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玲玲：做你们想做的吧，而我将会讲述它

张玲玲，女，1986年生于江苏，小说散见于《作家》《十月》《山花》《西湖》《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等。2019年出版小说集《嫉妒》。
零九年十一月，我去上海采访，限于经费，住在浦东锦江之星。女友坐了十多站地铁，特为一见。零四年她去湖南读大学，零八年考回上海，在上外读研，我又去了杭州。一别五年，一气聊到十一点。她看看表，说不早了，起身离开，我脱衣洗澡，洗至一半，热水变凉，才想起前台提醒过供水限量，住户应在十点前洗掉。但已经洗到一半，满头泡沫，只能迅速用冷水冲净，爬上了床。没找到吹风机，包着毛巾睡了一夜。次日大早，我站在酒店门口，在初秋的寒风中顶着一头乱发等林，手指偶尔扒梳两下权作整理。几分钟后一辆车停下，林透过车窗向我招手，去东方文华吃个早午餐，她说，戴着一顶米白色鸭舌男帽，美丽的栗色长卷发落在肩上，令人目眩。车上我开始有些头晕，下车后独自在门口晃了一会儿才进去。前半场听录已经勉强，下半程基本靠录音笔，中途去洗手间冲了把脸，未能缓解。
采访结束，她说送我回锦江，开出一公里，她拿出手机，跟我分享与各国政要的合影，我粗粗扫着，没等扫完，问有无塑料袋，她从车套口袋翻出一只，我接过袋子，撑开吐了，将那辆新车吐得一塌糊涂。

“没关系，没关系。”她拍着我后背，安抚道，又摸了摸我额头，说发烧了，从包里掏出一只博朗耳温枪，告诉我烧到了三十九度五。我说想早点回杭，她瞪大杏仁般的眼睛：“这样回去？睡一晚再说。”我说车站躺一会儿应该问题不大，她叫司机掉头，别去锦江了，“连个照应的也没有”，看出我忧心房价，说，“住吧，我们公司和酒店有协议。一个人在外太多不方便，我知道的。”
她陪我在大厅坐了会儿，又叫服务商送来红糖姜茶，拿我身份证登记时，忽然说，哎，我们同一天生日，好巧。可能这点巧合触动了她。不聊商业了，也不再聊物联网和将来，政要或合影，改说别的，说零三年想做
智能一体化门锁，那年她当选“市十大经济人物”，本地媒体前来采访，丈夫随口说出下一步企划，记者写了，在这篇报道中，所谓新模式不过百余字，她读完报道，隐然觉得不妥，却仍未意识到真正的严重性。三个月后，她错失了除金华外的所有市场。
为此她和丈夫大吵一架，吵到拊膺大恸。日痛夜痛，时间太久，觉得不对，去医院做了检查，才知道患了乳癌。医生说必须切除左乳。确诊报告到手，她捏在手里，就像拿着一份普通文件，以为很平静，松开才发现食指被薄纸割出一道口子，边角皱得像一件旧绒衣。那个夜晚，她和丈夫隔着办公桌，一个站，一个坐，双双沉默，他悄悄抬头看她一眼，又垂下，她忍不住，说想自己一个人待一段时间，他说好，想说什么，嚅嗫几下终究没能出口。

她在意大利读的大学，上世纪九十年代，靠考试出的国，学的是商贸。父亲三兄弟做三合板生意起家，后来销路不畅，生意下行，父亲身体也垮了，勉强供她读完了本科。她没赶上父亲的葬礼，两个叔伯拿走了所有家产。毕业后，她和一个校友结了婚，对方是华人，两人一起创业。没生小孩，公司就是他们的子女。开端不错，生意铺到了国内，没想到零三年，新模式被仿，疾病又确诊，她说算了的时候，其实希望他悖逆自己一次，坚持一下，不过他真就“算了”。
丈夫想回去，她只身留在中国，治疗，休息，病情稍有控制，又开展新生意。继任是她的合作商，上海一所大学的教授。研发新品时两人夜以继日，朝夕相处，对方没看出她病人身份，某日见她服药，问明情况后吓了一跳。原先他认为她过于强势，吃饭时自己端着餐盒去别处，知道后软化了态度。再婚有感情因素，但也有实际考量，此后技术真是“核心技术”，谁也夺不走。他结过一次婚，儿子在英国读大学，学费一年十二万英镑。他不介意她“身体的空缺”，以及无法生育，钱和技术，不过各取所需。说到这里，她拉过我左手，摁在自己前胸，说，“你看，切掉了，空的”，又摘去灯芯绒男帽，稀疏的一小把，原来茂密卷发是假象，帽沿缀着一圈栗色假发。她用手捋了一把头皮，将帽子重新扣回，笑了笑，十分坦然。这才发现她很瘦，手背干枯，青筋毕露，和光洁的面容毫不相符。

