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员陈凯歌父亲（如今的他恐惧于被自己所在的时代抛弃）

这些年，陈凯歌没有处理好电影与自己的关系，电影与他相互折磨。

这一切都源于他的童年。

幸运与不幸交织在陈凯歌的童年时代，那把将自己家中的书烧为灰烬的大火，让他变得扭曲。

在很长一段时间，陈凯歌本人承受了比电影本身更严苛的审视，人们下意识地期待他拍出上乘的电影，只因为他是陈凯歌。

这一切都因为1993年，那部由张国荣主演叫作《霸王别姬》的电影。

那年，他41岁。

彼时的陈凯歌不会预料到，自己的后半生始终无法与《霸王别姬》告别。

他意气风发，在不惑之年，仿佛就已经提前为自己写好了墓志铭，神坛上的陈凯歌将人民群众对自己的期待，自然转移为他对自己的期待。

陈凯歌受到童年与父亲陈怀皑的影响，一直都害怕不被人群接纳。

可他之后，拍了许多人们看不懂的电影，被群嘲的陈凯歌走下神坛，人们对这位导演期待、失望、重新期待、再次失望，乐此不疲地循环着。

之后，陈凯歌的每部电影，都要被放在《霸王别姬》的高度坐标系中接受人民的检阅。

陈凯歌快70岁了，却还是时常撸起袖子、梗着脖子与人理论。

面对群嘲，被钉在《霸王别姬》墙上的他已习以为常，也仍然无法消解内心深处与童年有关的拧巴。

陈凯歌的作品中从未消失的，便是讲述少年与所在时代的紧张关系，还有痴情。

哪怕是在《妖猫传》这样的奇幻片，里面最令人动容的角色仍是一个叫白龙的少年，他以某种少年才有的纯粹守在杨贵妃身旁，迟迟不肯离去。

影片中，白龙说：“我已经不是那个身体很久了。”

陈凯歌却无法清醒地认识到，自己也已经不是少年凯歌很久了。

陈凯歌后来人生的很多个时刻，都在被童年所牵绊。

1970年，当陈凯歌从云南农村回到北京探亲，走到坐落在田野间的“五.七干部学校”时，已经不复认得这个衣服破旧、牙齿脱尽，整日拄着扫帚站在厕所门口，有人出入他就进去打扫一次的老人，就是自己的知识分子父亲。

老人家对所有的人弯下腰，热情地频频点头，不时地用因寒冷与劳作而裂了口子的手抹去鼻涕，眼睛浑浊而茫然。

大地深雪，埋藏了太多无辜的灵魂。陈凯歌心疼父亲，那是一种系骨裂肉的惨痛。

其实不难发现，在陈凯歌的电影中，始终笼罩着幻灭与悲剧的情绪，他极其沉溺于个人与世界生猛碰撞后的悲壮感。

最后，陈凯歌与当年的父亲一样，回到了人群之中。那种真实的痛感与委屈，掺杂着一个独夫的执念。

陈凯歌1993年3月，肖全摄

陈凯歌这次，似乎终于找回失去已久的尊严。

国庆期间，他导演的电影《长津湖》热映，票房突破40亿。

作为一部主旋律电影，全片近三个小时，战争现场戏份极为密集，让人内心澎湃，在每个镜头中真切地看见战争的残酷。电影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用胜利获得尊重的精神，令人泪目。

在创作《长津湖》的过程中，最深的体会就是写戏要写人，写戏先写人，“战争片必须要从人物入手。只有让观众爱上这些人物，才能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

在《长津湖》中，除却战争现场的戏份，陈凯歌导演的人物之间的片段，让人感受到细腻的情感。那是作为人本身的灵魂与骨气，赋予电影一种人情味儿。他曾在少年时代入伍参军，在军队度过了5年的青春时光，深知这支军队压倒一切的气概从何而来，《长津湖》的拍摄让陈凯歌有了回到军队的感觉。

从1984年的《黄土地》开始，陈凯歌在这部处女作中，就着眼于军人的精神世界。这是个悲剧，但人们却从中看到了希望。

1983年，31岁的陈凯歌拍摄《黄土地》

后来陈凯歌在《我如何拍摄黄土地》一文中写道：“这里的土地就像是历史本身，它是荒凉的，又充满着希望。”

