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的都城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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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墟是有人住过而现已荒废的地方，如殷墟，加朝代名，则指历史上该朝代都城遗址。由于都城变化，夏墟、殷墟都有不同地点的。

　　年代分布约为公元前1750年～公元前1500年（一说前1730年～前1720年）。1959年开始发掘，遗存可划分为四个时期。遗址内发现有宫殿、居民区、制陶作坊、铸铜作坊、窖穴、墓葬等遗迹。出土有大量石器、陶器、玉器、铜器、骨角器及蚌器等遗物，其中的青铜爵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容器。二里头遗址是二里头文化的命名地，并初步被确认为夏代中晚期都城遗址。

　　二里头遗址位于洛阳盆地偃师市二里头村，该遗址南临古洛河、北依邙山、背靠黄河，范围包括二里头、圪垱头和四角楼等三个自然村，面积约3平方公里。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二里头遗址对研究华夏文明的渊源、国家的兴起、城市的起源、王都建设、王宫定制等重大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学术界公认为我国最引人瞩目的古文化遗址之一。

　　1899年甲骨文的发现和1928年安阳殷墟的发掘，证实了殷商的存在。对《史记·殷本纪》的肯定，必然引发出《史记·夏本纪》也为信史的认识。由此，二十世纪50年代考古界

　　提出了夏文化探索的课题。1959年夏，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徐旭生先生率队在豫西进行“夏墟”调查时，发现了二里头遗址，从此拉开了夏文化探索的序幕。

　　经考古工作者对二里头遗址数十次的考古发掘，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收获，1977年，夏鼐先生根据新的考古成果又将这类文化遗存命名为“二里头文化”。该遗址范围为东西约2公里，南北1.5公里。包含的文化遗存上至距今5000年左右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下至东周、东汉时期。此遗址的兴盛时期的年代为公元前二十一世纪至公元前十六世纪的夏文化时期，考古界将其主要阶段称为“二里头文化”。

　　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掘已持续了四十多年，遗址内发现的二里头文化遗迹有宫殿建筑基址、平民居住址、手工业作坊遗址、墓葬和窖穴等；出土的器物有铜器、陶器、玉器、象牙器、骨器、漆器、石器、蚌器等。遗址的中部发现有30多座夯土建筑基址，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最早的宫殿建筑基址群。其中，最大的两座已正式发掘。宏伟的1号宫殿建筑基址平面略呈正方形，东西长108米，南北宽100米，高0.8米，面积达1万多平方米。根据出土的遗迹现象，可以将1号宫殿建筑基址的主殿复原成一个“四阿重屋”式的殿堂，殿前有数百平方米的广庭。基址四周有回廊。大门位于南墙的中部，其间有3条通道。这样的宫殿建筑只有掌握了大量劳动力的统治者才能建成。由此也可证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二里头遗址的宫殿建筑，虽时代较早，但其形制和结构都已经比较完善，其建筑格局被后世所沿用，开创了中国古代宫殿建筑的先河。

　　二里头遗址的宫城，是迄今可确认的我国最早的宫城遗迹。纵横交错的中心区道路网、方正规矩的宫城和具有中轴线规划的建筑基址群，表明二里头遗址是一处经慎密规划、布局严整的大型都邑。它是迄今可以确认的最早的具有明确规划、且后世中国古代都城的营建规制与其一脉相承的都邑遗址，其布局开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制度的先河，许多形制为后世沿用，号称“中华第一王都”。

　　二里头遗址发掘的墓葬，已有数百座之多，但大部分为中小型墓，规模较大者只有1座，位于2号宫殿夯土基址的北部正中。中、小型墓葬规模虽然不大，但随葬品十分丰富，其中也不乏精品。

　　二里头遗址清理的手工业作坊，包括铸铜、制玉、制石 、制骨、制陶等作坊遗址，清理出大量青铜器、玉器、骨器、陶器制品。其中青铜爵、青铜斝形制古朴庄重，这是我国发现最早的青铜容器，用合范法铸造。这些青铜器的铸造，标志着我国青铜器铸造进入了新纪元。这里出土的青铜器是中国最早的一批青铜器，也是世界上最早的青铜器。

　　遗址中还出土数件镶嵌绿松石的兽面铜牌饰，制作精美，表现出了极其熟练的镶嵌技术，是我国最早的铜镶玉石制品，也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其他铜器还有生产工具刀、锛、凿等；武器戈、戚、镞等；乐器铃等。二里头遗址的玉器数量丰富，风格独具，器形有圭、璋、琮、钺、刀和柄形饰等，多为礼器。

　　重大考古发现始见于二里头文化晚期的1号、2号宫殿基址，是此前学术界确认的我国最早的大型宫殿基址。进入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二里头遗址的发掘面积进一步扩大，成果层出不穷。2004年，考古人员在2号宫殿基址下面发掘出了一座时代更早、规模更大、结构更为复杂的大型建筑基址，将迄今为止可确认的我国宫城的最早年代提前约百年左右。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许宏介绍，这座现编为3号的建筑基址

　　属于二里头文化早期，它结构复杂，规模庞大。宫城面积逾10万平方米，就目前的认识而言，它是我国古代最早的具有明确规划的都邑，其布局开创了中国古代都城营建制度的先河。后世中国古代都邑营建制度的许多方面，都可以追溯至二里头遗址，如纵横交错的道路网、方正规矩的宫城、宫城内多组具有中轴线规划的建筑群、建筑群中多进院落的布局、坐北朝南的建筑方向以及土木建筑技术的若干侧面等。此外，在宫殿区大路发现的车辙痕，是迄今所知我国最早的车辙遗迹，将我国双轮车的出现时间上推至二里头文化早期。贵族墓出土的大型绿松石龙形器，全长逾70厘米，由2000余片形状各异的细小绿松石片粘嵌而成，其用工之巨、制作之精、体量之大，在中国早期龙形象文物中都是十分罕见的，具有极高的价值。此次发现被评为200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二里头遗址的发现和发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国内外具有重大影响。中国是地球上为数不多的有独立起源的文明古国，是四大文明古国历史唯一没有间断过的国家。但中国古代文献中，有确切历史记载，可以依靠的绝对年代只到公元前841年周厉王时。一些西方学者和疑古派一度怀疑夏朝的存在，怀疑禹是神话传说中的动物(一条肉虫)，甚至主张东周以前无信史，把中国的历史一下子缩短了一半，却有些让人不能接受。为此，国家在“九五”期间，把夏商周断代工程列入重大科研项目，重点任务是要理清夏商分界与夏代的历史脉络。自二里头遗址发现后，学者们为此争论了四十年，经“夏商周断代工程”多学科的交叉研究，新的考古发现与史书的相互印证，专家们认定，夏文化持续时间大约在公元前二十一世纪至公元前十六世纪，后来被商朝取而代之。这意味着我们几乎可以从二里头遗址摸索到中华文明的起源了，明确写出了孔子司马迁没有搜寻到的中华“家谱”。

　　二里头遗址是一代帝都的废墟，也是目前所知我国最早的都城遗址。经学术界数十年来的研究探索证明，二里头遗址就是夏都斟鄩所在