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镜上的“中国”铭文(3)

　　上海博物馆藏两面博局镜上之铸铭，均记述了西汉晚期王莽营建辟雍、明堂一事。一面为四神博局镜，铭文为：“新兴辟雍建明堂，然于举土列侯王，子孙复具治中央。”。另一面为几许纹简化博局镜，铭文云：“新兴辟雄（雍）建明堂，然于举土列侯王，将军令尹民户行，诸王万舍在北方，乐未央。”汗青上的王莽建明堂、辟雍一事，在文献中亦有反应。《汉书·平帝纪》记实：元始四年（公元4年），“安汉公奏立明堂、辟雍。”《汉书·王莽传》亦有相同记实：元始四年，“是岁，莽奏起明堂、辟雍、灵台，为学者筑舍万区，作市、常满仓，制度甚盛。”团结文献所记内容，展望上博藏两面博局镜的年月上限应是西汉平帝元始四年。明堂、辟雍均为西汉重要的礼制构筑，位于陕西西安汉长安城遗址南郊。1956年，考古学者对西安大土门村北发明的西汉构筑遗址做了大面积掘客，从而进一步相识了其构筑机关及其布局。构筑史家杨鸿勋老师以为，西汉的明堂与辟雍是一体的，以是称其为“西汉明堂（辟雍）遗址”。假如将博局镜拓本与明堂、辟雍复兴平面图对较量，就会发明，两者的平面机关极其相似，均为外圆内方。

　　有学者以为，国博藏鎏金“中国大宁”四神博局镜的锻造年月应在西汉元始五年（公元5年）五月之前，并将这一镜铭与王太后的圣旨举办较量息争读。“看了这篇笔墨，就会使人遐想到平帝元始五年五月太皇太后王氏在圣旨中对王莽的赞扬。将两者作一比拟就会发明，其间有很多惊人的相似之处。……声名铜镜的建造与圣旨的形成是有接洽的。……这件铜镜应是他争取‘九锡’而造舆论之作，但不是他这位‘贤人’手制，而是授意之作；时刻应在元始五年五月之前的平帝时期。”（马良民：《西汉镜铭中的史影》，《汉代考古与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齐鲁书社，2006年）

　　江苏扬州汉墓出土一面“今名之纪”四神博局镜，其锻造年月上限应是在西汉孺子居摄二年（公元7年）。其镜铭内容有数：“今名之纪七言止，湅治（冶）铜华去恶宰（滓），铸成错刀全国喜，安汉保真世母（毋）有，长乐日进宜孙子。”“铸成错刀全国喜”，镜铭中的“错刀”是指西汉居摄二年王莽摄政之后铸行的大面额金属钱币一刀平五千（图⑥）。《汉书·王莽传上》载：居摄二年，“五月，更造货：错刀，一向五千；契刀，一向五百；大钱，一向五十，与五铢钱并行。”“安汉保真世母（毋）有”，“安汉”是指安汉公王莽。西汉元始元年正月，太后乃下诏曰：“大司马新都侯莽三世为公，……以莽为太傅，干四辅之事，号曰安汉公。以故萧相国甲第为安汉公第，定著于令，传之无限。”按照文献所记金错刀的铸行年月，可以展望出这面铜镜锻造的大抵年月。

　　国博保藏有一面新莽始开国二年（公元10年）瑞兽博局镜，直径16.1厘米。铭文云：“唯始开国二年新家尊，圣旨数下大多恩。贾人事市，不躬啬田。更作辟雍治校官，五谷成敦（熟）全国安。有知之士得蒙恩，宜官秩，葆子子孙。”铭文中也提到了西汉晚期营建的重要礼制构筑辟雍。

　　上海博物馆藏新莽始开国天凤二年（公元15年）四神博局镜，直径16.6厘米。铭文为：“始开国天凤二年作好镜，常乐贵富庄君上，长保二亲及老婆，为吏高迁位公卿，世世封传于母（毋）穷。”

　　国博保藏一面新莽时期“新有善铜”四神博局镜，直径20.5厘米。主区纹饰之外有一周铭文带，为四十九字篆书体阳铭：

　　新有善铜出丹阳，和以银锡清且明，左龙右虎囗囗囗，朱爵（雀）玄武顺阴阳，囗子九囗治中央，刻娄（镂）博局去不羊（祥），家常豪富宜君王。

　　1987年，有学者按照中国汗青博物馆藏一幅铜镜拓本上的铭文“刻娄博局去不羊（祥）”一句以为，以往称为端正镜的铜镜，应更名为“博局镜”。文中说：“笔者最近清算中国汗青博物馆旧藏铜镜拓本时，发明一种新莽时期的‘四神端正镜’（共有两纸），即是这种可以或许证实以上诸同道论点的有力的证据。”未谈到铜镜实物藏于那里（周铮：《“端正镜”应改称“博局镜”》，《考古》1987年第12期）。笔者将上述铜镜实物图片与周铮老师颁发的拓本细心比对，可以看出应该是统一面镜子，二者巨细沟通，直径均为20.5厘米；从铜镜纹饰来看，无论是位于主区的博局纹、四神与禽兽组合形象，照旧镜缘上的云气纹，皆完全沟通；其它，从四十九字的镜铭来看，不只整体机关同等，并且单字铭文的结体、用笔均完全沟通。由此，笔者以为，以往以为仅存镜拓、实物着落不明的博局镜，亦保藏于国博。

　　以上我们共罗列八面具有西汉晚期至新莽时期典范特性的博局镜，首要想声名，这一时期是博局镜风行的壮盛期，个中一些镜铭刻述了与王莽相干的名实。对付博局镜流行的征象，孔祥星等老师曾经提出这样的疑问：“日用品铜镜不和为什么要用游戏（器）具陆博上的名堂呢？这就欠好表明白。应该说陆博与铜镜上同时呈现的端正纹，刚好声名这种纹饰自有其意义，代表着其时风行的某种见识，以是才会在人们一般糊口中较多地示意出来。”（孔祥星、刘一曼：《中国古代铜镜》，文物出书社，1984年）那么，“其时风行的某种见识”毕竟是什么呢？按照学者研究，西汉晚期至新莽时期，王莽大力大举建议西王母崇敬，而博局则成了西王母祭奠勾当中的重要器材（马非百：《管子轻重篇新诠》，中华书局，1979年；唐宇：《新莽时期六博图像探微》，《中国国度博物馆馆刊》2018年第11期）。进而揣度，博局镜因此得以在其时流行。

　　小结

　　从1963年陕西宝鸡发明西周青铜器何尊上的铭文“宅兹中国”，到本文重点记述三面汉镜上的“中国”铭文，差异期间的古代先人们就是这样运用差异方法，在差异载体上塑造着昔人认知中共有的“中国”。

　　从文化意义上来说，古代中国事一个相等不变的“文化配合体”。而当我们将眼光由古代转移到今世时，每小我私人内心也都保有一个“中国”形象，有着一份植根于心田深处浓烈的“中国”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