《长津湖》中易烊千玺饰演的伍万里是一个19岁的少年，最后跟随哥哥成为战场上的军人。

剧照在这个人物的身上，人们不难发现陈凯歌内心的执念，他的作品始终在讲述少年与所在时代密切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部电影或许是陈凯歌的自我拯救，他想要用这部作品找回失去已久的尊严。

过往这些年，陈凯歌的作品毁誉参半，他是个低产之人，动作十分笨拙。他曾被人送上神坛，也在众人中横眉冷对。陈凯歌没有处理好电影与自己的关系，电影变成了他的心魔。

这一切都源于他的童年。幸运与不幸交织在陈凯歌的童年时代，那把将自己家中的书烧为灰烬的大火，让他变得扭曲……

由左到右：刘嘉玲、陈凯歌、张国荣、张曼玉

十三岁之前的陈凯歌，是幸运的。

1952年夏天，他出生于北京，那是一个电影工作者家庭。陈凯歌的父母一个是电影导演，一个先在国家电影局工作，之后改做了电影剧本的编辑。陈凯歌一生下来就惯用哭声表达一切，彻夜的啼哭使母亲无法安然入睡，这是她日后的病因之一。

后来的陈凯歌，痛恨一切啼哭不止的电影，算是一点自我反省与否定。

五十年代的北京，仿佛护城河里故宫角楼的倒影，梦一般安详，微风吹过，时而晃动，却不破碎。它的古松和早梅，庭院和街道，都显出古老和平，且无比骄傲。

住在四合院的陈凯歌，自小跟随父母熟读诗书文学，他小时候贪读，读自己能得到的一切书。他的童年，关系更为亲近的是母亲。

父亲总是很忙，难得见到，每当父亲去外地拍电影，临走时总会拍拍他的头，说一句：“好好念书。”

陈凯歌对于自己的父亲，真正的了解是在文革开始之后。他记忆中的母亲，总是穿一身浅绿色的缎面睡裙，倚靠在院子里的藤椅上，手里拿着一卷《千家诗》，陈凯歌读小学起，母亲就陆陆续续教他念诗。

十三岁之前的人生，陈凯歌在北京的四合院与胡同中感受着人间的温情。冬天的夜里，他也会听见卖小吃的吆喝声，推开古旧的院门，就会看见一盏风灯与一个身影，热气晕染了暖黄色的灯光。他躺在床上，闭着眼睛听声音，觉察出被子的温暖与安全。

1965年，陈凯歌十三岁了。他开始在人前饶舌，又在饶舌者面前假装沉默。人到十三岁，自以为对这个世界已相当重要，而这个世界才刚刚准备原谅你的幼稚。

那年，陈凯歌考上了北京四中，本来是一次人生高处的跨越，却因为一场浩劫戛然而止。

许多中学生被送往北京郊区的人民公社劳动，北京四中也在其中。陈凯歌与同学们顶着烈日，用镰刀割断气味辛辣的番茄藤蔓，遇到下雨就不耐烦地等待天晴。

陈家的天，却彻底阴沉了下来。同学变成了红卫兵，将自家的书全部搬了出来，在槐树下堆成一座小山，点着了一根火柴，受难者自此失去精神的寓所。

陈凯歌在恍惚间觉得，那些书陪伴自己度过了许多黄昏与午后不过是些梦，从今天开始才是真的生活。

32年后，他在自传中写道：这一烧，自己心里的扭曲就很难抹掉了。父亲被押进院子的时候，陈凯歌站在门口的人群中，他已经记不清自己说了些什么，只记得自己用手在父亲的肩上推了一下。

他觉得自己在此刻很爱面前这个陌生人，原来威严的父亲是那么柔弱。

十四岁这年，陈凯歌背叛了自己的父亲。他记不清自己是怎样走过北京柳絮飘飞的古老街道，思绪如同阳光下的景象一样模糊。他感到眼睛酸涩，浑身疼痛，突然就起了大风，吹得漫天的暗云在夕阳下奔跑。

后来，很多年过去了，父亲陈怀皑很好地与自己的身心一起合谋，扼杀了自己的记忆，以至于陈凯歌这个儿子，都无从询问他深怀不露的苦痛。但是，他在无形中告诉儿子：只有在群体中，你才存在。

