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的盛唐概念
就中国古代诗歌史而言，盛唐既是时段分期概念，也是由审美特质、体制艺术、代表作家等共同构成的诗学型范的概念。特别是经过宋元明清论者的阐发，盛唐逐渐凸显为诗歌史的黄金时代，盛唐之“盛”也具有了诗史价值判断的涵义。
作为分期概念的盛唐，由严羽《沧浪诗话》较早提出，至明代高棅基本论定。严羽论诗推崇“盛唐”，又说“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沧浪诗话·诗辨》），可知他心中的盛唐主要指开元、天宝诗坛。此后学者言及盛唐，基本重在开元、天宝，只是对盛唐的上限和下限的看法稍有出入。特别是对于开元以前的陈子昂，天宝以后活跃的韦应物、刘长卿等，以及杜甫在天宝末年至大历时期的创作等，有所争议，这些创作是否应纳入盛唐时期，引起了学者的思考。元代方回选评《瀛奎律髓》时，盛唐段就向前包括了陈子昂等人，向后包括了韦应物、刘长卿等。杨士弘编订《唐音》，称许开元、天宝年间诗歌浑然大备，而他选录的盛唐诗涵盖到部分大历诗人。到高棅编选《唐诗品汇》时，不仅确立了“四唐说”的诗史观，并且详细选定开元至大历初八十六人为盛唐，更加标举开元、天宝为“盛唐之盛者”（《唐诗品汇·总序》）。高棅对盛唐分期的看法，相对客观，也在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
现当代学者论定盛唐所涵盖的范围，基本不出高棅的结论，而对盛唐分期的歧见也主要针对的是安史之乱后至大历初的归属问题。一方面如郭预衡《中国古代文学史》、余恕诚《唐诗风貌》仍然主张自开元至大历前划为盛唐。另一方面，从胡适《白话文学史》、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到林庚《中国文学简史》、袁行霈《中国文学史》，都主要把开元、天宝作为盛唐，并将天宝末至大历视为盛唐诗向中唐诗的过渡。后一种观点已经成为当前学界的主流。在唐代历史上，政治社会之“盛”与诗歌创作之“盛”，这二者的时限有所重合而又不完全吻合。盛唐分期概念的分歧，正体现了后世对文学艺术与社会时代之关系的思考。另外，也有研究者认为“盛唐”这一概念与唐诗史的本来面目并不相符，如吴光兴《八世纪诗风——探索唐诗史上“沈宋的世纪”》提出：“盛唐作为宋人锻炼出来表达诗学理想的一个概念，其与唐诗文学史的真实状况凿枘不合，本是正常的现象。”这样的讨论也是有益的。
盛唐诗学型范到底由哪些作家来体现，这是一个关键的论题。历代学者对盛唐诗歌典范的总结，实际也是基于他们对盛唐的代表性作家作品的认识。严羽推崇李白、杜甫，同时又称赏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我们今天一般说到盛唐诗人，首先就离不开这六家，其代表性和经典性是毋庸置疑的。元明以降学者则带入辨体的细腻视角，为我们勾画出其时诗体大备、时人各有专擅的盛唐风貌。尤其是高棅《唐诗品汇》在各类诗体下按“正宗”“大家”“名家”“羽翼”等排列诸家、收录作品，十分直观地展示了他心目中盛唐代表性的作家作品的范围。