她的商业偶像是框架传媒的谭智，两个小时内提了他五次，吉林长春人，一头银发，11个月内完成了对电梯平面媒体市场九成的整合，最后并入分众。她喜欢这样的方式，够中国，也够中庸，现代的合纵连横，没有败者，都是赢家。
“我们是个小公司，”她说，“别人挥挥手就能碾压我们。命理书说我大器晚成，会不会晚成我不知道，我只是喜欢，喜欢做这件事而已，我不在乎结果。”又说，我看你也很拼，不过我年轻时比你还拼。办公室就那么大，她双手比出一个半圆，前面办公桌，后面就是电磁炉，电磁炉贴着床铺，吃住行一体。一分钟也不浪费，但年轻时欠下的债，中年之后就会还，能注意还是要多注意。说完她走了，叫我好好休息。我昏睡了一天，第二天大早醒来，神清气爽，烧退去了，被褥上印出一张湿溻溻的人形。退卡前看了眼账单，一千八百多，等于一个月的底薪。写篇她的报道，稿酬不及一半房费。
不，我没有落差。虽然做商业报道，但我从未能真正站在他们的立场。白手起家的创业故事很少打动我，光武中兴似的家业传承也不能，人想方设法创造自己的财富，创造过程里有起落，有诡计，有朋友，有对手，好像也没什么动人的，欲望驱逐行动，行动催生结果，一体两面，如是而已。他们的所得和他们的付出几乎等值，虽然在商业故事里，最重要的运气最少被人提及——只是，很多事情并非理性可以估算，很多报酬也非逻辑可以运算，我常想，那些后来被应证为失败或谬误的选择，其实也没什么。那个时刻他也只能如此。我不曾动念写过他们，直到去年六月和朋友坐车出行，他忽然说，有些题目就会让人产生联想，有些不会。我说，比如？他说，比如“移民”就是个好名字。那时候他的双手摁在W·G·赛巴尔德那本书的白色封皮上，像神甫压着《圣经》。他说得对，我想了一会儿，就记起许多事，林，徐，黄，王，太多人。

二零一二年做商人移民调查，又陆续采访过一批，旅居日、澳、美、英、加，有开海鲜酒楼，有做金融生意，有运营商贸城，也有出国只因子女教育——顺带购房投资。当时美国签证还颇为宽松，EB-5签证TEA地区最低投资额是五十万美金，非TEA地区是一百万，加拿大、澳大利亚则分别是四十万加币和八十万澳元。招商银行的一则调查显示，二零一一年中国高净值人群人均可支配财富大概是三千万人民币。移民投资对他们来说不是什么问题，我问过的浙江商人中，约七成都有移民计划或经历，有些父辈开始已定居海外，有些则是三年不到的新移民。有人拿着海外绿卡在国内做生意，也有人在双重身份间游刃有余。他们讲过各式各样的移民理由，告诉我为何选择成为母国的异乡客。有人说她第一次出国是一九九一年，在澳洲街头看见一辆红白色长型厢车，干净异常，漂亮异常，于是问别人那是什么，对方说那是运土车。
后来她就下定决心留在这里，“运土车而已，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也有人说打算回国是因为他和女儿之间的矛盾，他在国内经商，女儿和母亲留在巴西，母亲是本地人，他希望女儿说中文，但是女儿一个字也不会，他对此无法理解。女儿爱上了一个他看不上的人，一度想私奔，于是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家庭战争中，他用古老的语言讲述
古老的戒律，女儿坐着，听着，肩背紧绷，眉头紧锁，抚着肚子，一言不发，沉默相抗，他感到深深的无力和鸿沟，前所未有地思念母语和母国，希望它们替自己完成原本属于他该做的教化。这些出去-回来的理由和细节，会因为讲述


时刻、场合的不同而发生变化，我判断着使用，试图弄清孰真孰假，或者仅仅哪个更接近真实，但也会因为稿件诉求的不同而取用。更多时刻，写完我就忘了他们，很长时间也不再记起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