1969年春天，陈凯歌离家远行，到西双版纳插队下乡。

在火车站离别时，他第一次看见父亲的泪水。车轮转动时，父亲跟着火车小跑，直至站台的尽头。

陈凯歌也哭了。在他的行囊中，有十袋特大号的牙膏，五公斤糖果和一木箱的书。

因思乡的缘故，他一日刷牙三次，可他当初买这么多牙膏却是因为再也不想回到家乡了。

那年，他17岁。陈凯歌不知道前面是什么，而来的地方已不堪回首。

他被分配到的工作是走上山去，把眼前看到的一切都砍倒，不管是大树或弱草。

夜里躺在黑暗中，陈凯歌看得见屋顶茅草缝隙中的星星，听着远处竹林里凄凄的叫声，他感觉那是有某种生命在安慰他，不禁泪流满面。

梦中全是故人旧事，想想天还要亮，心就发慌。陈凯歌在西双版纳呆了七年，与那片陌生的土地成为了朋友。

1978年，国家恢复了高考。

这一年，26岁的陈凯歌被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录取。

他的内心装满了太多故事，急不可迫地想要用电影镜头表达出来，走进人群。人如果能从悲哀中落落大方走出来，就是艺术家，陈凯歌便是如此。

1984年，32岁的陈凯歌拍出了自己的电影处女作《黄土地》，这也是他与张艺谋的会师之作。

34岁的张艺谋担任了这部电影的摄影制作，两人一拍即合，光着膀子准备大干一场。

《黄土地》成功了，在当时革新了中国电影叙事语言，无疑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给中国电影带来了新的可能。

女主角薛白后来回忆道，陈凯歌身上有种英雄气质，是一个学生气很浓、很文艺的人，讲戏时特别容易激动，经常会情绪饱满地念诗。

也许只有陈凯歌自己知道影片中满目疮痍的景象，都源于那段不堪回首的荒诞岁月。

艺术家都是敏感的，敏感必定脆弱，而脆弱往往源于伤害。陈凯歌作为50年代走来的人，经历了诸多历史变革，两千万知识青年下乡，有些人最终回归城市，有些人化为田野中的泥土。

《黄土地》是个悲剧，但人们却从中看到了希望。

这部电影掀起了一阵波澜，第五代导演由此片崛起，这让陈凯歌信心大增。

后来，在陈凯歌的每部作品里，人们都能看到一些藏在他心底的沉重故事。两年后，意气风发的陈凯歌开拍《孩子王》，为了找寻影片外景，他又回到了西双版纳，决意要去看看自己当年的生产队。

沿途已不再是旧日风光，公路两旁的山坡上长满了橡胶树。年老的树身上，挂着整齐的刀痕，陈凯歌不知道哪棵树是当年自己触碰过的。《孩子王》这部电影里，同样有他童年的影子。

陈凯歌说这是一部用简单技巧和手法拍摄的影片，他希望它是“诚实的”，他非常擅长自我感动。

1988年5月，中国台湾汤臣电影老板徐枫，到戛纳电影节讲解电影。

那天晚上，侯孝贤与张艾嘉邀请她去看陈凯歌的《孩子王》。

徐枫说：“去看，都是中国人，要捧一下场。”

这部电影讲述的是在动乱时期，一位插队知青被抽调到农场中学教书，最后因他没有按教学大纲及课本内容教而被解职的故事。期间，不停有人离场，侯孝贤叹气：“太闷了，不知道导演到底想表达什么。”

很多人都表达出与侯孝贤相似的感受，可是徐枫却看懂了，她说：“陈凯歌真的很有才华。”看完电影的次日，徐枫就带着李碧华写的《霸王别姬》去找陈凯歌。她彻底改变了少年凯歌之后的人生。

在很长一段时间，甚至是直到今天，陈凯歌都承受了比电影本身更严苛的审视，人们下意识地期待他拍出牛逼的电影，只因为他是陈凯歌。

这一切都因为这部叫作《霸王别姬》的电影。

陈凯歌找来编剧芦苇进行改编，芦苇同意但提出了一个条件：

“可以提意见，但是剧本你一个字不能碰。”

芦苇与陈凯歌

事实是陈凯歌的意见都被采纳了，他把原著结尾改成程蝶衣在舞台上自刎，而不是像小说中那样，程蝶衣与段小楼多年后在澡堂重逢。

作者李碧华赞同这样的再创作，索性在她再版作品时直接改用了电影结局。

剧本初稿尚未完成时，陈凯歌约张国荣在香港文华酒店咖啡厅见面，想让他扮演程蝶衣。陈凯歌动情地向张国荣讲述这个故事，也在担心面前这位说着粤语的演员是否能理解。

令他意外的是，张国荣听完后站起来说：“谢谢你为我讲的故事，我就是程蝶衣。”

