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的山水与诗书
“江南”是一个多变的名词，详细而言有地理的江南、政区的江南、经济的江南与文化的江南。作为文化的江南，其突出示意即是山、水、诗（文学）、书（书本），对付山、水、诗诸方面，前贤时彦存眷较多。“书”作为中汉文化的重要象征，是最重要的国度标记之一。掘客“江南书本天下”的意义对付长三角一体化的文化凝结具有重要代价。
从“那里是江南”到“江南是什么”
“江南”是一个汗青形成的伟大观念，差异期间、差异人群对江南的地理内在与文化意义都有差异的领略与阐释。从汗青上看，“江南”这个词至少包罗四个方面的寄义：即地理江南、政区江南、经济江南与文化江南。
起首是地理的江南，唐代早年，昔人对江南的观点根基上是地理意义上的。先秦及秦人眼中的“江南”，首要指长江中游以南的地域，即楚地（今湖南、湖北）。汉人眼中的“江南”包罗的区域更有扩大，指长江以南除四川盆地之外的宽大地域，现实就是字面意义的“长江之南”。晋室南渡往后，“江南”地理观念所指的中心，逐渐由西向东，向长江中下流地域转移。其次是政区的江南，从唐代开始，江南逐渐演变为一个行政区。贞观元年，分世界为十道，“江南道”即为个中之一。作为一个监察专区的“江南道”，区域很是广袤，指长江以南、南岭以北，自湖南西部至海滨的宽大地域。开元二十一年，将江南道细分为江南东、西两道和黔中道。唐代中期，又将江南东道细分为浙西、浙东、宣歙、福建四个调查使辖区。江南西道亦被一分为二，即湖南道、江南西道。安史之乱之后，作为监察专区的“道”慢慢实体化，成为州县之上的行政区。宋代改道为路，设有江南东、西路。江南东路大抵包罗今南京、皖南、赣东北部门地域；西路大抵相等于今江西全省。元代之后，江南首要是作为经济区的江南。明清之后，环太湖地域的东南地区成为备受国度倚重的经济区，所指就是“八府一州”之地，即其时最为富庶的苏南、浙西地域（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域”的界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
三国孙吴立国，出格是永嘉南渡之后，作为一个文化“地区”的江南渐次形成。周振鹤在《释江南》中指出，江南具有区域、经济和文化三层内在（《随无涯之旅》，糊口、念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假如说地理、政区、经济的“江南”，其焦点在物理空间、经济财富与政治运作系统，是对“那里是江南”的寻找；那么想要领略“文化江南”，好像更该当去存眷人们在何种意义或等候上去对待江南，也就是“江南是什么”。
山川诗书：文化江南的四个维度
汗青地理学家张伟然老师以为在唐民气目中，江南已是一个很是重要的文化区。作为奇异的文化地区，“江南”是“佳人地”，是“好山川”，江南的山、水、特有的物产植被以及经济职位是形成其特有文化风致的重要身分，也是唐代民气目中这个文化地区所独占的特点。（张伟然《中古文学的地理意象》，中华书局，2014）美学研究者刘士林老师则以为“诗情”与“审美”是江南文化的本质特性（刘士林《风泉清听：江南文化理论》，上海人民出书社，2010）。两者都敏感地熟悉到文化江南的奇异风采，也皆对这一风采做出了差异水平、差异向度的表明。笔者以为，“文化江南”该当由山、水、诗、书四个维度组成。这里的“诗”是指广义的文学，“书”则是指与书本撰写、建造、畅通、存藏有关的技能、财富与运作制度。
必然水平上可以说，“文化江南”的形成进程，就是江南山、水不绝工具化、审美化、人文化的进程。在此进程中，“诗”与“书”是山、水审美化、人文化的重要敦促力；与此同时，作为审美工具与天然天分的山川，也为江南文学的成长与书本财富的勃兴提供了滋养与资源。山川与诗书相互形塑，培育了气魄威风凛凛奇异的“文化江南”。作为客体的天然山、水与作为主体缔造物的文学、书原形互成绩，相互促进，而作为主体人的实践勾当等于这种相互领悟的原动力。“文化江南”的形成进程是作为主体的人发明、缔造江南的山、水、诗、书的进程，也是江南山、水、诗、书滋养、形塑“人”的进程。
晋室南渡之后，陶渊明在九江发明白故乡；谢灵运、孙绰则在浙东发明白山川的代价。“庄老辞职，山川方滋”，墨客将山川客体化为熟悉的工具，发明白山川的代价，而山川融入了主体，成为墨客生命的一部门。宋代词人辛弃疾在信州所写“我见青山多娇媚，料青山见我亦如是”，则更是将山川主体化，让人处于客体的位置，人成了山川的工具。
对付山川与诗（文学）的相关，刘勰《文心雕龙》提出文学“得山河之助”的命题。中古以降的墨客文士对此多有剖析，以为山、水不只提供了文学创作的素材，也形成了文人独占的气魄威风凛凛特性。浙江省连年也提出“以诗(诗词曲赋)串文”“以路(水系古道)串带”，别离绘就浙东唐诗之路、大运河诗路、钱塘江诗路、瓯山河水诗路“四条诗路”，正是走在汗青的延迟线上。这一打算为文化浙江，也为文化江南提供了经济一体化之外的文化一体化的实行。然而，作为重要文化标记的“书”的研究与开拓，尚有不小的空间。
文化江南中的“书本天下”
书本是中汉文明的载体。中国的书本不绝向东亚与天下撒播，对天下文明发生了重要影响。江南自中古以降等于书本出产、畅通、存藏的重要地区，造纸、制墨、制笔以及活字印刷、饾版工艺的发生与改造皆与江南地域细密相连。从这个意义上说，“书”又是长三角一体化的重要文化元素，对敦促长三角一体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江南地域与书本出产的相干行业及书本行业至迟在南朝就很是发家。好比纸，唐早年有剡溪藤纸，南唐、宋代有南京的澄心堂纸，宋代有新安纸、海盐金粟山大藏经纸，明清期间安徽的宣纸更是遐迩有名。再好比印刷术的改造，五代时吴越王施印的陀罗尼经咒，是早期印刷书本的代表；宋代庆积年间毕昇的活字印刷，开启中国印刷术的活字期间；明代无锡、常州等地金属活字印书，大大晋升了印刷的服从与局限；明代江浙地域的饾版，更将雕版印刷推向极致。这些都对中国印刷做出了重要孝顺。为何江南书本业云云繁盛？虽然也与江南的山、水、诗有关。一方面，书本出产依靠于造纸，江南富强的竹、木、藤为造纸业提供了绵绵不断的原料，江南的水资源也是造纸、印刷业所必须；另一方面，文化、文学创作的繁荣也为书本业的成长提供了文化资源。
同时，书本业的勃兴也培育了大量的文化人与文化世家，江南地域也成为藏书之地，文献乡邦。范氏天一阁、钱氏绛云楼、瞿氏铁琴铜剑楼、陆氏皕宋楼、刘承幹嘉业堂皆是大名鼎鼎的藏书楼。乾隆年间，四库七阁，江南独占其三，既是朝廷对文化江南的必定与表扬，同时也刺激了江南文化的成长。除此之外，江南照旧书本东传的重要关节。我国的书本通过江南这个地区向整个东亚撒播，远传日本、韩国，形成了王勇老师所说的“东亚书本之路”（王勇《中日“书本之路”研究》，北京图书馆出书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