与此同时，历来论者都认可杜甫为盛唐诗人，但又对杜诗超出唐诗主流风格之外的特质颇有体会，于是产生了对于盛唐之“正体”和“变体”的探讨。严羽已经注意到“众唐人是一样，少陵是一样。”（《沧浪诗话·诗评》）王世懋在《艺圃撷余》中进一步论及杜诗多有“变态”之处，说：“特高于盛唐者，以其有深句、老句、雄句也。而终不失为盛唐者，以其有秀句、丽句也。”胡应麟更为具体地指出杜诗风格的变化多样：“盛唐一味秀丽雄浑。杜则精粗、巨细、巧拙、新陈、险易、浅深、浓淡、肥瘦，靡不毕具；参其格调，实与盛唐大别。”（《诗薮》内编卷四）许学夷也将“盛唐诸公”与杜甫相参照，评论杜甫诗体创作的变化之境，说：“盛唐诸公惟在兴趣，故体多浑圆，语多活泼。若子美则以意为主，以独造为宗，故体多严整，语多沉着耳。”（《诗源辩体》卷十九）可见，杜甫在盛唐主流风格之外，又具备独造之变体，这一现象历来就是古人所关心的问题。就杜甫的“不离盛唐”而言，我们看到盛唐概念的丰富性、包容性；就杜甫的“超出盛唐”而言，我们看到盛唐艺术规范的限度所在。于是，如何在唐诗史上安放杜甫的位置并评价杜甫前后期的创作，也成为探讨盛唐概念之时的题中之义。
盛唐诗学型范的基本内涵，包含了风骨健举、气象浑厚、风神超越、兴象玲珑等美学范畴，也包含了古体、近体发展新变所形成的体制风貌。对盛唐诗歌艺术典范的阐发，可以溯及殷璠《河岳英灵集·叙》“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矣”这一经典论断。其后，宋元明清学者一直重视对盛唐诗风特质的揭示，盛唐型范主要是由他们心目中典型的审美范畴、体式风格和作家经典来共同诠释。严羽《沧浪诗话·诗辨》提出盛唐诗的独到之处在于“兴趣”和“妙悟”，他认为盛唐诗并不依恃学理思力，而是具有“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特点。杨士弘《唐音》选诗特别重视盛唐诗雄浑的“音律”，可能受到了殷璠“声律”论的影响。明代学者的最大创见则在于，他们更加注重在诗体的专门辨析中，更加明确地阐发出盛唐诗的特质，提出了一些影响至今的经典美学范畴。如胡应麟以“体格声调”“兴象风神”论诗，推崇“盛唐绝句，兴象玲珑，句意深婉，无工可见，无迹可求”（《诗薮》内编卷六）；胡应麟又称赞七言律诗在盛唐“气象神韵，迥自不同”（《诗薮》内编卷五）的面貌。许学夷推崇“盛唐诸公律诗，形迹俱融，风神超迈，此虽造诣之功，亦是兴趣所得耳”（《诗源辩体》卷十七），同时注重以“气象”和“风格”来阐发盛唐诗，如评论高、岑七言古说：“初唐止言风格，至此而气象兼备。”（《诗源辩体》卷十五）直至清代王士祯“神韵”说又发展了前人的“兴象风神”观，可见古人对盛唐诗的批评观念得以不断充实完善。这些经典的论断和表述，既代表了古人对盛唐诗歌艺术型范的理解，也凝结成为他们自身鲜明的诗学理想，他们对盛唐之“盛”的解释和推崇，实际正是对盛唐的诗史价值的认定。
现当代学者探讨诗学型范意义上的盛唐，实际上也是在探求思索盛唐诗的特质是什么，以及哪些作家作品最能代表盛唐诗等问题。林庚用“盛唐气象”概括盛唐诗歌的特质，特别重视作品中蓬勃的思想感情所形成的时代性格。李泽厚《美的历程》、罗宗强《论盛唐文学思想》进一步强调了盛唐诗浓烈明朗的情感、雄浑壮大的气势和清新自然的审美。其后学者探讨“盛唐气象”“盛唐之音”的美学内涵，大多立足于这些重要结论。由此学界对于盛唐诗歌特质的理解也更加深入。至于对盛唐主流风格、正变之体的探讨，学界同样兴趣浓厚，尤其是近些年来探索越趋深细，葛晓音《杜诗艺术与辨体》从古人评议杜诗的问题焦点出发，深入到诗歌体式的创作原理层面，剖析杜甫诗体尽越陈规、奇思独造的艺术境界。可见，盛唐诗学研究的推进，正与传统诗学批评一脉相承，至今仍在继续开掘古人论及“盛唐”时的基本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