多年后，陈凯歌回忆起说：“这是一个令人汗毛直立的瞬间。这样的经历只有这一次。”

剧本全部完成后，陈凯歌发给自己的父亲陈怀皑，把老爷子看哭了。

他激动地抱住芦苇，说太精彩了。那是1993年，陈凯歌与芦苇用人性的角度解读那个时代。

张国荣、张丰毅、巩俐等人聚在一起，他们将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这个电影。

电影里有一句著名台词：不疯魔，不成活。在导演《霸王别姬》时，陈凯歌一直处于疯魔状态。

那场程蝶衣劫后余生的戏，陈凯歌觉得不满意：“蝶衣的妆应该更凌乱一些，才有被蹂躏的效果。”

张国荣让助理亲他几口，助理怯懦不敢。陈凯歌二话不说，直接揽过张国荣猛亲了几口，没一点儿犹豫，将他脸上胭脂口红弄得一片凌乱。

最后，那种失魂落魄的感觉瞬间呈现出来。

张国荣饰演程蝶衣陈凯歌说：“我要的就是这种真实的感觉。”

因为导演的疯魔，让这部电影在拍摄过程中，每个演员都奉献出了最好的演技。

28岁的巩俐，饰演菊仙

27岁的蒋雯丽，饰演小豆子娘

37岁的张国荣，在休息时仍沉浸在程蝶衣中最终，这部由张国荣主演的电影让陈凯歌走上神坛，成为他的封神之作，《霸王别姬》摘得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奖。

由左到右：张国荣、徐枫、陈凯歌

陈凯歌与张国荣、巩俐、张丰毅站在戛纳的大地上，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荣光，那是他热爱的尊严。

1993年5月19日，法国戛纳电影节由左到右：张国荣、巩俐、张丰毅、陈凯歌

那年，他41岁。彼时的陈凯歌不会预料到，自己的后半生始终无法与《霸王别姬》告别。他意气风发，在不惑之年，仿佛就已经提前为自己写好了墓志铭。

自此，神坛上的陈凯歌将人民群众对自己的期待，自然转移为他对自己的期待。

陈凯歌与编剧芦苇抱在一起，两个中年男人流下泪水，他们两个不会想到1993年的这部《霸王别姬》是开始，也是结束。

很悲凉，却也无可奈何。

陈凯歌一直以来，都害怕失去人群。可他之后拍了许多人们看不懂的电影。

2005年，陈凯歌的《无极》让他从神坛上跌落下来。他获得了群嘲，《一个馒头引发的惨案》的恶搞视频更是将这场群嘲引向了高潮，陈凯歌感到耻辱，放言要将作者告上法院。

陈凯歌站在舆论中心地带，一顶又一顶帽子往他头上扣，这种感觉太熟悉了。少年时所经历的景象似乎重现，人群不分青红皂白地向他涌来，他只能接受。

在此之前，他是唯一一位拿到戛纳金棕榈的华人导演，他拍电影搞艺术，身上的文人气质与傲骨受人尊重。此时此刻，他被追逐到神坛之下，陈凯歌扔下那句著名的：“十年之内，没人能看懂《无极》”。

这句话愈发激怒了观众，陈凯歌仿佛站在高处睥睨众生。直到十年后，他才重新拿起另一部东方奇幻影片《道士下山》。

《道士下山》王宝强 电影片段结果投资4亿，票房4亿。

陈凯歌被集体群嘲“江郎才尽”，且每次都会将《霸王别姬》拿出来，对比一番。陈凯歌对此表示：“如今拍不出《霸王别姬》，与我无关。

人和时代，是鱼和水的关系。大潮一起，你才能有大鱼出现，风平浪静的时候没有，没有大鱼。”

人是时代的产物，受到时代影响，无法归咎到某个人身上。

八十年代时，陈凯歌曾说：“我对自己今后的创作一点也不惶惑，我要坚定地走自己的路，继续拍我想拍的电影，我相信这样做对人民是有益的。

最后还有一句：“有一天，人们会说陈凯歌，我们感谢你。”讽刺的是，许多年之后，人们不但没有感谢他，反而与他为敌。之后，陈凯歌的每部电影，都要被放在《霸王别姬》的高度坐标系中接受人们的检阅。

