调整完善军官服役制度，规定军衔晋级期限，适应市场经济要求改革军官退役与安置方式，切实建设一支既相对稳定又具有高素质的军官队伍。六是调整完善军官服役制度，建全与军官职业化相符合的工资福利待遇制度机制，合理确定津贴标准，形成科学的增资机制，满足军官的职业物质需求，创造军官成长的优良环境，并吸引社会优秀人才从事军官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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