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热，为这门“冷门绝学”开新天

　　1900年，敦煌藏经洞被偶尔发明，出土了6万余件公元4世纪-11世纪的古代文献和艺术品，被誉为“打开天下中世纪汗青的钥匙”。敦煌藏经洞的发明震惊了天下，敦煌学也由此劈头。

　　日前，“敦煌学研究弘扬的天下意义”学术研讨会在敦煌举行。作为第六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展览会首要勾当之一，研讨会汇聚了来自中国、俄罗斯、美国、英国等11个国度和地域的百余名专家学者，他们聚焦国际视野下的敦煌学研究，举办最新学术成就分享与接头。

　　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创立四十周年之际，羊城晚报记者别离对该研讨会的两位主旨演讲高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北京大学博雅讲席传授荣新江和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兰州大学萃英学者一级传授郑炳林举办专访。

　　荣新江【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北京大学博雅讲席传授】：

　　敦煌学必要一种天下主义的精力

　　为什么陈寅恪说敦煌是“悲痛史”？

　　羊城晚报：闻名学者陈寅恪曾发出“敦煌者，吾国粹术之悲痛史也”的叹息，其时是在什么样的配景下？

　　荣新江：这个说来话长。简朴地说，敦煌学在中国有几个成长阶段。早期的敦煌学环绕藏经洞文献睁开。在1900年藏经洞发明后，外国的探险队延续把敦煌文献带到天下各地，然后逐步发布出来。其时我们首要研究的也是这些出土文书。那么，这就很受外国人的限定了，人家给你几多你就只能做几多，因此就有点“悲痛”嘛。固然其时中国当局也拿了一些文书到京师图书馆，可是事实外国探险队已经把好的都挑了一遍，这样的环境也就造成了“悲痛史”。陈寅恪老师说的这句话反应的正是中国早期敦煌学研究受到很大限定的排场。

　　羊城晚报：近些年来，敦煌学研究有奈何的变革？

　　荣新江：改良开放往后，大量的中国粹者可以到西方去观测敦煌文献，出格是在20世纪90年月往后，国度以及出书机构花了很大力大举气把英藏、法藏、俄藏文献都印成了图版出书，这极大促进了我国敦煌学的成长。

　　其它，到敦煌的交通也利便了。20世纪80年月起，各规模的研究者包罗美术史、考古学、文献研究等都可以到敦煌作调研。从谁人时辰开始，中国的敦煌学迎来了奔腾式的成长。

　　羊城晚报：敦煌学已有123年的汗青，您以为当下的敦煌学照旧一门国际显学吗？

　　荣新江：各方概念是纷歧样的。有一些人会说，你看敦煌这么热闹，敦煌学就是一门显学；然而我们的国度社科基金又把敦煌学放在冷门绝学研究专项中。这仿佛是相互抵牾的。这是由于社会公共对敦煌学的领略和我们的领略是纷歧样的。

　　在社会上，就好比这次研讨会，一来就是百来号人，并且还跟敦煌文博会放在一块，以是感受非常热闹。但这不是敦煌学，这是敦煌文化。虽然这也是很好的，它对我们敦煌学研究也有很大的辅佐，好比为我们争取到更多的研究经费等。

　　然而作为学者，我们把敦煌学看作学术的最顶峰，我们要挑衅本身，就来学敦煌学。在大学里，有先生提议我多带几个敦煌学专业的门生，我着实是不肯意的。为什么呢，由于做敦煌学研究自己很辛勤。

　　我还记得1984年、1985年，我一小我私人满天下探求敦煌文献，那是很辛勤的。其时在外国图书馆里，我午时都不能出来用饭。由于吃了饭就没座位了，我必需把谁人座位占住。我会在早上买一块巧克力，饿了偷偷吃两口，然后从早上一向缮写到闭馆。以是，研究上光是网络资料就耗费了很大的实力。

　　话说返来，这个进程固然辛勤，但并不是说辛勤了就有成就。敦煌学研究还得吸引一帮出格优越的学者来攻坚克难。并且敦煌学是一门国际性学问，它不可是跟中国粹者比拼，还要拿到国际上去比拼，得用国际的说话和理念跟人家对话。因此它才叫“冷门绝学”。

　　敦煌启迪：“平凡”史才是汗青的实情

　　羊城晚报：学术界曾风行“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海外”的说法。在您看来，现在可否改为“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呢？

　　荣新江：“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海外”是“文革”之后，我们读大学时先生给我们贯注的见识。其时我们抱着一种爱国主义的热情，势须要把敦煌学的中心“夺”回中国来。无能否定，这种爱国主义是正确的。由于在1966年-1976年之间，在敦煌学研究目次上可以看到中国粹者的研究成就为零。

　　这个时刻恰恰是战后日本经济、学术最发家的时辰，他们一下子占有了很是多的标题，以是有的人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20世纪80年月初嗣魅这话一点都不错，我们要认可客观究竟。也正是在这样一种刺激下，我们这些人抱着爱国主义热情，投入了敦煌学研究。

　　可是到1988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首任会长季羡林老师出格提出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活着界”的标语。我也僵持以为敦煌学是一门天下性的学术，敦煌学必要一种天下主义的精力。现在，中国的敦煌学必要具有一种宽阔的胸怀和国际视野，而不该抱有一种狭窄的所谓“爱国主义”情感。对付当前的中国敦煌学界来讲，只有拓展规模、思索题目、雷同中外，才气与国际学者一道推进敦煌学研究，这对弘扬敦煌的学术和文化，以及中国国度的形象建构都是正面的，长短常好的。

　　羊城晚报：中国在把握敦煌学研究的国际话语权方面是否有一些变革呢？

　　荣新江：着实敦煌学内在长短常伟大的，由于它有很是多的原料，一类是洞窟的，一类是文献的，文献中又有大量非华文文献。以粟特文为例，中国固然也有学者会读粟特文，但程度远不如伦敦大学学者。又好比于阗文，敦煌出土的于阗文文献研究今朝哈佛大学是做得最好的。其它，敦煌是一个释教城市，它内里有各类释教宗派留下的对象，这个部门中国粹者做得着实没有那么深入，但日本在这方面就做得不错。

　　但我们也有本身的上风。好比我之前做的“归义军史研究”，相同的华文敦煌文献的研究，我们跟西方学者及日本学者对比无疑是占优势的。由于这些文献事适用的是汉字，我们读起来较量利便。而像于阗文、粟特文，它们属于印欧语系，以是西欧学者读起来又比我们要轻易得多。

　　以是我频频夸大，敦煌学具有天下性，它不但范围在敦煌这一个处所，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敦煌。

　　羊城晚报：敦煌学的各个规模根基都已经有人涉猎，从汗青学的角度来看，您以为敦煌学研究怎样才气做出新意？

　　荣新江：敦煌藏经洞发明的文书资料无疑是很多没有见过的中古时期的原料，具有异常贵重的代价。个中，原始性是敦煌原料最重要的代价。我们此刻有关中古时期的汗青誊写，首要都是依赖传统王朝的史家清算过的著作，如正史、编年史等，纵然有一些文人条记或文章，也是着意写作的“编纂史料”。我们要调查一个期间的汗青，最好是用原始原料。敦煌就生涯了大量未经工钱造作而直接废弃的原始公私文书，可以作为我们调查汗青、誊写汗青的原始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