1993年《霸王别姬》电影片段人们对这位导演期待、失望、重新期待、再次失望，乐此不疲地循环着。

从《无极》到《道士下山》，陈凯歌迎合着时代，却被吐槽到体无完肤，被迫走下神坛。当年一起拍《霸王别姬》的编剧芦苇直言：“陈凯歌变了，多的是精细筹算与自负自满，品格的灵气离他远去了。”

陈凯歌像极了王宝强所饰演的道士何安下，上山下山，在俗世中打了个滚，后来变得不嗔不恨，也始终没有忘记：要当个体面人。

体面的陈凯歌，从少年时代就是个内心骄傲的人。

在他看来，不骄傲不可从事艺术创作，但这种骄傲不是傲慢，是尊严。“我不喜欢在我的电影里写顺从的人。”不顺从，在他所有的电影作品中的人物身上，都可以觉察到陈凯歌本人内心的执念。

在《霸王别姬》里，程蝶衣坚守“一辈子就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的理想主义至上信念。

1993年《霸王别姬》电影截图

曾有记者采访陈凯歌，问如果说电影圈是一个江湖，觉得自己是哪一个派别。陈凯歌表示自己人不在江湖，所有的纷争都与自己无关，他没有江湖心，也从未想过要做老大。

然而像他这样一个不在江湖的人，江湖却从未少过关于陈凯歌的传说。2005年1月，陈凯歌戴着黑色墨镜，身穿白色衬衣与黑色西服，自信地准备去面试北京奥运会的总导演。

那天，他热情澎湃，手里拿着一张自己手写的方案，一表自己对奥运会的情怀。

在现场，陈凯歌内心激情澎湃，他对着专家们背诵了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结果，陈凯歌第一轮就被淘汰了，组委会说：“我们需要的是具体的创意方案，不是诗人。”

最终，张艺谋成为北京奥运会的总导演。这两位中国知名导演，从最初就是完全不同的。

当年张艺谋拍《活着》，而陈凯歌拍人应该怎样有尊严地体面活着。

他的身上，始终笼罩着一层疯魔的诗意。

在正式成为导演之前，陈凯歌写得一手好文章，文笔斐然，也曾与北岛站在一起高声念出那首《回答》：“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

陈凯歌的传说多半是与他的桀骜不驯有关，当然还有漂亮女人。那是1992年，陈红跟随朋友去看陈凯歌拍《霸王别姬》，这个姑娘给陈凯歌留下深刻的印象，她的脸如油画般美好。

年轻时的陈红比陈凯歌小16岁的陈红，漂亮且骄傲，这燃起了藏匿于他心中的少年心性，两人结婚了。陈凯歌的求婚誓词浪漫至极：“你要答应我，结了婚，就不允许离婚，这是我跟你结婚唯一的条件。”

65岁的陈凯歌，仍然无法消解内心深处的拧巴。他的作品中从未消失的，便是乐此不疲地讲述少年与所在时代的紧张关系。哪怕是在《妖猫传》这样的奇幻片，里面最令人动容的角色仍是一个叫白龙的少年，他以某种少年才有的纯粹守在杨贵妃身旁，迟迟不肯离去。

，时长04:15

陈凯歌像极了那个无处话悲凉的白居易。他为了重现大唐的盛景，活生生造出了一座长安城。在这座城中，李白作诗，杨贵妃美艳动人，是所有人心中的不二神话，唐玄宗为其着迷。

云想衣裳花想容的浪漫转瞬即逝，此后李白被贬，杨贵妃枉死，唐玄宗无处话凄凉，长安城不可避免地走向衰亡。大唐盛景背后，是陈凯歌沉郁的杜甫式灵魂。

陈凯歌仿佛中了幻术，梦回唐朝，这场大梦与他的文人情节分不开，在他看来，电影必须是感性的，所有人物，要不断地与自己的命运做出挣扎与斗争。影片中，变为黑猫的白龙说：“我不是那个身体已经很久了。”

空海回应：“这也是杨玉环想对你说的话，她不是那个身体也已经很久了。”

2017年《妖猫传》电影截图这句话让白龙顿悟，也放下、解脱了。

陈凯歌本人却没有意识到，自己也不是那个少年很久了。他痴情到无可救药，陈凯歌在制造大唐盛世的过程中，不由自主地将自己的诗意与悲剧杂糅其中，李白那滴泪也是陈凯歌的泪。

此情此景，不免让人想起《霸王别姬》里为爱执拗的程蝶衣。

二十四年过去了，陈凯歌的电影里依旧离不开：痴情。

不过这部电影，为他正名，也破了多年以来的谣言：《霸王别姬》是陈凯歌之父，陈怀皑代拍的。”

《妖猫传》让人们时隔多年，再次看到他身上那种什么都不怕的心性。

少年时代的经历，成为陈凯歌的心魔。最后所有隐秘的情感与委屈都体现在他的电影作品中，有一种宿命感。

这种宿命感有时候让陈凯歌觉得，它对自己有控制力，“到底是我在控制一部电影的出现，还是电影在控制我。我觉得电影有的时候挺魔鬼的，它给你一种欲罢不能的感觉”。

陈凯歌常常向自己发问：“为什么我最困苦的年代反而是我最怀念的年代?”如今物质丰富，可人变得麻木，不再思考，似乎什么都没有。当下时代的电影是娱乐的产物，这是陈凯歌一人无法扭转的崭新世界，他也不想失去人群。

很多年过去后，《霸王别姬》的编剧芦苇说：“我很幸运，跟陈凯歌合作的时候，正是他处于艺术上最纯洁的阶段，那时候我坠入幻境，觉得我们终于起步了。可我没想到，那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终点。”

对于熟悉他与第五代导演电影的人来说，即便陈凯歌之后的电影毁誉参半，但仍有不少知识分子认为他是中国电影界的最后风骨，悲天悯人，也是一位老文青。

不疯魔，不成活。

陈凯歌在49岁那年，提笔写下《少年凯歌》，他在自己的文字中回忆起过往，他听见自己儿时的歌声，嗅到那个年代北京秋天傍晚的空气，他甚至隔着烟雾看到了死去朋友的脸。

在书中，他借由对过往亲人的命运检索，来完整自己的人生。

人们相信，能写出如此文字的人，必定是真诚而有某种天赋的。

任何时代都只是虚张的宏大叙事，只有在那些具体姓名背后的遭际，才会窥见陈凯歌们曾经走过的苍凉本相。陈凯歌快70岁了，却还是时常撸起袖子、梗着脖子与人理论。

面对群嘲，被钉在《霸王别姬》墙上的他已习以为常。

张国荣与陈凯歌

陈凯歌在《少年凯歌》中写道，给自己童年印象最深的，是家中的保姆奶奶，姓沈，满族人。

沈奶奶是那种一生仅得温饱却体面而自尊的北京人。她精明不失善良，爱面子也给人面子，因为不再是贵族反而靠了双手得了贵族气派的劳动者。她衣服永远干净，头发一丝不乱;耳聋，却能听到别人的痛苦;从不惹事也决不怕事。

每次陈凯歌犯了错，奶奶总是说：“凯歌，我告诉你妈去!”可她其实从不这样做。

直到1961年冬天发生的那件事，奶奶将按照定量的面条端给陈凯歌与其妹妹后，被他的母亲叫到了卧室，关上了门。他浑然不知发生了什么，只听见奶奶的声音：“我错了，我错了，您原谅我吧!”

后来，他才得知原来是奶奶将孩子们定量中的一部分面条放到了自己碗中，在饥荒年代，米贵如金。刺痛陈凯歌的，并不是奶奶吃了自己的食物，而是她有些凄厉的呼喊声。他宁愿永远不知道这件事。

过后，再没有人提到这件事，沈奶奶依旧在陈凯歌家，仍然梳头，仍然喝茶，仍然有时茫然着。陈凯歌一直不解，体面的奶奶为何会做出这种伤害自尊的事情，必然的理由是：

她太饿了。

饥饿使她恐惧，恐惧比爱更有力量。这样的恐惧感在陈凯歌之后的人生中，时常出现，他微弱的力量无法抵抗。少年时期的他因为内心的恐惧，不得已参与到批斗父亲的游行队伍中。

他怕死，但更深的恐惧是自己永远不被人群接纳，即使是死后。

如今的他，恐惧于被自己所在的时代抛弃，逐渐被商业与光环裹挟，向资本屈膝，在洪流之中感受着生活的百般滋味。

而69岁的陈凯歌，非常倔强，他始终不愿意承认自己变了。

他在无比怀念的时代背景中如疯般不可抑制，却无法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已经不是少年凯歌很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